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米琳·潘克赫斯特

埃米琳·潘克赫斯特（英语：Emmeline Pankhurst，原姓古尔登（Goulden）；1858年7月15日—1928年6月14日）是一位英国活跃政治家和积极推动英国妇女获得投票权的妇女运动的领袖。尽管在争取妇女权利运动过程中，她所领导的“妇女社会政治联盟”（WSPU）采取的过激行为遭到指责，但她和她的同事们为此所付出的努力和代价无疑是为英国妇女赢得了参政权利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2002年，她入选英国广播公司的“百名英国历史伟人”。

早年生活

1858年7月15日埃米琳·潘克赫斯特生于曼彻斯特。父亲是罗伯特·古尔登（Robert Goulden），母亲是来自马恩岛的索菲亚·古尔登，1881年马恩岛成为英国第一个给予妇女投票权的郡。

埃米琳始终认为她的生日应该是前一天的“巴士底日”，虽然出生证明并没有这样写。她的女儿们写的传记中也都重复这一说法，埃米琳认为她与这一天似乎有着天然联系，她在1908年时说过：“我一直认为那个日子影响了我的一生”。

埃米琳总共有10个弟兄姊妹，埃米琳是五个女孩中的长女。她出生后不久，全家搬到了兰开夏的赛德莱，埃米琳的父亲在那里创办了一家小企业，而且还积极参加当地的社会政治活动，并在索尔福德担任镇议会多年。他的父亲还是一个莎士比亚戏剧迷，除了赞助戏剧活动之外，还拥有一家剧院多达数年，并在莎士比亚戏剧中扮演主角。埃米琳继承了父亲的表演天赋，她将这个才华天赋用在了以后的社会活动当中。

古尔登夫妇喜欢让孩子们参与社会活动，父亲罗伯特是废奴主义的积极倡导者，他曾邀请美国的废奴主义社会活动家亨利·沃德·比彻到访曼彻斯特。母亲索菲亚将比彻的妹妹、美国作家伊丽莎白·比彻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作为念给孩子们的睡前故事。受此影响，埃米琳在年轻时候曾去集市为美国解放黑奴运动募捐筹款。

埃米琳从小就养成了阅读的习惯，据说在她九岁时候就阅读了《奥德赛》，也喜欢阅读约翰·班扬的著作，特别是他在1678年写的《天路历程》，她还喜欢阅读托马斯·卡莱尔的三卷《一部历史：法国大革命》。尽管埃米琳天生好学，但是她的父母却将子女受教育的重点都放在男孩子身上，至于对女孩子们则希望她们早早嫁出去。虽然夫妇两人都支持妇女解放运动，但是夫妇二人认为他们的女孩子们无法实现同龄男人的目标。据说有一天晚上，他的父亲走进埃米琳的卧室，埃米琳假装睡着，罗伯特·古尔登自言自语道：“可惜她不是男孩子。"

埃米琳的父母对妇女选举权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她的母亲订阅了《妇女选举权杂志》，而埃米琳通过阅读这个杂志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话题，而且也越来越喜欢该杂志的编辑莉迪亚·贝克尔，莉迪亚·贝克尔可以说是英国最早的女权主义者。在埃米琳14岁那年，有一天在她放学回家的路上，遇到前往参加有关妇女选举权的集会的母亲，当她得知贝克尔在集会上将发表演说之后，执意也要和母亲同去。集会上贝克尔的演讲令她陶醉。后来她写道：“当集会结束后，我已经意识到了自己也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一年之后，她来到巴黎诺伊夫高等师范学院（École Normale de Neuilly）学习。这所学校当时为女学生设立了传统的刺绣等艺术课程之外，还提供化学和簿记等教学课程。与她同宿舍的同学名叫“诺艾米”（Noémie），她的父亲维克托·亨利·罗什福尔因为支持“巴黎公社运动”而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两个人很快成为了好朋友，彼此分享了父母的政治经历。后来嫁给瑞士画家的诺艾米也为埃米琳物色了一个法国丈夫，两个人很快就要谈婚论嫁，但是埃米琳的父亲反对这桩婚事（据说是罗伯特拒绝为女儿提供嫁妆），为此对方撤回了婚约，埃米琳怀着悲伤的心情回到了曼彻斯特。

婚姻与家庭

1878年，20岁的埃米琳结识了理查德·潘克赫斯特并开始了交往。理查德·潘克赫斯特是一位律师，多年来一直倡导妇女的选举权、就业权、言论自由以及受教育权等。他们结识时，理查德已经44岁，在这之前，理查德为了全身心投入公益事业，一直没有结婚。两个人虽然年龄相差甚大，但是共同理念使得两人的感情日益加深。然而，埃米琳的母亲索菲亚却因两人年龄悬殊，不赞成他们之间交往 ，想阻止这桩婚事但是没有成功。鉴于母亲的反对，埃米琳建议理查德不经过婚姻而已自愿结合方式生活，但是理查德考虑到当时的社会氛围对不经婚姻而自由同居的女性极为排斥，他的同事伊丽莎白·沃尔斯藤霍姆·艾尔米就因为婚前自由同居而受到舆论的指责，对此埃米琳表示同意，两个人于1879年12月18日在索尔福德的圣路加教堂举行了婚礼。

婚后的埃米琳在十年之内生了两男三女，1880年大女儿克里斯塔贝尔出生，1882年二女儿西尔维娅出生，1884年大儿子弗兰西斯（Francis Henry Pankhurst）出生，1885年小女儿阿德拉出生，1889年小儿子亨利（Henry Francis Pankhurst）出生。五个孩子中三个女儿长大成人，两个男孩幼年早夭。但是埃米琳依然没有因此而减少政治活动。因为夫妇两人都认为不应为照料家庭而牺牲时间和精力，为此他们雇了一个管家帮助照料孩子们。

1884年理查德·潘克赫斯特离开了自由党之后，其社会主义观点表现得更为激进。在这期间，他在法庭上就一个官司与当地几个富商辩论，因而惹怒了埃米琳的父亲罗伯特，家里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1886年埃米琳和丈夫、孩子们搬到了伦敦，理查德在伦敦竞选国会议员但未能当选。埃米琳与她的妹妹玛丽·珍妮开了一家名为“爱默生”（Emerson）的布料商店。

建立妇女选举权联盟（WFL）

1888年，英国第一个倡导妇女投票权的全国性组织“全英国妇女选举权协会”（简称：NSWS）在大多数成员决定接受该协会附属为政党团体之后发生了分裂。该组织的领导人包括莉迪亚·贝克尔、米利琴特·费塞特也对这一决定感到愤怒。她们决定另辟门户其取代现有的组织，后来成立了名为“议会街社团”（Parliament Street Society）（简称：PSS）的新组织，该组织的一些成员赞同以零散方式获得投票权。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已婚妇女不需要投票权，因为她们的丈夫可以为她们投票，因此，“PSS”的成员认为争取未婚妇女和寡妇的投票权是迈向全面选举的第一步。

埃米琳最初也加入到了“PSS”。但“PSS”对已婚妇女的投票权显得漠不关心之后，潘克赫斯特和她的丈夫决定组织另外一个新团体“妇女选举权联盟”（简称：WFL），旨在为所有包括已婚妇女和未婚妇女争取投票权。1889年7月25日，“WFL”的成立聚会在位于罗素广场的埃米琳家中举行。成员中包括：“杜绝传染病全国妇女协会”的领导人约瑟芬·巴特勒、理查德的同事伊丽莎白·埃尔米、美国女权主义者、作家哈里奥特·斯坦顿·布拉奇和她的母亲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

“WFL”被认为是一个激进的组织，除了倡导妇女选举权之外，它还支持妇女在离婚和财产继承权方面的平等权利。由于该团体体现出的激进意识，导致了一些成员离开，其中包括布拉奇和埃米尔。后来，1903年新成立的“妇女社会政治联盟”（WSPU）取代了“妇女选举权联盟”（WFL）。

加入独立工党

埃米琳来到伦敦之后，布料店的生意一直很惨淡。迫于经济压力，理查德定期前往英格兰西北部继续他的律师职业，因为很多客户都在那里。1893年埃米琳夫妇关闭了伦敦的商店回到了曼彻斯特。最后在曼彻斯特维多利亚公园的一座住宅中定居下来。三个女儿就读于曼彻斯特女子中学。在同一年，埃米琳五年前认识的作为来自苏格兰的国会议员凯尔·哈第成立了独立工党（ILP），埃米琳被独立工党要做出解决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承诺吸引，于是她辞去了“WFL”的职务，申请加入独立工党，最初由于她的性别遭到当地党支部的拒绝，但是最后还是在全国范梅内加入了独立工党。

加入独立工党之后，她积极参加党务活动，通过失业救济委员会向穷人和妇女分发食物，1894年埃米琳被选为梅德洛克郡的《贫民法》监护人。她通过在曼彻斯特救济院所亲眼目睹的状况感到震惊：

埃米琳立即着手改变这种现状，并成功地在《贫民法》监护人委员会中树立了自己的改革声音。

1896年埃米琳遇到了法律上的麻烦。当时，她和另外两个人违反了法院关于禁止独立工党博格霍尔克拉夫举行集会的禁令。为了应付这场官司，理查德自愿义务担任法律顾问，埃米琳和她的两个同事拒付罚款，为此法院判埃米琳的两个男同事服刑一个月，但是法院对埃米琳网开一面。考虑到埃米琳已经在社会上享有名誉，因此地方法院对她比较慎重。独立工党的一位撰稿人问埃米琳是否做好准备入狱？埃米琳回答说：“这很好。入狱并非那么可怕，它将是一个宝贵的人生经验。”虽然独立工党的集会最终被批准，但这个官司也令埃米琳身心疲惫以及家庭经济收入受到损失。

这场官司之后，埃米琳的丈夫理查德患上胃溃疡，健康逐渐恶化。1898年7月5日理查德去世。

丈夫的离世让埃米琳背上了家庭责任与大量债务的沉重负担，她不得不搬出了维多利亚公园的住宅，搬到了纳尔逊街62号的一间小房子，同时也辞去了《贫民法》监护人委员会的职务，在博格霍尔克拉夫的“出生死亡登记处”得到了一份工作。而这个工作也使得她对该地区妇女状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她在自传中写道：“那些妇女经常对我讲述一些关于她们的可怕故事，所有的人都是那么可怜，充满了对贫病交加的无助与无奈。”。她观察到男女之间生活的差异，例如在私生子方面。她认为，妇女需要获得选举权才能改善这种状况。

1900年，她被选入曼彻斯特学校董事会，在此期间，为了增加收入来源，她又开设了新的商店。

创建妇女社会政治联盟（WSPU）

进入到20世纪之后，埃米琳认为，多年来国会议员对妇女选举权的承诺都迟迟没有兑现。尽管1870年、1886年以及1897年三次提出了选举法权利议案，但均遭到否决。埃米琳怀疑各政党是否真的能在众多议案中将妇女选举权议案放在首位。她后来也对独立工党感到失望，当独立工党不再关注妇女投票权时，她与独立工党分手。埃米琳因此认为，有必要放弃现有的耐心战略，转而采取更为激进的行动。1903年10月10日，埃米琳与几位同事在纳尔逊街62号的埃米琳家，宣布成立“妇女社会政治联盟”（WSPU），并强调这个组织的重点是通过以实际行动争取投票权。她后来写道：“我们永远的座右铭是行动而非空话”。

妇女社会政治联盟（WSPU）最初采取了发表演讲、集会、收集请愿书签名以及出版名为《妇女投票》的通讯简报等较为温和的活动。但是以后，她们与政府的对立越来越激烈。1905年5月12日，当一项涉及妇女选举权法案被“拉布”时，埃米琳和其他WSPU成员开始在议会大楼外面高声抗议，要求通过该法案，虽然她们的抗议活动遭到警察驱逐，但是埃米琳认为这种行动可以吸引世人的关注 。1906年埃米琳宣称：“我们终于被承认是一个政党，是在政治大潮中游刃有余的一股政治力量。”

在她的影响之下，她的三个女儿也开始积极参与妇女社会政治联盟（WSPU），三个女儿在不同场合下都遭到警察逮捕。埃米琳本人也在1908年2月试图闯入议会试图向首相阿斯奎斯递交一份抗议书时第一次被警察逮捕，警察逮捕她的罪名是妨碍公务罪，并以此被判处六个星期监禁。在服刑期间，她依然对牢房出现的虱子跳蚤、微博餐食以及为了让她闭嘴而“被文明地关进单独囚室”等现象提出了抗议。埃米琳将入狱视作为妇女争取选举权的激进手段，甚至为此不惜与警察发生肢体冲突。在妇女选举权实现之前，埃米琳曾七次被捕。在1908年10月21日的审判中，她对法庭说：“我们在这里不是因为我们是违法者，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努力成为法律的制定者。”

在争取妇女选举权过程中，妇女社会政治联盟（WSPU）的激进表现在于，该组织拒绝与将妇女选举权作为优先考虑的政党进行合作，而政府内阁的所有候选人都遭到WSPU的反对，其中温斯顿·丘吉尔也是WSPU的最初反对对象。埃米琳和其他的WSPU成员认为，政党政治分散了为妇女争取选举权的目标，批评这些政党将本党的利益置于妇女的选举权之上，因此WSPU表示要持续不断地对这些政党议员开展激进活动。

海德公园集会

1908年6月21日，来自英国各地的50万名妇女们聚集于伦敦海德公园，开启了“妇女星期日”活动，向世人宣传妇女应享有与男性一样拥有的选举权利，这一天成为了英国历史上的划时代一页，集会之后埃米琳和与会者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期间12名妇女聚集在议会广场试图发表演讲，但被警察驱散。而两名激进的妇女社会政治联盟（WSPU）成员伊迪斯·纽和玛丽·莱来到唐宁街10号向首相官邸的窗户投掷石块，而且声称这是她们个人所为，与（WSPU）组织无关。但埃米琳赞成她们的举动，在当地法院判处两人为两个月监禁时，埃米琳提醒法官，在英国历史上，很多男性政治鼓动着是如何通过打破窗户来赢得合法和公民权益的。

绝食抗议

1909年绝食抗议成为妇女社会政治联盟（WSPU）采用的一种抗争方式，1909年6月24日，玛丽安·华莱士·邓禄普在下院墙上书写《权利法案》的节选而被捕。邓禄普对监狱条件感到愤怒，因而进行了绝食抗议，她的这个举动也影响了其他狱友，有14名因为打碎窗户而被监禁的妇女也随之仿效。以绝食方式抗议监禁的做法很快WSPU在成员当中传开，以至于当局经常采用强制进食的粗暴方式，这又招致了女权运动者和医务人员的谴责。

但绝食方式引发了“WSPU”与较为温和组织之间的关系紧张，全国妇女选举权联盟（简称：UNWSS）虽然赞扬妇女社会政治联盟（WSPU）的勇气与对事业的奉献，但是认为绝食方式有些过头，该组织领导人米莉森特·福西特担心这些激进分子会成为下院选举权运动取得成功的主要障碍，在全国妇女选举权联盟（UNWSS）在要求妇女社会政治联盟（WSPU）停止过激行为未果之后，于是拒绝参加妇女社会政治联盟（WSPU）发起的游行，米莉森特·福西特的妹妹，伊丽莎白·加勒特·安德森也辞去了“WSPU”的职务。

大众反应

许多记者注意到，妇女大众都对埃米琳的演讲反应积极；有些媒体指责“WSPU”成员破坏窗户的行为，《每日新闻报》敦促埃米琳采取更温和的方式。《每日邮报》记者查尔斯·汉兹（Charles Hands）在描述女权激进主义者时采用的英文单词为“suffragette”，而不是标准的（女权主义者）的“suffragist”，于是埃米琳和她的盟友干脆将这个“suffragette”词汇用在自己身上，以此来区别其他温和派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