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英语：Mary Wollstonecraft；1759年4月27日—1797年9月10日），18世纪英国作家、哲学家、女性主义者。其于短暂的写作生涯中，完成了多篇小说和论文、一本游记、一本法国大革命史、一本行为手册以及一本儿童文学。撰于1792年的《女权辩护》为沃斯通克拉夫特最为人所知的作品；在这本书里，她提出：女性并非天生地低贱于男性，只有当她们缺乏足够的教育时才会显露出这一点。她认为男性和女性都应被视为有理性的生命，继而设想了建立基于理性之上的社会秩序。

对普通大众——特别是女权主义者而言，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一生要比其作品更加引人注目，这主要是由于她另类的生活型态。在与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先驱者威廉·戈德温结婚之前，沃斯通克拉夫特还有过两段不幸的爱情：其一是与瑞士画家约翰·亨利希·菲斯利，其二是与商人吉尔伯特·伊姆利。沃斯通克拉夫特与戈德温育有一女，即《科学怪人》的作者玛丽·雪莱。沃斯通克拉夫特38岁时，产下次女玛丽，不久过世于产后并发症，遗留下几部未完成的原稿。

在沃斯通克拉夫特死后，丈夫戈德温于1798年出版了《女权辩护作者传》，其中透露了她另类的生活方式。本为纪念妻子的戈德温，却在无意之间将她的名誉破坏长达一个世纪之久。但是，随着20世纪初妇女权利的兴起，沃斯通克拉夫特对性别平等的提倡以及对传统女性特质的批评开始变得日益重要。在现今，沃斯通克拉夫特被视作是女性主义哲学的鼻祖之一，而女权主义者们也经常会提到她的生活与作品。

生平

早年

1759年4月27日，沃斯通克拉夫特出生于伦敦东区的斯毕塔菲尔德。父亲是爱德华·约翰·沃斯通克拉夫特（Edward John Wollstonecraft），母亲是伊丽莎白·迪克森（Elizabeth Dickson）。她是家中长女，上有一兄，下有三弟两妹。

1763年到1768年，因为父亲继承了一笔遗产，想当绅士农夫不成的关系，故而经常搬家。1774年，父亲务农不成，全家搬回了伦敦郊区的霍克斯顿。在沃斯通克拉夫特年幼时，其家庭收入足以维持舒适的生活。可是，父亲却将家产耗费在了投机生意上，导致整个家庭逐渐陷入财政困难。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少女时代是随着家庭的颠沛流离度过的。

最后，他们的财政状况已发展到了极其危险的地步，以致于她的父亲甚至动用了沃斯通克拉夫特成年后将继承的遗产。此外，父亲还染上了酗酒的恶习，酒醉时便会对妻子拳脚相加。在这种环境下，年少的沃斯通克拉夫特为了保护母亲，经常在母亲的卧室门外向父亲撒谎。

于此同时，她还承担起照顾两个妹妹埃弗里娜（Everina）与伊利莎（Eliza）的责任，并终身对她们照顾有加。譬如，在1784年，她劝服了可能患上了产后抑郁症的妹妹伊利莎，让她离开其丈夫与幼子；沃斯通克拉夫特甚至还为她的逃跑制定出了周密的计划——这也侧面展现出她敢于挑战社会准则的勇气。后来妹妹和妹夫合法分居，妹妹未获得监护权，不过小孩未满周岁即逝世。这件事让伊利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除了遭到社会的谴责外，不能再婚的她只能选择孤苦伶仃地度尽其一生。

两段友情塑造了沃斯通克拉夫特早年的生活。其一是在贝弗利与简·阿登（Jane Arden）建立的友情。她们俩经常在一起读书，并一同倾听阿登的父亲——一位自封的哲学家及科学家——发表的演说。沃斯通克拉夫特十分喜爱阿登家庭的理性氛围，并珍视她与阿登的友谊，有时甚至还掺杂了一些情感上的占有欲。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给阿登写的信中，她写道：“我已经形成了对友情的浪漫观念……我对自己对爱情和友情的想法感到有点奇怪；我要么就必须占据第一位，要么就不要。”这种在写给阿登的一些信里已展现出的易变而忧郁的情绪，后来伴随了沃斯通克拉夫特一生。

1775年，沃斯通克拉夫特认识了挚友范妮·布拉德（Fanny Blood），而这正是她的另一段友情——这段友谊对她而言更为重要。范妮·布拉德是霍克斯顿的克莱尔夫妇（Clares）的女儿，也正是这对夫妇把她介绍给沃斯通克拉夫特；沃斯通克拉夫特视布拉德为打开她心扉的人。在其一生中，沃斯通克拉夫特都没有中断对布拉德与她的家人的援助：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她曾多次向布拉德的兄弟提供金钱上的帮助。

1777年，沃斯通克拉夫特全家搬到了伦敦附近的沃尔沃斯，和布拉德住得很近。但由于家庭生活的不幸福，沃斯通克拉夫特在1778年便开始独自生活，并找到了一份伴护的工作——陪伴居住在巴斯的一位寡妇萨拉·道森（Sarah Dawson）。但据其在《女教论》中所述，与这位脾气暴躁的女人相处并不容易。其间，她还游历了南安普敦和温莎等地。1780年，她回到了家中照顾重病的母亲。

1782年，母亲病逝，妹妹伊利莎嫁给了梅雷迪思·毕肖普（Meredith Bishop），父亲续弦娶了名为莉迪亚（Lydia）的女子，尔后全家又搬回威尔士。而沃斯通克拉夫特并没有回到道森夫人身边，而是搬到了布拉德的家中，以针线活帮助布拉德家的困苦生活。在与布拉德一家共同生活的两年中，她把布拉德视为自己的偶像——尽管布拉德要比沃斯通克拉夫特更为注重传统的女性价值。

沃斯通克拉夫特曾与布拉德一同幻想过自己的理想天地：她们曾计划租下几间屋子，并在精神与金钱上相互支持着生活，但她们的梦想却由于其经济现状而破灭。为了维持生计，1784年沃斯通克拉夫特姐妹与布拉德在一处非国教徒居民区纽因顿格林开设了一间学校。同时，她在此认识了理查德·普莱斯牧师，并且被引介认识了萨缪尔·约翰逊。不久，布拉德便与休·斯基斯（Hugh Skeys）订婚并结婚。但由于她的健康状况不稳定，结婚后不久，布拉德便被她的丈夫带去欧洲大陆疗养。

在其怀孕后，布拉德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沃斯通克拉夫特不得不在1785年放弃了学校，并来到她的身边照料她，然而已无济于事。11月29日，布拉德死在她怀中。不久，小孩也跟着过世了。1786年从里斯本归来，发现学校财务困难，遂结束了经营。其开山作《女教论》，原意也是为了替学校支付租金。布拉德的死，除了对沃斯通克拉夫特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外，还为她的第一部小说《玛丽：一篇小说》提供部分的灵感。

“新女性之先”

1786年，在布拉德死后，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朋友们为她谋取到了一份给英裔爱尔兰人金斯伯勒（Kingsborough）家（同时也是在爱尔兰科克郡米切尔斯敦的地方行政官）的女儿们担任家庭教师的工作。尽管与金斯伯勒夫人相处得并不是十分愉快，但孩子们却喜欢她并受到了她的影响；一名学生玛格丽特·金（Margaret King）在后来说到，沃斯通克拉夫特“让她的头脑不再受迷信支配”。沃斯通克拉夫特在这一年里的一些经历，在后来被写入了她的童书《真实生活的原创故事》（1788年）中。

无论是高贵还是贫贱的女性，其职业选择的范围都被压缩得十分狭小——在《女教论》的一章“女性的不幸境遇，上流社会的教育，以及失之交臂的命运”（Unfortunate Situation of Females, Fashionably Educated, and Left Without a Fortune）中，沃斯通克拉夫特生动地描述出了这一人为设置的障碍——对她而言，在辞去担任了一年的家庭教师工作后，她决定成为一名职业作家。而实际上，成为一名作家的选择是十分大胆的，因为在当时几乎还没有哪位女性能靠写作来养活自己。在1787年写给她妹妹埃弗里娜的一封信中，沃斯通克拉夫特谈到自己想要成为“新女性之先”。不久以后，她搬到了伦敦，并接受了一位思想开明的书商约瑟夫·约翰逊的帮助，在一处地方定居下来，并依靠写作自给自足。她学会了法语和德语，并翻译了一些著作，其中较为知名的是雅克·内克尔的《宗教观点的重要性》（Of the Importance of Religious Opinions）与克里斯蒂安·扎尔茨曼的《道德素质》（Elements of Morality, for the Use of Children）。1788年，她还曾为约翰逊的杂志《分析评论》写作过一些评论与小说，以及14页有关凯瑟琳·麦考莱（Catherine Macaulay）《教育书简》一书的书评。在这段时期里，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理性思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这不仅源于她为撰写评论而进行的大量阅读，还应归功于她结识的众多朋友：她在约翰逊的名流宴会上认识到了许多知识渊博的人，其中有思想激进的作家托马斯·潘恩与无政府主义哲学家威廉·戈德温。在戈德温与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第一次见面中，他们对对方都感到十分失望。沃斯通克拉夫特在整个晚宴里都在质问戈德温，并几乎在每个议题上都对戈德温持反对意见。对沃斯通克拉夫特而言，约翰逊更像是一位朋友；在她的信件中，约翰逊被比作为父亲与兄长。1789年，她以笔名Mr.Creswick编辑出版了《女性读本》（The Female Reader），但此书亡佚。

在伦敦期间，沃斯通克拉夫特与已婚的画家亨利希·菲斯利发展出了一段关系。她曾写道，她痴迷于他的才情、“他高贵的心灵、敏捷的理解力，以及高尚的同情心”。她打算同菲斯利和他的妻子住在一起，并与他保持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关系；但是，菲斯利的妻子却对此无法接受，并破坏了沃斯通克拉夫特与菲斯利的关系。在被菲斯利拒绝后，沃斯通克拉夫特来到了法国。她前往法国的原因有二，其一为躲避该次事件造成的羞辱，其二为参与她前不久在《为人权辩护》（1790年）中所歌颂的法国大革命。《人权》一书是为了回应保守派作家埃德蒙·伯克在《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1790年）中对法国大革命的批评而写作的，这本书令她一夜成名。人们开始将她与当时的一些重要人物相提并论，例如神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里以及潘恩，后者写作有《人的权利》（1791年）一书，该书因其对伯克观点的反驳而名闻于世。1791年。因为不满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尔在《公共教育报告书》（Report on Public Instruction）一书中提议女子只能接受教育到八岁为止，开始写作《女权辩护》，同时以真名出版《人权辩护》一书的第二版。《人权辩护》中概述出的观点在后来得到了进一步阐述，并最终形成了沃斯通克拉夫特最知名且最具影响力的作品：《女权辩护》（1792年）。

法国与吉尔伯特·伊姆利

1792年12月，沃斯通克拉夫特离开伦敦，并在路易十六被处决前的大约一个月时抵达巴黎。当时，整个法国已经陷入了混乱。她结识了不少如海伦·威廉斯一样旅居巴黎的英国人，并加入了他们的小圈子。在完成《女权》一书后不久，沃斯通克拉夫特便决定将她的想法付诸试验。在法国大革命所营造的理性气氛中，沃斯通克拉夫特进行了一场实验性质的恋爱：1793年，她在法国结识了一位美国冒险家吉尔伯特·伊姆利，并与他陷入热恋之中。尽管伊姆利并不愿与她结婚——无论她的意愿如何，但从表面上来看，沃斯通克拉夫特已经彻底地爱上了这个她心目中的完美男人。此外，虽然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她的《女权》一书中极力抵制男女的性关系，但伊姆利显然唤醒了她对性的激情与兴趣。1794年，两人在勒阿弗尔相聚。不久后，沃斯通克拉夫特便怀孕了，并在1794年5月14日产下了她的第一个女儿范妮：用她最亲近的朋友的名字来命名。有了第一个女儿让沃斯通克拉夫特大喜过望，在给她朋友的信件中，她写道：“我的小女孩吸吮得是那么用力，以致她的父亲甚至指望由她来完成《女权》的第二部分”（粗体部分为沃斯通克拉夫特自己所强调）。伊姆利尔后先搬回巴黎，沃斯通克拉夫特和女儿随后搬回。伊姆利又前往伦敦，不过母亲和女儿扔留在巴黎。尽管要承担在国外独自抚育女儿的责任，且其身处法国大革命日趋混乱的局势下，沃斯通克拉夫特依然十分频繁地给她的朋友们写信。在居住于法国北部的勒阿弗尔时，她写就了一本描述早期大革命的史书：《欧洲法国大革命起源和进展的一种历史观和道德观》（An Historical and Moral View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Europe），这本书于1794年12月在伦敦出版。

随着政治形势的恶化，英国在不久后便向法国宣战，这让旅居法国的英国公民陷入了极度的危险中。1793年，为了保护沃斯通克拉夫特，尽管他们并没有结婚，伊姆利仍在大使馆将她注册为了他的妻子。可是，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一些朋友却没有这么幸运；许多像托马斯·潘恩这样的英国人都被当局逮捕，有一部分人甚至被处决（在当时，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妹妹们也以为她已被当局所拘押）。1795年，沃斯通克拉夫特和女儿离开法国搬回伦敦，为了让其女儿拥有合法性，她在各种场合仍以伊姆利夫人自称——即使在她的妹妹前。

出于对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一些不满，伊姆利最终离开了她。他曾向沃斯通克拉夫特许诺说，他会在小孩诞生的时候回到勒阿弗尔；但是，当伊姆利许久不归，甚至连一封信也不寄回来时，她终于意识到他已经有了另一个女人。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写给伊姆利的信里苦苦地哀求他；如同大部分评论家所描述的那样，她用极度悲哀的措辞（以及在大革命中独自抚育一个婴孩的苦境）来向他解释。

英国与威廉·戈德温

追随着伊姆利，沃斯通克拉夫特在1795年4月回到了伦敦，但却遭到了他的拒绝。1795年5月，她企图自杀（可能使用了鸦片酊），不过伊姆利及时地救回了她的性命（但这一点在现今依然不是很明了）。在最后一次试图赢回伊姆利的尝试中，沃斯通克拉夫特甚至前往斯堪的纳维亚替他进行生意谈判，以努力弥补他的一些损失。在这趟冒险的旅程里，沃斯通克拉夫特只带上了年幼的女儿和一名女仆。在写给伊姆利的信件中，她详细地描述了她的旅行以及思考，这些信件的绝大部分后来都被整理成册，并出版在了《瑞典、挪威和丹麦短居书简》（1796年）中。当沃斯通克拉夫特回到英国后，她总算意识到自己与伊姆利的关系已彻底结束了；于是她再次企图自杀，并给伊姆利留下了这一段话：

让我的罪恶与我一起长眠吧！很快，非常快，我便将永远地安宁了。当你看到这段话，我那燃烧的头颅将会十分冰冷……我将投入那泰晤士河，让人们无法把我从自寻死路中拯救出来。愿上帝保佑你！令你永远都无法感受到你对我造成的伤害。让你的感性被永久地唤醒，让懊悔直达你的心际；并让你被生意和肉欲带来的快感所困扰，让我出现在你的面前，成为你背离正直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