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原名钱恩鑅，字宾四，是出身江苏无锡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及作家等，亦是吴越钱氏的后代。他是香港新亚书院、新亚研究所及新亚中学的共同创办人。钱穆毕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高举现代新儒家的旗帜，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其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他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也因而被一同称作中国的“（现代）四大史学家”。

1968年，担任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会科学组院士。

生平

幼年启蒙

名穆，字宾四出自《尚书·虞书·舜典》：“宾于四门，四门穆穆”。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岁入私塾读书。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改入新式学堂无锡果育学校就读。光绪三十三年（1906年）升入常州府中学堂，宣统二年（1910年）因故退学，转读南京私立钟英中学。

就读果育学堂期间，遇到同为革命党人的体操教师钱伯圭，钱伯圭告诉钱穆“《三国演义》开头讲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中国走错了道路，西方合了就不再分”，又言“今日中国的皇帝不是中国人”。钱穆晚年自认“此后读书，伯圭师此数言常在心中”，毕生学问关心中西文化优劣，并抱有民族观念，皆因此时的启发。

初为人师

宣统三年（1911年），因辛亥革命，中学学校停办，遂辍学，在家自学。民国元年（1912年），年十八，抗颜为人师，任教于家乡小学。

执教中学

民国十一年（1922年），先后八年，受聘集美、无锡三师、苏州省立中学执教。

大学之道

民国十九年（1930年），钱穆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民国二十年（1931年），在北平八年，先后授课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校，与学术界友人时相切磋。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发表清代学术史研究的力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流寓西南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抗战军兴，钱穆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华西大学、齐鲁大学、四川大学、江南大学等高校。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国史大纲》出版，采取绵延的观点了解历史之流，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4月，钱穆与江南大学同仁唐君毅一起应广州私立华侨大学校长王淑陶之邀，从无锡南下广州任教。5月5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中政会约集民主社会党、青年党领导人讨论组织经济研讨委员会，朱家骅、陈立夫等50余人出席，会议推定阎锡山、陈启天、万鸿图、张其昀、钱穆、程天放、袁守谦等13人为起草纲领委员。

迁港办学

1949年8月5日，鉴于日趋明朗的中国战况，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中美关系白皮书》（《对华关系白皮书》、《中美问题白皮书》）。8月12日起，新华社为反击连续发了六篇评论《中美问题白皮书》的文章，其中五篇为毛泽东亲自执笔；在8月14日〈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毛泽东指出胡适、傅斯年与钱穆为首的部分知识分子受美帝和国民党控制，钱穆害怕遭到清算，于10月随广州私立华侨大学南下香港，出任“亚洲文商学院”（新亚书院前身）院长。

1950年，亚洲文商学院更名“新亚书院”，使流亡学生得以弦歌不辍；而办学有成，亦获香港政府尊崇，于1955年赠予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56年，钱穆与胡美琦在香港结婚。1960年，钱穆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又获颁赠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1965年，钱穆正式卸任新亚书院校长，应聘马来亚大学任教。钱穆一生以教育为业，五代弟子冠盖云集，余英时、严耕望等人皆出门下。

1973年，钱穆等人创立新亚教育文化会，并在新亚书院位于九龙土瓜湾的旧址改办新亚中学。

台湾定居

1967年9月，钱穆自港赴台。1968年，迁居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素书楼。该地点为时任总统之蒋介石直接下令拨用与建楼。

1968年，钱穆膺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时，钱氏名落孙山。1966年始获提名，钱氏耻而不受，并愤愤表示：“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第一次选举院士，当选者多到八十余人，我难道不该预其数！”两年后，钱氏始同意列名院士。在胡适有生之年，钱穆就是未能当成中央研究院院士。日后李敖认为这是不公道的，他说：“钱穆的理学怪说固不足论，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更该先入选成院士。”

1969年，应张其昀之邀任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史学教授。此后专致于讲学与著述，虽视力因白内障而日弱（至1978年访港前夕，钱穆已基本上永久失明），仍随时提出新观点，由夫人胡美琦诵读整理出版为《晚学盲言》。

1989年，钱穆应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之邀请，在夫人陪伴下返港出席新亚书院40周年校庆，此乃钱氏生前最后一次出席公开活动。

1988年5月发生素书楼风波，台北市议员周伯伦质询政府财产遭钱穆不当占用，要求钱穆搬家，改设立纪念馆。为避嫌，钱穆于两年后的1990年5月另觅居所主动迁出素书楼，离开时幽默而辛辣地讽刺：“活的不许住，还没死就要做纪念馆。”引起社会议论。

钱穆在迁出素书楼3个月后，于同年8月30日逝世于台北市杭州南路寓所中，其对妻的遗言为：“自古以来的学人，很少有及身而见开花结果的。在今天讲文化思想，似乎不像科学家的发明，不论别人懂与不懂，即可获得举世崇拜。因为科学有一个公认的外在价值。而讲文化思想，只有靠自己具有一份信心来支持自己向前，静待时间的考验来给予公平的裁判，而且他会使我们的生命充满了意义、具有了价值。”

钱穆去世后，他在中国的侄子（即钱穆长兄钱挚的长子）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表示希望能来台奔丧，而当时的李登辉政府同意其入境，然而必须以“公开宣布退出共产党”为条件（钱伟长并非共产党员），不愿意答应此条件的钱氏子女只好改为参加9月30日在香港中文大学邵逸夫堂举行的公祭。

身后

1992年，胡美琦奉钱穆灵骨，归葬于中国江苏省苏州市金庭镇（西山岛）。

自钱穆迁出后，素书楼闲置年余，最初交由台北市立图书馆管理，于1992年1月6日正式将素书楼辟为纪念馆。后由于素书楼年久失修，台北市政府于2001年进行修缮工程，随后将素书楼转交台北市政府文化局管理，台北市政府文化局于2001年12月31日将素书楼改名为钱穆故居。民国九十九年（2010年），时任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在钱穆逝世20周年纪念会上，以总统身份向胡美琦为素书楼事件中台北市政府的做法致歉，并肯定钱穆的清白。

钱妻胡美琦于钱穆逝世二十周年撰文强调：“当年两位蒋总统礼贤下士，定要由政府盖素书楼，他们不是随便做此决定。宾四接受政府的礼遇，也经过了一番深思。‘素书楼事件’的发生，有关政治领袖人物的智慧，以及中国传统‘士’人的风格气节，这不是一件小事。我有责任详细说明。”指素书楼本因经济考量，由朋友介绍购买一块靠近东吴大学的坟地，再由胡美琦兄长胡美璜底下的工程师负责建筑新宅。但事后总统蒋介石得知此事，透过蒋经国表示建筑素书楼的规划理当由政府负责，要求胡美璜交出建筑设计图，并对胡美璜说后续之事不需要再过问。于是钱氏夫妻已无法推诿政府筹建素书楼的事务。钱穆搬离素书楼之后卧病在床，胡美琦对钱穆说：“我们自己该要辨明的是民国72年以前没有契约时的两点理由，一是为两位去世的蒋总统争清名。我们认定素书楼是国家宾馆，不是台北市政府的宿舍。当年两位蒋总统是公开兴建素书楼的，二十年来不是没有民意代表，但从没有异议，这一段时期自属合法。时代变了，这表示礼贤下士的时期在台湾已经结束。所以我们只有搬出素书楼，才能替两位去世的蒋总统表明当年建宾馆并不为私。一是为你，人活着必该要有尊严。借用契约于（民国）81年一月到期，报上说某议员表示到期还要再议论。那时你九十八岁了，难道还要再受一次他们呼名唤姓的羞辱吗？素书楼再好，也不值得了。”。

家庭

无锡邹氏，妻，殁于1928年。

张一贯，妻，生于1901年8月10日，殁于1978年3月8日。为以下众子女之母。

钱胡美琦，妻，2012年3月26日去世，享年83岁。

钱拙，长子。

钱行，次子。著有《思亲补读录》。2026年9月6日去世，享耆寿94岁。

钱逊，三子，中国大陆历史学家，2019年8月23日去世。

钱易，长女，中国环境工程专家，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钱辉，小女。

钱婉约，长孙女。著有《我记忆中的祖父》。

钱松，长孙。

钱伟长，侄子。中国力学家、应用数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大学校长，暨南大学董事会董事长，南京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江南大学，耀华中学名誉校长。中国近代力学、应用数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七届、八届和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名誉主席。

学术

钱穆没有接受过现代大学训练，他的治学理念受吕思勉影响甚深。当胡适学派反对“崇古”与“迷信”，对中国传统文化及上古史作存疑与否定态度时，钱穆等人立表异议，说“余任上古史课，若亦疑古，将无可言”。他在《国史大纲》一书中说：“今求创建新的古史观，则对近人极端之怀疑论，也应稍加修正。”钱先生后来坦率地表明自己不同于古史辨派的一味疑古而是在求真的基础上提出新说：“……而余则疑《尧典》，疑《禹贡》，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然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疑与信皆须考，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

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一书，考证数十本秦汉古籍，并大量引用雷学淇的《竹书纪年义证》，排出先秦时各事件的先后顺序。后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书，该书以论证完整的二十八个不可通驳斥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使当时再无学者替康有为辩护，清末以来影响极大的经学今古文之争方才告一段落。钱穆在该书中认为《孙子兵法》即当时已失传的《孙膑兵法》，《孙子兵法》的作者是孙膑。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孙膑兵法》，与《孙子兵法》不同，证明了《孙子兵法》的作者并非孙膑。

钱穆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所依托的文化保有真诚信念，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绝非可仅仅以“君主专制”简单概括。钱穆的徒弟余英时称他“一生为故国招魂”。正是出于将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放在中国文明系统的框架内求客观的了解，钱穆主张，应该在固有文明的真相基础上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政治制度，而非以后见之明浅薄地非议与污蔑之。

学友

原本胡适相当欣识钱穆，称钱先生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乃“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并对学生说：有关先秦诸子事，可向宾四先生请教，不必再问他。

外界以为钱先生“喜治乾嘉学”，张君劢甚而劝钱穆“何必从胡适之作考据之学”。钱穆初到北平，胡适的弟子傅斯年对他优礼有加，邀至史语所，奉为上宾。胡适也将私藏“孤本”《求仁录》借给钱研览。

但钱穆在治学方面与胡适颇多抵触。胡适继承传统的说法，认为老子略早于孔子；钱穆则创立新说，认为老子略早于韩非，后于孔子。一次，两人不期而遇。钱穆说：“胡先生，《老子》成书的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你的错误了！”胡适说：“钱先生，你举出的证据还不能说服我；如果你能够说服我，我连自己的亲老子也可以不要！”

钱穆与胡适二人在老子生年、《说儒》等学术问题上观点迥异，时有争辩。具体学术分歧尚属表面，深层原因是钱对胡的“新文化”主张不以为然，他后来甚至认为，中国思想界“实病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如“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文化）必遭排斥”，贻害深远。当年北大讲坛上最叫座者乃胡适和钱穆二人，钱穆称“大凡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

钱穆先生原本仅仅是苏州中学的一位普通教员，1927年正是由于顾颉刚先生的慧眼识才，才使得钱先生得以进入北京主流学术圈并逐渐为人所知。

钱穆先生在北大执教期间，多与汤用彤、熊十力等人来往，关系十分融洽。

东吴大学外双溪校区爱徒楼旁有钱穆故居，即为钱穆曾居住之素书楼。

著述

史学

《周公》，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29年。

《刘向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第七期，1930年。

《国史大纲》上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40年6月。

《中国历史精神》，台北国民出版社出版，1951年11月。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香港自刊本，1952年11月。

《黄帝》，台北胜利出版社出版，1954年。

《秦汉史》，香港新华印刷股份公司出版，1957年3月。

《中国历史研究法》，香港孟氏教育基金会出版，1961年12月。

《史记地名考》，香港太平书局出版，1962年10月。

《史学导言》，台北中央日报社出版，1970年5月。

《中国史学名著》，台北三民书局出版，1973年2月。

《孔子传》，台北中华民国孔孟学会出版，1974年8月。

《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台北联经出版，1979年。

《历史与文化论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出版，1979年8月。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台北东升出版公司出版，1981年12月。

《古史地理论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出版，1982年7月。

《中国史学发微》，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出版，1989年3月。

思想

《论语文解》，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18年11月。

《论语要略》，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25年3月。

《孟子要略》，上海大华书店出版，1926年。

《墨子》（万有文库），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30年3月。

《王守仁》，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30年3月。

《国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31年5月。

《惠施、公孙龙》，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31年8月。

《老子辨》，上海大华书店出版，1932年。

《先秦诸子系年》上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35年12月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37年5月。

《清儒学案》，重庆，为国立编译馆写，1942年稿成佚失。

《孟子研究》，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48年。

《庄子纂笺》，香港东南印务公司出版，1951年12月。

《中国思想史》，台北中国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出版，1952年11月。

《国史新论》，香港自刊本出版，1953年5月。

《宋明理学概述》，台北中国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出版，1953年6月。

《四书释义》，台北中国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出版，1953年6月。

《阳明学述要》，台北正中书局出版，1955年3月。

《中国思想通俗讲话》，香港自刊本，1955年3月。

《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及大学问节本》，香港人生出版社，1957年6月。

《庄老通辨》，香港新亚研究所出版，1957年10月。

《学龠》，香港南天书业公司出版，1958年6月。

《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香港新亚研究所出版，1958年8月。

《孔子论语新编》，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1963年。

《论语新解》上下册，香港新亚研究所出版，1963年12月。

《朱子新学案》，一至五册，台北三民书局出版，1971年9月。

《朱子学提纲》，台北自刊本，1971年11月。

《理学六家诗钞》，台北台湾中华书局出版，1974年元旦。

《孔子与论语》，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出版，1974年9月。

《孔子略传论语新编》，台北广学社出版，印书馆出版，197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