欧阳修

欧阳修（1007年8月6日—1072年9月22日），名一作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籍贯吉州庐陵县（今江西省吉安市），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北宋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为“唐宋八大家”、“千古文章四大家”之一。谥号文忠。他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曾积极参与范仲淹所领导的庆历新政政治改革。文学方面，欧阳修成就斐然，是唐代韩愈、柳宗元所倡导之古文运动的继承者及推动者，为古文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其散文风格平易自然，韵味深美，诗歌风格平易清新，为宋诗奠下基础，其辞赋创立文赋的新体裁，使中国辞赋有柳暗花明的新发展，所著两部史书《新唐书》及《新五代史》列入廿四部正史之中，所定家谱格式为后世历代沿用，经学上开创宋人直接解经、不依注疏的新风气，易学上打破易传的权威地位，在中国金石学、诗话及花谱撰作三方面，都是开山始祖。政治上文化上，皆属当世最高领袖之一，在文学、史学、经学，俱有划时代的成就。

生平

早年

欧阳修父亲欧阳观，担任判官、推官等小官，母亲郑氏，景德四年（1007年）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欧阳修4岁丧父，随母亲前往随州，投靠叔父欧阳晔，自此在随州成长。因无钱买纸笔，母亲曾用芦苇杆在灰土上教他认字，因而有“画荻教子”的故事。

应试与出仕

天圣元年（1023年），欧阳修在随州参加解试（地方初试），因文章没有押韵而落第；天圣四年（1026年），终于在随州通过解试，有资格参加省试（京城考试）。翌年，由随州荐往礼部参加省试，落第。欧阳修把作品送呈学者胥偃，大受赏识，进入胥偃门下，后来胥偃上京赴任，送欧阳修入京。天圣七年（1029年），胥偃让欧阳修以国子监推荐举人的身份，参加国子监解试，结果高中第一名；天圣八年（1030年），省试第一，同年参加殿试，名列甲科第14名。高中后，胥偃把女儿嫁予欧阳修。天圣八年（1030年）5月，欧阳修任命为西京洛阳留守推官，开始政治生涯，在钱惟演幕下，与尹洙、石曼卿、梅尧臣等名士交游，并与范仲淹通书信。明道二年（1033年），夫人胥氏去世。景祐元年（1034年），欧阳修获召试学士院，授官馆阁校勘，移居汴京；景祐三年（1036年），声援与宰相吕夷简冲突的范仲淹，被指为“朋党”，贬到夷陵。当时一同被贬的共有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4人。景祐四年（1037年），再娶薛氏。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与吕夷简和解，获重新起用，欧阳修也再任命为馆阁校勘，修订朝廷藏书目录《崇文总目》，事成后升任著作郎（主修国史之职）。

政治改革

庆历三年（1043年），吕夷简因病告退，但仍干预国事，欧阳修当时出任谏官，加以激烈批评，并与蔡襄分别上疏，请起用韩琦、范仲淹执政。两篇奏章非常有力，范仲淹获任命为参知政事（副相），富弼则做枢密副使。范仲淹出任副相后，即奏上“十事疏”，推行政治改革，史称“庆历新政”，内容包括改革科举和扩充学校。欧阳修与富弼、余靖、蔡襄等人参与庆历新政，并撰写“十事疏”中“精贡举”一项。欧阳修批评当时科举考试执著于平仄声调，考生只知背诵，文章华而不实，主张应先考“策论”（政论），考核考生阐述见解的能力，然后才考诗赋。以夏竦为首的政敌批评范仲淹等人交结朋党，欧阳修作《朋党论》加以反击，宋仁宗不信其辩解，夏竦又乘机陷害富弼，于是范、富都出调，改革派被瓦解。庆历四年（1044年）年底，欧阳修奉使河东路，又任河北都转运按察使，革除地方积弊，罢免不称职官员。庆历五年（1045年），庆历新政完全失败，各项政策包括科举改革都回复原貌，唯独扩充学校的政策推行下去。

受攻击

两次被贬后，欧阳修及其朋友反而声名大增，更受尊重。欧阳修平日多批评，得罪人，政敌“权知开封府事”杨日严与夏竦力图铲除他，庆历五年（1045年）以“张甥案”告发欧阳修，使他下狱。欧阳修有一姓张的外甥女，与他没有血缘关系，自幼投靠欧阳修，出嫁后被揭发通奸，拷问时供出未嫁时与欧阳修乱伦。此事一出，舆论大哗，欧阳修始终不承认，官员两度审理此案，都判定并无其事，了结此案。欧阳修死罪得以赦免，另以挪用外甥女嫁妆罪名，贬官滁州。庆历八年（1048年），欧阳修改任扬州知州，皇祐元年（1049年）改颍州知州，翌年北移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皇祐四年（1052年）其母郑氏逝世，翌年归葬其父母于吉州。至和元年（1054年），欧阳修被召入京，一度被政敌诬陷，幸得其他官员申辩，得以留京，奉命编修《新唐书》；嘉祐二年（1057年），升为翰林学士，上奏批评宰相陈执中杀婢，宋仁宗不接纳，改派欧阳修出使辽国；同年欧阳修知贡举，以古文取士，推动古文运动；嘉祐三年（1058年），韩琦、富弼上台，欧阳修则继包拯出任开封府知府。

执政

嘉祐五年（1060年），欧阳修上呈《新唐书》，升为枢密副使，自此直至治平三年（1066年），与韩琦、富弼一同主政，这是欧阳修生平首次肩负执政重任，也是北宋中期政治最平静的时期。欧阳修作风以稳健为主。嘉祐六年（1061年），出任参知政事（副相），掌政期间，整顿行政效率，整理当年吕夷简制定的行政则例。后来富弼与韩琦、欧阳修二人，因作风不同而不和。嘉祐八年（1063年），宋仁宗驾崩，遗命欧阳修与韩琦辅佐其过继的侄儿宋英宗。欧阳修支持英宗追尊生父濮王赵允让，称之为“皇考”，引起“濮议”之争。大多数大臣如司马光、吕公著等，认为英宗已过继给仁宗，应称生父为“皇伯”，批评欧阳修是罪魁祸首，欧阳修亦竭力辩护，主张应考虑亲情。欧阳修自知在朝中已孤立，请求外任，但不获准。当时从舅薛宗孺与欧阳修有私怨，治平四年（1067年），扬言欧阳修与媳妇吴氏有暧昧。因指控严重，欧阳修立即杜门不出，上奏章辩明真相，一时朝中竟无大臣为他辩解，欧阳修当日提拔的言官蒋之奇也倒戈相向。指控不大可能属实，因夫人薛氏治家甚严。宋神宗不信指控，断定本无其事。但欧阳修毕竟已声名受损，政治上已无领导力量，朝廷终于让他外放，任亳州知州。

引退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推行熙宁变法，欧阳修不予赞同，也不加实施，宋神宗和王安石亦听他、由他。熙宁三年（1070年），神宗有意再起用欧阳修，但王安石反对，欧阳修自己亦坚决推辞，神宗让他改任蔡州知州。欧阳修晚年多病，身患眼疾、齿疾，手足不便，熙宁四年（1071年），获准告老，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隐居颍州，翌年去世，年六十五。

思想

政治

欧阳修重视礼乐，认为礼乐荒废是五代速亡的原因。政务方面，欧阳修本于儒家思想，治术以宽简为原则，减少扰民，政见由激烈转为温和，由改革而转为保守，主张缓进而非激烈的改革，与王安石有异。欧阳修注重吏治，用人才必须改良考绩制度，主张设立按察使，纠察不称职官员。历代王朝，欧阳修以尧、舜、夏、商、周、秦、汉、晋、隋、唐为正统，反对汉代以来流行的“五德终始”朝代循环说。欧阳修同情贫困的百姓，怒斥社会上的不公平现象，批评当时冗兵过多，皆不劳而食，游手好闲；地主则兼并田地，使佃农难以维生，纷纷举债，以致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官府力役征派过重，稍有一二顷田地的小农都要承担，延误农时，官吏更乘机勒索受贿，以农民弃田逃亡。欧阳修主张朝廷财政上必须量入为出，不可巧立名目征敛，并要为荒年留下储备。

立身处世

欧阳修为人宽宏大量，有远见，他主张人本主义的“不朽”论，源自《左传》立德、立言、立功的传统。他最重视忠君之心，其次是父子之情，宣扬士大夫气节，敬仰以身殉国、保存节义的志士，在《新五代史》开创〈死节传〉加以表扬；书法方面，则特别钦佩为唐朝殉国的颜真卿。欧阳修对形而上学不感兴趣，认为“理”只是社会和人事中的原则，万物各有其理，而没有终极的“理”；性无善恶，谈论人性善恶并无意义，“性非学者之所急”，并不关注“道德性命”之类的理学问题，拒绝开拓儒学“内圣”的领域。科学知识方面，欧阳修认为自然之理不重要，所以没有得到圣人的关心，毋须探究，这方面不如稍后的沈括。

宗教

欧阳修并没有显著的宗教信仰。欧阳修抱定儒家思想‘敬鬼神而远之’、‘不祀匪鬼’，否定‘祈神’之说、但尊重鬼神的存在，故也曾写作祈雨、祈晴或者祭神的文章，尤其强调其为顺应民意。欧阳修坚决排佛，认为佛教伤害民俗、浪费社会财物，为了振兴学术、重修“礼义教化”，必须从官方角度排斥佛教，读书人尤当以礼义超越佛法、谋求儒家的进步。欧阳修对于僧尼的看法是，许多僧尼只为不劳而食而出家，浪费民财。但欧阳修也与有学问、能作诗文的僧人来往，更从个人角度希望他们还俗。至于道教，欧阳修不信神仙方士之说，但认为道教为害不大。对于儒家学说范围内偏向于唯心和迷信的‘儒术’，如《易经》卜卦等，欧阳修觉得不太可信；对民间的看面相和算命，则是将信将疑、亦不完全否定。关于因果报应，欧阳修态度矛盾，有时相信阴德之说，相信祖先积德或行恶，将报应于子孙；有时又觉得因果报应说讲不通，人生祸福，世事变迁，只可归于天命。

文学

文章

欧阳修的文章学习自韩愈和李翱，10岁时偶然觅得韩愈文集，读后大为叹服，苦心钻研，但他不主张模彷韩愈的怪异险僻，认为应自然地写作。风格上，欧阳修散文议论清晰，通俗易懂，平易疏畅，委曲婉转，抑扬有致，情韵优美，纾余含蓄，得古文阴柔之美。行文则平易而自然流畅，避免了韩愈尚奇好异的作风。其书信如《上范司谏书》、《与高司谏书》，文辞恳切动人，令人信服，在宋代无出其右。欧阳修散文善用助词与连接词，如句首的“夫”、“惟”、“然”，句末的“也”、“矣”等，使句子脉络清晰，更有条理。《醉翁亭记》使用21个“也”字，语言精练，结构严谨，平易简约，自成一体，到处传写，“为之纸贵”。其议论文如《朋党论》结构严谨，论证独特；《新五代史》部分源自《旧五代史》，欧阳修把骈偶句子和四六句式，改为古文散句，使文风简洁，节奏起伏曲折，错落有致。欧阳修片刻不忘写作，灵感常在“马上、枕上、厕上”出现，完成作品往往再三修改，写作态度甚为认真，精益求精。欧阳修重古文而不废骈文，所写骈文甚获好评，为天子起草的诏令，都用骈文写成。欧阳修反对西昆体，但对擅长西昆体骈文的杨亿也很赞赏。

诗词

欧阳修诗歌今存古诗359首，近体诗470首，诗风平和宁静，平易流畅，题材广泛，以文为诗，手法新颖，使诗风变为平易清新，为宋诗奠下基础，绝句《远山》可代表他的风格：

欧阳修尝试“以文为诗”，在诗歌格律下像散文那样畅所欲言，为王安石、苏轼等人奠定了基础。李、杜二大诗家，欧阳修较喜欢李白，并曾经消遣杜甫的诗俗气，像是乡村私塾老师写的。欧阳修称誉当世梅尧臣和苏舜钦的诗歌，二人因而著名。欧阳修不赞成西昆体诗歌，提倡古诗，其古诗大受苏轼、王安石赞誉，认为可与李白媲美。

欧阳修词的成就不如古文、诗歌，毁誉参半，只是承上启下的过渡人物，上承冯延巳的深挚，下启苏辙的疏俊、秦观的深婉，词风婉转而抑扬顿挫，风度雍容华贵，但个性不甚分明，词风与冯延巳、晏殊极相似，不脱花间派的风格。有些词吸收民歌腔调与辞汇，也有新意，如歌咏颖州西湖的联章组词〈采桑子〉，受“定格联章”的民间曲子影响。部分欧词有豪宕深挚的一面，王国维称赞其〈玉楼春〉“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于豪放中有沉着之致”。

古文运动

欧阳修文学上最重要的贡献，是倡导和发展古文，承前启后，一手领导宋代古文运动。在理论上，欧阳修跟韩愈一样，认为“道”重于“文”，影响宋代文学理论。他成功改革唐末五代以来内容空洞、风格浮艳艰涩的文风，改换风俗，确立重道重文的观念，使古文复兴，在改革文学方面，成就较韩愈、柳宗元时代更普遍和透彻。石介、孙复等人在太学讲学，已经使治学者多作古文。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主持贡举，主试进士，改变科举取士的标准，重视古文的体裁与议论的内容，取录曾巩、苏轼苏辙兄弟。起初士人猛烈反对欧阳修所主张的文体，但欧阳修不顾批评，坚决倡导，又特别提拔苏洵与王安石。士人见考试标准改变，欧阳修提拔的人都仕途得意，于是逐渐接受，群起仿效，从此文体开始大变，古文风行。欧阳修身为文坛领袖，热心指正与提拔后学，他自己及所提拔的五人，即占唐宋八大家中六家，唐宋八大家的散文系统由此建立。欧阳修同时批评矫枉过正的古文，即险怪奇涩的“太学体”古文，使明快达意的古文成为主流的文体。他开创古文平易流畅的风格，后世不少古文家承继和发展这种风格，形成古文的阴柔派。

文学批评

欧阳修撰《六一诗话》，记述诗坛轶事，首创“诗话”的著述形式，是文学史上第一个写诗话的人，司马光、刘攽等当世士大夫俱加仿效，司马光并明言其诗话是“续”欧阳修之作。《六一诗话》摆脱了严肃文论的束缚，扩阔了批评的领域，使诗话发展成中国文学批评的主要形式。

辞赋

宋代中期以前的辞赋，只是应试的官样文章，以四六为句式，以繁缛工整为风格，可说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欧阳修为辞赋开辟新道路，其作品着重气韵，吟咏性情，摆脱过往格律的羁绊，并不炫耀富丽寄巧的辞句；名作〈秋声赋〉文辞精炼，声调铿锵，布局紧凑，不拘格律，有声有色，与苏轼〈赤壁赋〉同样流传久远，家喻户晓，辞赋自此放宽排偶对仗的约束，夹用散文句式，形成文赋的新体裁。

史学

欧阳修编纂《新唐书》及《新五代史》，二书都列为正史，并创立新体例。嘉祐四年（1059年），他任史馆修撰，主张史馆应该独立，不受君主支配，毋须避讳。目录学方面，他参与编著《崇文总目》。此外，他和苏洵并以修家谱著名，一直到20世纪前期，中国人家谱格式所采范本，非欧即苏，别无他法。这是欧阳修对社会史的一大贡献。

新唐书

欧阳修编纂《新唐书》，负责撰纪、志和表，列传部分则由宋祁完成。《新唐书》文笔较《旧唐书》活泼，志、表亦较优胜，其中〈宰相世系表〉最为重要，保存了唐代世家大族的系谱。但欧阳修认为以简洁为贵，所以《新唐书》删去唐代的骈体诏令，也删去若干史料，材料实不及旧书丰富，失诸过简，并用春秋笔法加以褒贬，后来许多史家如章学诚，都不赞成这种写法。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中，唐代部分几乎全用《旧唐书》而不采《新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