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

丁玲（1904年10月12日—1986年3月4日），原名蒋伟，字冰之，笔名彬芷、从喧等，女，湖南临澧人，中国现代女性主义作家、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党员。

生平

早年

1904年10月12日，丁玲生于湖南省福县西乡黑胡子冲村（今临澧县佘市镇高丰村）；父亲蒋保黔为清末秀才，在丁玲4岁时去世。母亲余曼贞借钱读了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与向警予是要好的同学，从那里接受了很多新思想，后来在小学教书，经济拮据，常常把丁玲寄养在三舅父家。

1919年，丁玲小学毕业，考入桃源县的湖南省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经历了五四学潮。与王剑虹同学。1920年，转入长沙周南女中，学校后来变得很保守，丁玲读了一年后退学。1921年，转入岳云中学，与杨开慧是同学。1922年夏，好友王剑虹从上海回乡，带丁玲前往上海，进入共产党主持的平民女校，改名丁玲。1923年，与王剑虹共入上海大学中文系旁听。

丁玲在1920年代初期曾参与过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会议与活动，与多位无政府主义者接触密切：早在1922年初，丁玲就受“无宗教、无家庭、无政府”思想的影响，废掉蒋姓，改名丁玲。她还与著名的无政府主义学者朱谦之有所私交，时常交游。文学研究者张辽民认为她于1922年加入过无政府党，但丁玲的亲友陈明、王一知对这一说法予以否认，丁玲亦曾向王中忱表示，她对无政府主义小册子不感兴趣，无政府党人给她留下了很恶劣的印象。即便如此，丁玲在1930年代之前仍旧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疏远共产党的政治活动，后来才转向马克思主义。美国历史学家汤妮·白露评价丁玲“有点像俄国人那样把女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融为一体”，认为丁玲受到埃玛·戈德曼的影响。

1924年，王剑虹与老师瞿秋白相爱并同居，丁玲于夏季只身赴北京，欲进北京大学学习，无果。通过室友曹孟君的男友左恭认识《京报》副刊编辑胡也频，两人见过两三次面，丁玲暑假回老家时，胡也频贸然追到湖南。丁玲回忆说，“我们的思想、性格、感情都不一样，但他的勇猛、热烈、执拗、乐观和穷困都惊异了我。...他还是一块毫未经过雕琢的璞玉，比起那些光滑的烧料玻璃珠子，不知高到什么地方去了。因此我们一下就有了很深的友谊”。

1925年，与胡也频在北京同居，“却实在没有发生夫妻关系”，因为“我丁玲不愿用恋爱或结婚来羁绊我，我是一个要自由的人”，直到二人三年后结婚。

文坛新秀、爱情与政治觉醒

1927年12月，在北平写成并发表第一篇小说《梦珂》，刊登在《小说月报》，描写一位出生于没落官僚家庭的年轻女性在上海生活的挣扎，初显文学天赋，也初显对妇女问题的关切，得到主编叶圣陶的赞赏。

1928年2月，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在《小说月报》，以大胆而细腻的笔法刻画了一位在三角恋中纠结的女性，轰动文坛。这时丁玲和胡也频从北京到上海，同年三月至七月曾到杭州短暂居住，之后又回到上海。在上海这个资讯发达，各种文学、社会活动蓬勃活跃的大城市，丁玲和胡也频逐渐受到共产党革命以及“革命文学”的影响。10月，她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在黑暗中》。

在这前后她认识了共产党员冯雪峰，他的政治追求与胡也频的远离政治截然不同，丁玲陷入恋爱。2月底三人到杭州长谈，冯雪峰退出，丁玲与胡也频结婚，住在上海。丁玲后来回忆：“跟胡也频住了两年半了，我从来就没有说同意两个人结婚，可我也没有拒绝人家对我的感情，人家给了我很多东西，我没有拒绝。...尽管我们两个有约，我们可以随时分开，我们不是夫妻，但是形式上人家看我们是夫妻嘛。那我讲人情上，讲道理，只能丢雪峰。”

1928年夏天，丁玲和胡也频这一对情侣从北京经杭州移居上海，住在上海法租界萨坡赛路（今淡水路）196号的石库门房子。他们又和沈从文三人在隔壁的萨坡赛路204号创办红黑出版社，出版《红黑》杂志。随后，开始出版“二百零四号丛书”。1929年初又为人间出版社编辑出版《人间》杂志。不久两本杂志都宣告停刊。他们的生活陷入窘境，靠丁玲母亲寄来的房租为生。这时他们搬到了附近的吕班路（今重庆南路）205弄万宜坊60号居住。

1929年冬天，丁玲完成长篇小说《韦护》，取材自丁玲好友王剑虹与共产党员瞿秋白之间的恋爱故事，文学风格开始“在儿女之情以外，加上一点革命的东西”。

1930年2月，胡也频去济南在山东省立高级中学教书，不久丁玲也到济南，胡也频接受并开始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引起国民党的注意。5月，因得知胡也频将被抓捕，二人逃回上海，并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1月，与胡也频的儿子出生，由外祖母抚养时取名蒋祖麟，跟随丁玲原姓，后来改名蒋祖林。

1931年1月17日，胡也频被国民党政府逮捕，2月7日在龙华被枪毙，丁玲强忍伤痛，将出生未满百日的儿子送回湖南交给母亲照顾，自己仍回到上海。也是在这个时候她受到共产党的照顾和社会主义革命思潮、理想的洗礼，共产党及其所主张的政治理想和革命工作在很大的程度上支持、帮助她度过丧夫后最痛苦难熬的一段时光，并让她脱胎换骨，走上全新的生命道路。5月丁玲出版了自己与胡也频的作品集《一个人的诞生》，以纪念胡也频的牺牲。按照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安排，她参与创办与主编左联刊物《北斗》。11月与翻译冯达同居。1932年3月，丁玲加入中国共产党，接替钱杏邨担任左联党团书记一职，1933年春移居虹口昆山花园路7号。

南京囚居

1933年5月，与冯达一起遭国民党政府逮捕，秘密送到南京软禁关押。很长一段时间里国民党政府否认逮捕丁玲，许多丁玲的同志朋友以为她已去世。当时《良友画报》上还刊登其失踪讯息。

1933年9月，丁玲在劝说之下，写了一张“条子”：“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未经过什么审刑，以后出去后，不活动，愿家居读书养母...”，她以为这能使她获得释放，但结果并没有。这张条子后来成为丁玲历史问题审查的核心，几次审查有不同结论，从1945年的“失了气节”，到1956年的“变节行为、对党不够忠诚老实”，到1975年的“叛徒、敌我矛盾”，1979年撤销1975年的结论、维持1956年的结论，最后1984年认定为“只是为了应付敌人，表明对革命消沉态度，没有污蔑党、泄露党的秘密和向敌自首的言词。...决定为丁玲同志彻底恢复名誉”。

1934年4月，冯达在国民党机关做翻译，国民党也给丁玲每月100元生活费，二人仍在软禁状态，但有了多一点的自由。接受生活费也成为丁玲日后政治审查的一个问题。10月，生下与冯达的女儿蒋祖慧。

1936年7月，由冯雪峰安排，张天翼接头，坐火车逃离南京，来到上海，在中秋节当晚从藏身的上海友人家出逃，于十月初到达西安。

陕北生活

1936年11月，抵达陕北，她首先推动“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担任文协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担任“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于 1937年九月底带领服务团由延安出发，在陕西、山西等战地前线进行慰劳和宣传抗日的演出活动，至 1938 年七月返回延安。之后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并从事创作，1939年底到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工作。

丁玲可以说是从国统区来到苏区的最著名的作家，她受到热烈的欢迎，跟很多中共上层领导都保持密切的关系。1936年底，毛泽东作了一首《临江仙》赠给她，“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支谁与拟，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她也积极地融入这里的生活，上前线、到各处体验生活，积极参与文化建设。

1940年9月，因为在南京的经历，丁玲受到一些怀疑，听到一些风言风语，她要求组织给自己做出结论，审查之中，她没有讲她写过的那张“条子”，审查过关了。10月4日，《中央组织部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经过的结论》说，“根据现有材料看来，说丁玲同志曾经自首没有具体证明，因此，自首的传说不能凭信。但丁玲同志没有利用可能（虽然也有顾虑）及早离开南京（应该估计到住在南京对外影响是不好的）。这种处置是不适当的。...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最后一句话是毛泽东亲自加上去的。

1941年5月起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文艺栏主编，丁玲创作成果丰盛，“丁玲这一时期的创作由开始时的单纯的歌颂转变为对现实更真实更深刻的描写，她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了对革命队伍内部那种消极腐朽现象的揭露和针砭上”，有三篇比较突出的作品，后来都多少受到批判：

短篇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发表于1941年6月《中国文化》，根据真实故事改编，描写一位年轻的农村女子被日本军掳掠去日据区糟蹋，还得了性病，然后她借着自己的特殊身份帮助游击队做抗日的工作，但她的屈辱经历使得她受到自己的村邻冷落和非议。丁玲说女主人公贞贞“寄托了我的感情”，因为她“寂寞”，“傲岸”，“强悍”。

短篇小说《在医院中》，发表于1941年11月15日《谷雨》杂志，也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借着一位新来苏区的护士的视角，描写了苏区医院里存在的“很多不合理的东西，落后的东西”，但她学会了“在艰苦中成长”。这篇文章在整风运动中受到批判，被认为是“过分地使这个医院黑暗起来”，作者“站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将个别代替了一般，将现象代替了本质”。

杂文《“三八节”有感》，发表于1942年3月9日《解放日报》文艺栏，批评她认为在延安存在的一些对妇女不公平的负面现象：结婚后总是被人议论纷纷，有地位和没地位的生活差别太大，很多妇女被逼着退到幕后带孩子，甚至被离婚，希望大家对女性更多宽容，也希望女人自强。这部作品带来的反响最大，受到的批判也最严厉。

1942年2月延安开始整风运动，运动的一部分是鼓励提意见，毛泽东在2月份发表的《反党八股》中说：“党八股的第二条罪状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鲁迅曾经批评过这种人，他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科学的东西，随便什么时候都是不怕人家批评的，因为科学是真理，决不怕人家驳。......从前许多同志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常常有两个名词：一个叫做‘残酷斗争’，一个叫做‘无情打击’。这种手段，用了对付敌人或敌对思想是完全必要的，用了对付自己的同志则是错误的”。

文艺界马上做出回应，当时丁玲是《解放日报》文艺栏编辑，这个栏目在3月左右发表了一系列负面批评的文章，认为当时延安存在等级制度、压制言论等现象，包括丁玲自己的《“三八节”有感》（3月9日），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3月11日），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3月12日），王实味的《野百合花》（3月13、23日），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4月8日）等。这些文章后来受到批判，虽然丁玲3月12日离职，但仍然受到牵连。毛泽东在3月31日讨论《解放日报》改版的一次讲话中批评了“绝对平均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冷嘲暗箭”的笔法。

4月25日，丁玲写了《风雨中忆萧红》，发表于6月《谷雨》，有些话看似在讲萧红，但都似乎有所影射，“抒发了因为《‘三八节’有感》被批判带来的一些苦闷”。“世界上什么是最可怕的呢，绝不是艰难险阻，绝不是洪水猛兽，也绝不是荒凉寂寞。而难于忍耐的确是阴沉和絮聒”，“听说连未死的胡风都有人证明他是汉奸，那么对于已死的人，当然更不必贿买这种无耻的人证了”，“鲁迅先生的“阿Q”曾被那批御用文人歪曲地诠释，那么《生死场》的命运也就难免于这种灾难。在活着的时候，你不能不被逼走到香港；死去，却还有各种污蔑在等着，而你还不会知道；那些与你一起的脱险回国的朋友们还将有被监视和被处分的前途。我完全不懂得到底要把这批人逼到什么地步才算够？猫在吃老鼠之前，必先玩弄它以娱乐自己的得意。这种残酷是比一切屠戮都更恶毒，更需要毁灭的”。

对丁玲等人的批判进一步深入。5月2日，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到：文艺工作“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的呢？”“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态度问题。...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工作对象问题，”“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最后一个问题是学习，我的意思是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说什么一切应该从“爱”出发”。此后，报纸上对丁玲等人的批判文章大量涌现，特别是针对王实味。

6月11日，丁玲在中央研究院召开的“党的民主与纪律”座谈会上做了检讨，后来以《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为题刊登在《解放日报》上，检讨中说，《“三八节”有感》“这篇文章是篇坏文章”，“主要不对的地方是立场和思想方法”，“表现了我只站在一部分人方面说话而没有站在全党的立场说话”，随着运动的开展她对王实味的批判愈加激烈，她写道：“（王实味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思想方法问题，而是一个动机的问题，是反党的思想和行为，是政治问题”。

1942年2月，丁玲与延安烽火剧社的社长陈明结婚，丁玲比陈明大13岁，这段关系遭受很多议论，但二人此后相濡以沫，一生相守。

1943年，在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和审干运动中，丁玲经受了极大的压力，她补充交代了在南京写的“条子”：“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未经过什么审刑，以后出去后，不活动，愿家居读书养母...”，1944年夏天她回到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专职写作。1945年，《复查小组对丁玲历史问题初步结论》中说：“据现在所有材料，国民党没有将丁玲所写字迹公布。...丁玲于1933年5月被捕后，写了悔过书的字条，并在南京拘留时间中与冯达同居，表现了政治上消极，失了气节，同国民党表示了屈服，其后在新的革命高潮影响下，于36年又回到革命阵营中来的经过情况，有材料可以证明没有国民党派遣的嫌疑。但在这时期思想上的严重毛病是否受到国民党逮捕后软化的影响，丁玲同志因自己深刻反省。整风后有进步”。这样，丁玲这次算是过关了。

1942年以后丁玲进入低沉期，直到1944年写了《田保霖》，受到毛泽东的称赞，才又开始了积极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