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世达赖喇嘛

丹增嘉措（藏语：བསྟན་འཛིན་རྒྱ་མཚོ，藏语拼音：Dänzin Gyaco，1935年7月6日—），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作为达赖喇嘛，他在藏文化中，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最高领袖，藏地政治和宗教的象征人物。

丹增嘉措生于藏区安多西宁县祁家川（今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红崖村）的农民家庭，乳名拉木登珠。1937年，经过寻访团遴选后，他被认定是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隔年，西藏噶厦政府正式公开承认其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同意免于“金瓶掣签”。1940年2月22日，其举行坐床典礼，继位成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并由热振·图旦绛白益西丹巴坚赞、达扎·阿旺松绕图多旦巴杰增先后出任西藏摄政。

1950年11月17日，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昌都战役中击败藏军，丹增嘉措提前亲政，执掌西藏的政教大权，并派代表与中央人民政府谈判，达成了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又称“十七条协议”）。他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担任职务改革西藏制度。在1954年至1959年间，他担任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也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一届委员、第二届常务委员，以及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1956年11月下旬，十四世达赖喇嘛应邀赴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法会，于印度停留三个月。与周恩来会谈后，于1957年4月1日返回拉萨继续施政。1957年以后，主张反对“十七条协议”。1959年3月17日，流亡印度。随后丹增嘉措在印度达兰萨拉建立藏人行政中央政府，长期担任领导人。他到印度后，政治理念又逐渐变化，开始转向推动西藏自治，但后来与中方多次谈判均未果。

宗教上他对藏传佛教的观点看法，经印度佛教的影响后，在西方获得相当的敬重，除了新思维外，他长期在各地演讲有关于西藏的政治，就西藏地位问题提出“五点和平计划”。由于主张以非暴力方式磋商，他在198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2011年，他宣布完全退休，自己将卸下所有职务与权力，移交给民主选举产生的司政负责领导，结束了达赖喇嘛长期的政教合一传统。尔后他很少碰触西藏管理议题，淡出政治。不过在宗教方面他仍然积极活动，并在晚年宣布可能转世将不限于西藏自治区内，而历史至今，只有两位达赖喇嘛并非出生于西藏。

名号

作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藏语：བསྟན་འཛིན་རྒྱ་མཚོ，藏语拼音：Dänzin Gyaco）的法名全称为“吉尊降白阿旺洛桑益喜丹增嘉措师松旺觉聪巴密白德贝桑布”（藏语：རྗེ་བཙུན་འཇམ་དཔལ་ངག་དབང་བློ་བཟང་ཡེ་ཤེས་བསྟན་འཛིན་རྒྱ་མཚོ་སྲིད་གསུམ་དབང་བསྒྱུར་མཚུངས་པ་མེད་པའི་སྡེ་དཔལ་བཟང་པོ་，藏语拼音：Jêzün Jambä Ngagwang Losang Yêxê Dänzin Gyaco Sisum Wanggyur Cungba Mêbä Dê Bäsangbo），意译是“文殊尊者语自在睿智良慧持法海总摄三界无敌军具足吉祥贤德尊”。在过去，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重要僧侣，也是该派的实质领袖。达赖喇嘛被视为是圣观音的化身。而在当前，除了作为格鲁派的最高指导者外，对于其他藏传佛教教派来说，达赖喇嘛也是藏传佛教最高领导者，甚至被称作藏传佛教的“法王”。例如宁玛派的流亡藏人索甲仁波切，便认为丹增嘉措是当前藏传佛教的最高领袖。

生平

家庭背景

1935年7月6日，丹增嘉措在安多地区（青海省）塔泽村的一个农民和马贩家庭出生。这个安多地区小村庄位于传统藏区边境，约有20个农民家庭定居。丹增嘉措的家族出身土族，双亲并非贵族阶级、而是与地主并无联系的小农，并住在典型的藏族住屋里。他们拥有小块的土地，自力耕种青稞、荞麦和马铃薯，并混养数头犏牛、约80头绵羊和山羊、几匹马与一对牦牛。丹增嘉措是16个孩子中的第九个孩子，最大的孩子是姐姐达拉·次仁卓玛，比他年长18岁。其大哥土登晋美诺布很早就被认定是高级喇嘛当彩活佛，被迎请到著名的塔尔寺。他后来被限制在塔尔寺时，其两个兄弟因为是“承愿转世者”，已经在那里学习成为喇嘛。

丹增嘉措原名为“拉莫顿珠”（藏语：ལྷ་མོ་དོན་འགྲུབ།，威利转写：lha mo don 'grub，藏语拼音：Lhamo Tönzhub），意思是“期盼充满神性”。其母亲后来告诉他，他从小时候就未曾显现出怯生的样子。在拉莫顿珠2岁多时，西藏噶厦政府根据事前预兆，派出3个寻访小组前往东北方、东方和东南方，寻访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其中一个预兆是，在第十三世达赖喇嘛逝世后，遗体头部原先朝向南方，后来却转往东北方，被视为是暗示转世灵童的出生方向。后来高级喇嘛、西藏摄政热振·图旦绛白益西丹巴坚赞至圣湖拉姆拉错观湖，清晰“看见”水里浮现“Ah”（ཨཿ）、“Ka”（ཀ）和“Ma”（མ）三个藏文字母，并出现一座有着绿蓝色屋瓦与金色屋顶的三层楼寺院，再经过一条曲折小径通到东面山丘，对面有一栋怪异造型“导水槽”、绿松石色屋檐的小屋。

热振和大多数人确信“Ah”暗示着寻访地点位在安多地区，因而派遣寻访团至东北方。1937年，寻访团抵达结古，与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会面。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提出3名候选男孩的姓名，但有两位后来被排除。在拜访第三位人选时，寻访团开始觉得“Ka”指的是三层楼高、绿蓝色屋顶的塔尔寺；在寻访附近村落时，亦发现与观湖结果相符合、屋顶上有结瘤杜松木干的房子。寻访团领袖格仓仁波切先是扮作仆人，却被拉莫顿珠称呼为“色拉喇嘛”。而在携带一些相似物件拜访时，拉莫顿珠于任何情况下都能正确无误地认出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个人用品，并拒绝选择其他物品。

前往拉萨

从1936年起，马步芳代理青海省政府主席，实际统治著青海省，而“马家军”亦获得国民政府的支持。在前往塔泽村前，格仓仁波切曾先向马步芳致意。但这让马步芳知道寻访的事情，并把拉莫顿珠及其家人带到他处。马步芳和塔尔寺要求先认定拉莫顿珠为达赖喇嘛，否则拒绝让拉莫顿珠离开。虽然格仓仁波切已经确定人选，西藏政府指示要把拉莫顿珠带回拉萨做进一步的测试；西藏政府认为如果先行宣布拉莫顿珠为达赖喇嘛，国民政府将会坚持派遣大批军队护送，并留在拉萨拒绝撤出。

马步芳后来收回要求，同意在交付法币10万元后，就允许寻访团前往拉萨。格仓仁波切设法满足赎金要求，但当他们抵达塔尔寺时，马步芳再次要求另外缴出33万美元的赎金，包括：政府官员、军事部属和塔尔寺各10万美元，护送费2万美元，马步芳本人则收1万美元。由于已经历经2年的外交争执，为了避免大批护送军队跟着进驻拉萨，西藏政府还是接受赎金的要求。最后位在拉萨的西藏政府经由穆斯林商人代表，向马步芳支付赎金款项，西藏政府则事后连同利息偿还。同时，印度政府则给予西藏进口特许权，帮助他们筹集赎金。

1938年9月，西藏驻南京办事处向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转呈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寻找达赖转世灵童及请速送青海灵童入藏电(漾电)向中央询问意见。蒙藏委员会拟定三种转世掣签的方式。10月20日行政院复函，请蒙藏委员会与西藏政府先行商议。12月12日，热振感谢中央电令马步芳送青海灵童入拉萨，并请求中央派员参加，并提出蒙藏委员咨议张威白可就近参加的可选方案。12月28日，西藏驻京办事处转呈西藏政府来电称，同意达赖喇嘛转世掣签办法中的第三条，即由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指派代表就近办理，藏方表示“敬谨接受”。

1938年12月28日，国民政府下令：“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会同热振呼图克图主持第十四辈达赖喇嘛转世事宜。”1939年1月5日，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致电报热振活佛，通知国民政府特派他会同热振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事宜。到了1939年夏天，马步芳在获得大笔护送费后，派马元海师长护送西藏政府的寻访团带着拉莫顿珠、其双亲和三哥达拉·洛桑三旦，动身前往西藏拉萨。在前往拉萨的路上，西藏摄政和民众大会则完成转世灵童的确认。当寻访团离开马步芳统治的地区，西藏政府便宣布拉莫顿珠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正式公开承认此事。经过10个星期的旅途，拉莫顿珠在10月8日抵达拉萨，送往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意即“珠宝邸园”）。

1939年12月8日，噶厦电蒋介石：“（蒙）。重庆。转呈蒋委员长钧鉴：祭密。十三辈达赖化身佛爷到达西藏后，于藏历十月十三日，从前规矩剃发、赠号、受戒，均已做好完毕，号日：吉尊降白阿旺洛桑益喜丹增甲错师松汪觉聪巴密伯德青布，不远即登布达拉宝位。谨呈察核。噶厦叩。齐”。报请中央备案。1940年1月26日，热振将拉木登珠的灵异情形以及希望转呈中央请求免于金瓶掣签的请求电报至吴忠信。28日，吴忠信向赵丕廉发密电称，其已经复查热振所报的灵异过程并请求国民政府认定拉木登珠继任第十四世达赖喇嘛。1940年2月5日，国民政府颁发训令，查青海灵童拉木登珠系第十三辈达赖喇嘛转世，应即免予抽签，特准继任为第十四辈达赖喇嘛，并令行政院拨款四十万元用于坐床大典经费。17日，热振向国民政府发电感谢：“兹奉国府明令，青海灵童拉木登珠特准继任为第十四辈达赖喇嘛，并赏赐拨发坐床大典经费四十万元；又蒙国府颁赐册封金。”

接受教育

1940年2月22日，拉莫顿珠被送到西藏布达拉宫，举行坐床仪式，正式升座成为达赖喇嘛，中国、尼泊尔、不丹、英属印度、锡金等国则派代表参与。而在吴忠信建议下，国民政府同意其免于“金瓶掣签”。西藏习俗中并无“主持人”一说，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张是由吴忠信主持达赖喇嘛转世，理由包括中文电报中多次使用“主持”二字，亦明显花费许多心力主持活动。这个说法遭到藏方批评，如达赖喇嘛本人否认吴忠信主持了转世或坐床，茨仁夏加认为并没有证据指出是由其主持；美国学者梅尔文·戈尔茨坦亦表示该说法不可信。

后来丹增嘉措在拉萨大昭寺举行剃发仪式，剃度成为沙弥，开始达赖喇嘛的见习修行。最初他与洛桑三旦一起接受阅读、书法、背诵佛经等基本教育。大约在8岁时，洛桑三旦被送到私立学校，丹增嘉措只能趁着探访与母亲、姐姐和哥哥会面。这时他开始接受僧伽的教育课程，包括大五明及小五明。大五明是梵语、哲学、工艺、藏医学及佛学，佛学包括般若、中观、俱舍、律仪学、释量论；小五明是诗学、戏剧学、占星学、词藻学、声律学。除了接受成为藏族精神领袖的教育外，他还被培植成为世俗领袖，但仍保有许多游戏时间。其每年早春搬到罗布林卡，而在6个月后的冬天开始前，搬回布达拉宫，直到20岁出头才开始永久住在罗布林卡。

在西藏拉萨时期，他还培养对于科学技术的长期兴趣，着迷于钟表、望远镜、电影放映机、发条士兵、汽车等机械物品，并会拆卸修理。他曾用望远镜观察月球，意识到月球只是有坑洞的岩石，而非亲教师所说的会发出光芒的天体。1941年，达扎·阿旺松绕图多旦巴杰增成为西藏摄政，但这时马步芳的部队经常攻击拉卜楞寺。1942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命令马步芳召集穆斯林士兵，准备进军西藏；后者遵从，调动几千人部队进入西藏边境。1947年，热振·图旦绛白益西丹巴坚赞发动武装政变失败，在狱中逝世，当时丹增嘉措正由两位称厦训练辩经。

解放军进藏

1950年夏天，西藏在藏剧节前夕发生大地震。昌都总管拉鲁·次旺多吉三年任满，8月底由阿沛·阿旺晋美接任，阿旺晋美认为无法抵抗解放军，不再备战。10月7日，已经建国1周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广播中宣称将“和平解放西藏”。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昌都战役，越过金沙江、持续向昌都进军，阿沛·阿旺晋美及其手下士兵退路被包抄，最终投降。11月7日，噶厦向联合国求援，要求出面调停。随着解放军进军西藏，西藏内部和战意见不一，摄政达扎和噶厦请示噶东、乃琼神谕后，经西藏民众大会同意，请丹增嘉措于11月17日提前亲政，正式执掌西藏的政教大权。随后他暂居西藏南方的亚东。

1951年4月，西藏噶厦派出5人代表团，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前往北京市和谈。西藏政府代表团虽然没有得到丹增嘉措的授权，5月23日仍和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共有17条协议。该协议中明确规定中国政府统一处理西藏的涉外事宜，且不会强迫推动各项改革事宜，而由西藏政府自行处理改革事项。丹增嘉措在亚东与张经武会面后，8月17日返回拉萨。

噶厦拖了一个多月不愿接受17条协议，9月28日召开民众大会，多数认为协议不影响达赖喇嘛的权力，也不改变西藏的政治与宗教制度，建议达赖喇嘛接受协议。在张经武修改电文后，丹增嘉措于10月24日致电给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表示接受17条协议。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和班禅堪布会议厅亦发表声明。10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深入江孜、日喀则等地。10月28日，丹增嘉措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而随着西藏政府与中国政府共同合作，后者开始考虑问题，逐渐停止西藏政府外交部(中国称“外事局”以贬低其地位）活动，以中国外事机构取代，及在印度设置领事馆等问题。1953年，丹增嘉措当选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

尝试合作

1954年9月，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和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共同前往北京市，两人先与毛泽东会面；随后以西藏代表身份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54年9月，他出席第一次会议讨论宪法草案，期间并发言。大会主要讨论、通过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9月27日，丹增嘉措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并持续任职至1964年。12月25日，他还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55年2月9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七次会议通过《国务院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决定由丹增嘉措担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不过中国政府也在康区与安多引进土地改革，由此展开的阶级斗争造成严重影响。1955年5月，趁着丹增嘉措从北京市返回西藏之际，阿乐群则等人分三批到康定、昌都和太昭递交请愿书，要求丹增嘉措领导西藏独立运动。同时，丹增嘉措的经师洛桑益西·丹增嘉措、索康·旺钦格勒还以举行佛事活动为名，分别在里塘、甘孜等地召集当地土司头人和上层僧人，反对“民主改革”与中国共产党，甚至发动武装行动。6月29日，丹增嘉措回到拉萨后，阿乐群则等人则呈送汇报请愿书，要求恢复“人民会议”地位。

对于阿乐群则等人的意见书，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要求丹增嘉措和噶厦采取制止行动，认为这已经是反对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的领导及国务院的决定。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拉萨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派遣以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为团长的代表团，专程前往拉萨，向西藏各个民族的民众表示祝贺，并代表国务院把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大印授予丹增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