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

董仲舒（前2世纪—？），广川（今河北省景县）人，西汉时官员与学者，活跃于汉景帝至汉武帝时期，曾任《春秋》博士、江都国相、胶西国相。董仲舒向汉武帝呈上《天人三策》，提出儒家的治国蓝图，晚年闭门研究与著作，甚受朝廷重视，所作文章后世编为《春秋繁露》。董仲舒在儒学史上地位崇高，被视为汉代第一大儒，他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促进汉代以至后世儒学的兴盛及主流化。然而董仲舒抑黜百家的主张，亦被今人批评为阻碍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

董仲舒以思想著称，主要分成几个方面：在宇宙论方面，董仲舒相信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与万物之本，主宰自然；他提倡天人相应，天之道与人之道一致而相通，天是人伦道德与价值根源，儒家哲学本体。董仲舒是阴阳五行说的集大成者，最早提出五行相生说，认为阴阳二气充盈天地，推动四季变化。董仲舒给予儒家思想与价值观以宇宙论及形上基础。在政治方面，提出天人感应论，劝告君主施政须合乎天道，推行仁政与德治，以礼乐教化移风易俗，反对法家以刑罚治国，主张“德主刑辅”，并申张灾异与祥瑞之说，在精神上制约君权。在伦理道德方面，董仲舒提倡三纲五常与忠君之道，人性有先天的仁义与贪欲，必须接受君王圣人的教化。他提出三统循环的历史哲学论，三朝为一周期。

除了思想之外，经学方面，董仲舒以研究《春秋》闻名，教授春秋公羊学，着重发挥孔子的微言大义。宗教方面，董仲舒最重视天子祭天的郊祀。文学方面，撰有《士不遇赋》。

生平

董仲舒生卒年不详，鲁惟一推断为前198—前107年，桂思卓（Sarah A. Queen）推断为前195—前105年。汉景帝时（前157—前141），董仲舒受命为《春秋》博士，颇受士人尊崇，在长安开班授徒，入门较早的弟子会把所学授予入门较晚的弟子，很多学生没有真正见过董仲舒。据说他专心学术，三年间不看自家庭院一眼，日常举止仪容合乎礼仪。前141年汉武帝即位后重用儒生，董仲舒获提拔为江都国相，侍奉汉武帝的兄长易王刘非，以仁义之道辅助傲慢好勇的易王，得到易王尊重。董仲舒为了治理江都国，记述《春秋》灾异之变，还施行求雨降雨等仪式。窦太后尊崇道家，前139年逼迫一些汉武帝重用的儒生自尽，董仲舒稍后也被罢免。

前135年窦太后离世，同年（一说前134年）董仲舒被荐举贤良，呈上《贤良对策》，汉武帝看中董仲舒的答卷，其对策被取为第一，再对他发策问两次。对策后董仲舒拜为中大夫，奉命向汉武帝宠臣吾丘寿王传授《春秋》，不久发生笔祸事件，辽东郡的高庙和长陵的高园宫先后发生火灾，董仲舒推究其意义与原因，写下奏疏的草稿，文中建议皇帝应诛杀行为傲慢不当的皇亲国戚，以及皇帝身边的腐败官员。董仲舒还未上书，主父偃来访，偷看并擅自拿走这份草稿，上呈汉武帝。武帝招集儒生出示草稿，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是其师的文书，批评文稿十分愚劣，于是董仲舒该当死罪，后来得到汉武帝赦免，恢复中大夫之职，但终生不敢再言灾异之说。

后来董仲舒受公孙弘嫉妒，被外放为胶西王刘端的相，在职期间曾设坛讲授《春秋》。他虽得到胶西王尊重，但还是怕获罪而辞任，约于前125年以病请辞，回到长安，潜心研究与著述。约于前122年，董仲舒曾受汉武帝之令，与治《穀梁春秋》的瑕丘江公辩论，由于瑕丘江公口吃，表现欠佳，朝廷更欣赏董仲舒公羊之学，汉武帝命太子跟随董仲舒学习《春秋公羊传》。朝廷每逢有大问题，便派使者征求董仲舒的意见，御史大夫张汤等官员也向他请教，董仲舒的回答有礼有节，明白准确。董仲舒敢于批评世风流俗及朝廷政策，为人率直诚实，不慕财利，其门徒数以百计，如吾丘寿王、褚大、殷忠、吕步舒、嬴公等。

著作

董仲舒上呈给汉武帝的策问答卷三篇，称为《贤良对策》，又称《天人三策》，向汉武帝提出施政建议，以实现儒家的治国蓝图。董仲舒写过百多篇文章，当中包括上呈的奏疏，以及有关《春秋》公羊学的讨论。董仲舒另撰有《公羊董仲舒治狱》16篇，收录了董仲舒依据《春秋》，对232个张汤向他咨询的疑难案件所作出的判决。董仲舒并著有《灾异之记》，分析《春秋》所载与汉代时所发生的灾异，部分采录于班固《汉书．五行志》及唐代《开元占经》。大约在南北朝时，人们把董仲舒的文章编成《春秋繁露》一书，流传至今。深川真树认为，《春秋繁露》部分内容为董仲舒的弟子后学所附加，并非全部都是董仲舒所写。《春秋繁露》现存79篇，依内容可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17篇，发挥《春秋》经传的微言大义，第二部分20篇，讨论君主治国的原则与方法；第三部分27篇，论述天地、阴阳、五行的运行和发展，讲天人相应、天人感应的原理；第四部分12篇，论述祭祀和求雨之事。深川真树、鲁惟一、桂思卓（Sarah A. Queen）、庆松光雄、田中麻纱巳和近藤则之认为《春秋繁露》中有关五行的各篇都是或部分是伪作的；宇佐美一博、斋木哲郎、徐复观和邓红都反驳此说。

思想

天人关系

董仲舒的宇宙论广纳儒、墨、阴阳等各家学说，既接受墨家有意志的上帝之“天”，又吸收阴阳家无意志的自然之“天”。他提出“天者，百神之大君也”，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万物之本，公正有序，无始无终，永恒存在，为支配万物及人类的主宰，宇宙秩序的根源。天也是有规律地变化而生成万物的自然界，以日月风雨与阴阳寒暑而成就万物。天意主宰自然，透过自然示意；天意也使自然运作，自然体现著天意。主宰者居于自然界之上，天意指向道德并统御自然。在一些篇章中，董仲舒认为天是自然的存在，没有意志和人格，君王必须效法天的秩序，以创造人类社会的秩序。邓红认为董仲舒建天道以立人道的理论，参考了黄老道家之“道”的学说，采纳道家对自然的看法；董仲舒人格化“天”的原型，则是黄老道家所言的黄帝。董仲舒相信天人合一或天人相应，天人之间的性质与规律相一致。人类居于万物之上，在宇宙中占有极高地位；“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也，天亦人之曾祖父也。”人之为人的根据在于天，人是按照天的样子制造出来的。天之道与人之道是一致的，天和人有相通之处，一样都有喜怒哀乐、仁义道德，人的肉体也类似于自然天地。一年四季、12个月、360日，和人体的四肢、12关节和360块骨骼之间有共同之处。人就是宇宙的缩影，是一个小宇宙。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的原型，部分来自汉初陆贾的天道观，也受儒家神道设教的倾向影响。池田知久则认为，董仲舒的天人相应论也许受墨子的“天志”思想影响。

董仲舒利用天道和阴阳五行说来改造儒家思想。天是价值根源，既是人伦道德的来源，也是政治措施的标准。天道是儒家哲学本体，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以致精神世界，都源自天。董仲舒提出目的论：自然被造出来，是为了让人对其加以利用而致兴旺。春夏秋冬是最重要的天道，不仅是自然现象，也是天意的表现。天地生成养育万物，是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一种至美的仁德。天养育万物生生不已，天的仁德也是无穷无尽。董仲舒主张天人感应论，天象异变被视为神意。灾异、阴阳、四季变化、昼夜更迭乃至人的性情，都是天意的表现形式。君王是否以教化治国，将左右阴阳是否调和，进而影响万物繁荣与否。董仲舒想法与《公羊传》相同，视灾异为上天的警戒。火灾、水灾、日蚀、彗星等灾异，都是上天对失道之君发出的警告，若君王仍无反省与改变，天将使其灭亡。君王能教化万民，阴阳调和，上天则会降下“凤皇来集，麒麟来游”等祥瑞。

阴阳五行

董仲舒是阴阳五行说的集大成者。阴阳乃指昼夜与四时的基本规律，阴和阳并存而对立，相牵制互相影响。万物阴阳交感，相似之物互相吸引：阴吸引阴，阳吸引阳。天意主张“阳尊阴卑”，阳是支配性而主要的，阴是从属性而次要的，阳处于实位而阴处于虚位。万物由“气”构成，阴阳五行是天地之气的不同形态。阴阳之气肉眼虽看不见，但充满于天地之间。气是生命之源，无气则人死。天地之气分为阴阳、四时、五行之气，是万事万物的来源。阴阳二气的循环产生四季，以一年四季为一个周期。阴阳分为“少阳”“太阳”“少阴”“太阴”，分别配当春夏秋冬四季。阳气有绝对优势叫“太阳”，阴气有绝对优势则叫“太阴”。阳气给大地带来温暖，阴气则带来寒冷。每天阳气从东方上升，经过南方向西方降下，在地下的北方运行，再向东方移动；另一方面，太阴从西方开始降下，经过南方向东方上升，出地上向南方运行，再到西方。完成一周的轨迹，是为四季。夏至时，阳气在最高的位置，阴气在地下最低的位置；冬至时则相反。

董仲舒认为阴阳五行表现和传达了天道，人们通过观察阴阳五行的动静和运行状态，可以了解到天道和天意。天道受到破坏，阴阳五行之气便失去平衡和稳定，邪气生而引起灾异。其阴阳五行理论承继了《黄帝四经》中的阴阳五行思想，两者都把阴阳和灾异论挂勾。董仲舒最早提出五行相生说，五行间相生相胜，木火土金水依次相生，另一方面，金胜木、水胜火、木胜土、火胜金、土胜火，是为相胜。五行中土最尊贵。从空间上来说，木居东方，火居南方，金居西方，水居北方，土居中央。四季中，董仲舒在夏秋之间加入“季夏”，以便四时与五行相配。一年360日可分为五季，一季72日，分别配之以五行。此72日之说，源自《管子．五行篇》。鲁惟一、庆松光雄认为董仲舒不讲五行，徐复观和邓红反驳此说，认为董仲舒提出五行之说。

治国之道

董仲舒给予儒家政治学说以宇宙论依据和形上基础，以天人感应论劝告君主推行仁政，施政应合乎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董仲舒要求君王要有仁义礼智信等道德修养，在理论上保持内圣外王的观点。（一说董仲舒不太强调“内圣”。）统治者应满足民生所需，但不可放任人民的欲望，须防止欲望横行。儒者的使命是给统治者提供学问与道德，使君王不会施行恶政。君王应遵守礼义，节欲养心，治身成仁，在其德行的基础上，借助贤人引导众民遵守礼义，逐渐移风易俗，进而感化域外异族，以使邪气消失，阴阳调和，祥瑞降临。君王有责任对民众实行礼乐教化，圣王之道就是奠基于仁义礼乐的教化。君王才有至善的人格，普通百姓都依赖其教化。君王应统一其臣民，并通过自己的示范改造臣民，皇帝应接受儒家经典教诲，以道德典范的身份施行统治，以教化陶冶人性，以礼乐节制人欲，如此才能平治天下，达致移风易俗。董仲舒不太要求君主个人的道德修养心性工夫，而是要求根据天道。政事必须相应春夏秋冬四季及阴阳五行。君王以外，高官也有责任教化百姓；高官无能从事教化，则君主如何有德也无法实现教化。董仲舒也指出政治清廉，君主才能对人民施以教化。教化的基本内容是三纲五纪，使民众政治上服从大一统专制政体。君王制作礼乐，使人民感动，不敢相争。

董仲舒反法家反秦政，反对酷吏的做法，主张“阴阳刑德”，阳为尊，阴为卑，“德尊刑卑”。君王应顺天行道，“任德不任刑”，以道德教化而非刑罚治国。教化比刑罚法律更重要，以刑罚治国违反天意，刑罚误用会在人民心中累积戾气，危及国家。董仲舒指出在上古时代，法律是多余的，牢狱虚空，后世君主则用严刑重罚来控制人民。但刑罚和法律仍有其价值，君王应“德主刑辅”，礼法并用。君王并应以赏罚左右风俗美恶，引导众民奉行礼义，遵守尊卑上下的区别。在汉景帝时，董仲舒思想受黄老道家影响，主张君主无为，自我超越，“安精养神”，滋养精气，无形无声，虚心寂静，赏罚无私，录用贤人；臣下则是有为的，不断劳碌。只有聚集圣人贤士在堂，为人君者方能为国带来太平。董仲舒君王顺应天道的思想，和《黄帝四经》的概念非常接近。后来董仲舒则反对君主无为之说，主张君主有为，积极主动，务必努力；社会治乱和国家安危都维系于君王是否努力。

正当性

董仲舒的政治论，以“大一统”专制政治为目标，而君主实行专制政治的前提，是必须服从天意。他继承周代的天命思想，天子和诸侯的权力，都受之于天命，君王须符合天意，遵从天命统治民众。管制皇帝的力量在人间是找不到的，董仲舒只能提出君权神授说，强调君主应知天命并接受天命，同时将皇帝的独尊地位和权力合理化。董仲舒从儒家的立场提出天人感应论，申张灾异之说。君王以教化治国，能实现治世，消除灾异，使阴阳调和，进而招徕祥瑞。圣人“法天而立道”，即效法自然界的变化规律而建立治国之道。君王能法天而行道，就能顺利统治，大有成就，阴阳调和，出现景星、黄龙、紫云、珍兽等祥瑞。人的寿夭也是由君主政治的善恶所左右。像孟子一样，董仲舒主张君主若失德失道，天会使他丧失天命。若君王的行为违背天意，上天将降下灾异以示警告，君王应由此察觉自己的错误，改变治国方式，若能反省改过，就能维持天命；若逆天而行，不仅阴阳错乱而灾异发生，甚至遭上天剥夺其天命，最终亡国，失去君权，暴秦的灭亡就是例子。

上天会对另一至德的圣人授予天命，天下人民心所归者，上天将使他担当君王，发出“受命之符”等异象，以昭告天下已有圣人受天之命。君王得到了天命，便意味着得到了人类社会的统治权。新受命的君主要迁都，换称号，改历法，变服色，以昭告天下。开创王朝的君王即“受命之君”，因其至高的德行而获得君权的正当性，第二代以后即“继体之君”，则因第一代的遗德余烈而确保君权的正当性。君王能维护儒家仁义礼智信“五常”，则可以保天命，实现帝王万世伟业，得到天地的庇祐，鬼神之灵的保护。董仲舒天人感应论在君王顺天时肯定君权，在君王逆天时则发挥批评君权的作用。他把三纲五常伦理纲常原则置于君权之上，在精神上制约君权。重泽俊郎认为灾异说目的是抑制君权，限制君王恣意行动，以天的权威约束君权，使其行使合乎儒家思想。池田知久则认为董仲舒主张君权神授，强调君主权力由天授予，而不着重天对君权的抑制。其灾异说拥护君权，即借由天所降下的灾异给予君王反省改过的机会，以使其维持君权。

政治制度

董仲舒将皇权与宇宙论结合起来，谋求强化君权，天对人类的支配，通过天子即“王”来进行，王是天在人类社会的代理人。相对于君王，臣下地位卑贱，奉事人主要“尽其情”，不得怠慢与隐瞒。国家应从儒者中选择官员，君主应态度谦卑，擢用贤者，则可国家太平。臣下要把荣耀和成就都归功于君主，使其更尊贵；有时为天子牺牲也是必要的。有关封建制度，董仲舒主张“强干弱枝”。天子分封诸侯，是为了让诸侯替天子管理耳目所不及之地，诸侯则通过朝聘而服从于天子。天子派出“州伯”直接监察各诸侯。诸侯地位低于天子的大夫，所有诸侯兵力加起来亦远不及天子军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