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土地 (2010)

《血色大地：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的欧洲》（'Bloodlands: Europe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是耶鲁大学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于2010年出版的著作。该书探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在纳粹德国与苏联控制的领土上发生的大规模屠杀事件。在这部著作中，斯奈德考察了中欧及东欧特定区域内的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背景；在1933年至1945年间，斯大林治下的苏联与希特勒治下的纳粹德国在该地区制造了针对非战斗人员的大规模屠杀，遇难者估计达1400万人，其中绝大多数并非死于大屠杀期间的灭绝营。斯奈德将这片区域定义为“血色大地”（bloodlands），其范围涵盖了今天的波兰、白俄罗斯、乌克兰、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罗马尼亚东北部以及俄罗斯的最西端地带；尽管斯大林与希特勒的政权目标相左，但两者的相互作用加剧了该地区的苦难与流血，其造成的惨烈后果远超各自政权单独行动时可能造成的程度。

斯奈德指出了这两个极权政权之间的相似之处，以及它们之间那种相互助长、加剧了非战斗人员所遭受的破坏与苦难的互动关系。安妮·阿普尔鲍姆评论道：“斯奈德的书中包含了许多该领域专家早已熟知的信息。但其独特且极具原创性之处在于，它揭示了希特勒与斯大林如何相互呼应——有时彼此合作，有时相互对抗。书中展现了他们如何相互推波助澜，仿佛同一现象的两个侧面。”

据斯奈德所述：“德国人蓄意杀害了约1100万非战斗人员；若计入因驱逐、饥饿及集中营监禁而导致的可预见死亡，这一数字将超过1200万。对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而言，相应的数字分别约为600万和900万。”

该书荣获多项大奖（包括2013年，汉娜·阿伦特奖并在历史学家群体中引发了广泛争论。相关评论褒贬不一，既有严厉的批评，也有极高的赞誉。

概要

斯奈德（将中东欧地区称为“血色土地”（Bloodlands）。这片区域见证了希特勒关于种族优越论和生存空间的构想——其导致了最终解决方案及其他纳粹暴行——与斯大林基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构想之间的交汇；这两种构想时而冲突，时而合作，最终导致了无辜男女老少在古拉格及其他场所遭受蓄意饥饿、监禁和屠杀。

这两个政权的共同行径导致东欧“血色土地”上估计有1400万非战斗人员丧生；斯奈德指出，纳粹德国造成了其中约三分之二的死亡。至少有540万人死于后来被称为“大屠杀”（Holocaust）的种族灭绝行动，但还有更多人在鲜为人知的情况下丧生。

斯奈德试图表明，纳粹与苏联政权之间的互动对于讲述这段血腥历史至关重要。他指出，苏联起初支持华沙起义以反抗纳粹占领，但随后却不愿提供援助，因为苏联乐见纳粹消灭那些可能阻碍其日后占领该地区的潜在抵抗力量。斯奈德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互动案例，表明若这两个政权各自独立行事，死亡人数本不至于如此之多。

据雅各布·米卡诺夫斯基（Jacob Mikanowski）所述，该书的一个核心主旨在于反驳一种观点，即认为大屠杀主要发生在集中营内；事实上，书中强调“大屠杀中有大量暴行是在公开场合进行的，因此仅仅关注集中营是错误的”。为此，斯奈德记录了许多犹太人是在村庄或乡间遭大规模枪杀身亡的，而非仅仅死于灭绝营。正如安妮·阿普尔鲍姆所言：“希特勒的绝大多数受害者，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其他人，从未见过集中营。”同样，书中讨论的所有苏联受害者也都是在古拉格集中营体系之外被杀害的；而在该体系内部，估计约有一百万人丧生。1941年秋，纳粹集中营内每天死亡的苏联战俘人数，就超过了整个战争期间西方盟军战俘死亡的总数；最终，共有超过300万苏联战俘死于纳粹集中营。苏联的德国战俘命运同样悲惨，超过五十万人死于苏联集中营的恶劣环境之中。

斯奈德重点关注了三个时期，理查德·罗兹将其概括为：“1933年至1938年间苏联境内蓄意制造的大规模饥荒与枪杀事件；1939年至1941年间在被占领的波兰，苏联与德国行凶者大致相当的大规模枪杀行动；以及1941年至1945年间，德国导致310万苏联战俘饿死，并对超过500万犹太人进行大规模枪杀与毒气屠杀。”他重新审视了战争及战后时期的诸多事件，例如1939年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犹太人大屠杀期间波兰人对犹太人的援助，以及战后苏联对波兰地下国、“被诅咒的士兵”及苏联对前战俘的镇压。

书中关于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治下乌克兰大饥荒（常被称为“乌克兰大饥荒”/Holodomor，但斯奈德避免使用这一术语）的章节，进行了相当详尽的描述。斯奈德讲述道，在哈尔科夫地区某村庄的一所非官方孤儿院里，孩子们因极度饥饿而不得不自相残食；其中一名儿童在被他人吞食的过程中，甚至吃掉了自己身体的一部分。1933年的乌克兰饥荒导致330万人死亡。希特勒实施“饥饿计划”，导致苏联境内420万人饿死，其中绝大多数是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俄罗斯人。该书着重阐述了这两个政权之间的相似之处，斯奈德指出：“希特勒和斯大林有着某种共同的暴政政治逻辑：他们制造灾难，将责任归咎于选定的敌人，随后利用数百万人的死亡来论证其政策的必要性或合理性。他们各自都怀揣着一种旨在彻底改造社会的乌托邦理想；当这一理想无法实现时，便寻找替罪羊加以指责；最后，他们实施大规模屠杀政策，并将其标榜为一种‘替代性胜利’。”

斯奈德还描述了在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之前，这两个政权如何频繁合作并相互协助，例如盖世太保与内务人民委员部之间举行的会议。双方在杀害波兰人方面进行了广泛合作，包括纳粹针对波兰民族的罪行以及苏联对波兰公民的镇压（1939—1946年）；仅在1939年至1941年间，纳粹德国和苏联就共计杀害了约20万名波兰公民。

针对这一点，阿普尔鲍姆写道：“纳粹与苏联政权有时是盟友，例如在共同占领波兰期间（1939–1941年）。即便作为敌手，它们有时也拥有相契合的目标：例如1944年（华沙起义期间），斯大林选择不援助华沙的起义者，从而任由德军杀害那些日后可能会反抗共产主义统治的人……”德国人和苏联人经常互相挑衅，导致冲突升级，造成的伤亡远超两国单独采取任何政策所能造成的伤亡。斯奈德指出，西方同盟国在与斯大林结盟对抗希特勒之后，战争结束后便没有意愿与第二个极权政权作战。由于美英军队从未进入东欧，这些地区的悲剧并未被美国和英国民众所熟知，从而导致了西方背叛的观念。

受害者人数

斯奈德将“血色之地”的总死亡人数定为1400万，这些受害者均死于斯大林和希特勒之手。其中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在占领波兰的营地的犹太平民、在卡廷惨案等战争罪行中被杀害的波兰知识分子、被占领国的解除武装人员以及战俘。斯奈德指出：“我并未统计在战场上阵亡的士兵”，并表示这“并非对苏联和德国势力给该地区带来的所有死亡人数的完整统计”。

斯奈德所统计的​​受害者，是指那些因政府“蓄意实施的大规模屠杀政策”，如处决、蓄意制造饥荒和死亡集中营而丧生的人。斯奈德表示，他“通常不将以下情况计入统计”：在集中营内因过度劳累、疾病或营养不良而死亡；因驱逐、强迫劳动或疏散而死亡；因战时物资短缺而饿死；以及在轰炸或其他战争行为中丧生的平民。“血色之地”涵盖的地理区域仅限于波兰、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国家以及被德国占领的俄罗斯西部地区。关于这些数字，斯奈德声明他的估算“偏向保守”。

斯奈德对这1400万受害者的情况总结如下：

330万“苏联饥荒”受害者——他使用这一术语来指代那些受害者“主要是乌克兰人”的饥荒，而未采用“乌克兰大饥荒”这一特定称谓；据斯奈德所述，斯大林意图通过饥荒消灭那些抵制苏联农业集体化政策的乌克兰人和波兰族人。

30万1937年至1938年苏联“大清洗”期间的受害者——他使用“民族清洗”（national terror）一词来描述这一针对“主要是波兰人和乌克兰人”的行动，这些人因其族裔身份而被杀害（该数字不包括“血色之地”以外地区在大清洗中死亡的另外40万人）。据斯奈德所述，斯大林将苏联西部的波兰族人视为波兰第二共和国的潜在代理人；在1933年大饥荒中幸存下来的乌克兰富农，也被视为在未来冲突中可能敌视苏维埃政权的群体。

1939年至1941年间，在被占领的波兰，共有20万波兰人丧生，两大政权各应对其中约一半的死亡人数负责。这些死亡者包括在卡廷大屠杀中遇害的平民及战俘。受害者大多是波兰的知识界与政治界精英。据斯奈德所述，斯大林和希特勒都致力于消灭波兰民族的领导阶层。

在苏联，有420万人死于德国的“饥饿计划”，受害者“主要是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斯奈德未将苏联境外的饥荒死亡人数计入其中。据斯奈德所述，作为“东方总计划”的一部分，希特勒企图最终通过人为制造饥荒，消灭多达4500万波兰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捷克人。

犹太人大屠杀中有540万犹太人遇害（不包括在“血色大地”之外另有的30万死亡人数）。

70万平民，“主要是白俄罗斯人和波兰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对白俄罗斯的占领及1944年华沙起义期间，遭德军“报复性”枪杀。

2011年2月，《渥太华公民报》在总结受害者人数时指出，《血色大地》讲述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且发人深省的故事，揭示了1400万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少是如何惨遭杀害的”。这一死亡数字涵盖了两个广为人知的受害者群体——大屠杀中丧生的570万犹太人，以及在苏联独裁者约瑟夫·斯大林一手造成的1932-1933年大饥荒中死亡的330万乌克兰人；同时也包括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受害者，例如300万被蓄意饿死的苏联战俘。

2012年11月， 历史学家达里乌什·斯托拉（Dariusz Stola）写道：“他对‘屠杀性政策’所作的狭隘定义引发了质疑。他关于1400万死亡人数的估算，仅涵盖了那些在蓄意实施的大规模屠杀政策框架下丧生的人。因此，他将许多其他受害者排除在外，例如那些因遭受虐待、疾病或营养不良而死于集中营或流放途中的人，甚至包括那些在逃离军队过程中死亡的人（即便这些军队是蓄意迫使民众逃亡的）。”

反响

《血色大地》在历史学家群体中引发了广泛争论，相关评论既有严厉批评，也有极力推崇。雅克·塞梅兰在评述这些反响时写道：“尽管观察家们普遍对斯奈德这部力作表示敬意，但他们同时也毫不留情地提出了若干尖锐的批评意见。”塞梅林指出，一些历史学家批评了该书对事件的时间线安排、随意的地理范围界定、关于受害者人数及暴力规模的统计数据，以及对不同行动主体之间互动关注的缺失。尽管存在这些问题，塞梅林仍认为《血色大地》属于那种“改变了我们看待某段历史时期方式”的著作。

该书在《BBC历史》、《西雅图时报》和《纽约观察家报》等大众媒体上获得了好评；罗伯·葛沃斯（Robert Gerwarth）在《爱尔兰时报》上撰文称赞该书是“一部关于20世纪中叶欧洲东部地区大规模屠杀事件的、考证严谨的历史著作”。

学术界评论

该书获得了该领域众多专家的赞誉。托尼·朱特称《血色大地》是“数十年来关于这一主题最重要的著作”。其他好评包括：温迪·洛尔（Wendy Lower）称其为“大师级的综合之作”；约翰·康纳利（John Connelly）赞誉其为“具有崇高道德关怀的一流学术研究”；克里斯托弗·布朗宁（Christopher Browning）形容该书“令人震撼”；丹尼斯·肖瓦尔特（Dennis Showalter）则表示：“斯奈德此前已写过多部一流著作……而《血色大地》将他的创作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马克·罗斯曼（Mark Roseman）写道：“该书的核心成就……在于它讲述纳粹与苏联暴力历史的方式，赋予了这一野蛮篇章全新的面貌，并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认知。”不过，该书也遭到了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其他学者以及纳粹主义和斯大林时期苏联问题专家的严厉批评。

2010年11月，理查德·J·埃文斯在《伦敦书评》上发表了一篇“措辞严厉的书评”，指出由于缺乏因果论证，“斯奈德的书毫无用处”。埃文斯写道：“在我看来，他简直是将纳粹种族灭绝与斯大林治下苏联发生的大规模屠杀画上了等号……进行比较本身并无不妥，但我认为这种等同视之的做法非常令人不安”。埃文斯后来承认，斯奈德本人曾于前一年在《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对埃文斯的著作《第三帝国三部曲#战争中的第三帝国》（The Third Reich at War）发表过批评性评论，这也是“斯奈德的书让[他]如此恼火的众多原因之一”。

2011年夏季，奥默·巴托夫（Omer Bartov）在《斯拉夫评论》上撰文指出，尽管《血色大地》呈现了一种“令人钦佩的综合性论述”，但它“并未提供新证据，也未提出新论点”；他指出该书“贯穿着一种一贯的亲波兰偏见”，掩盖了波兰与犹太人关系中较为阴暗的一面，并且斯奈德对德国和苏联占领政策的强调淡化了族群间的暴力冲突。巴托夫评论道：“通过将游击队员与占领者、苏联与纳粹的占领、国防军与红军的罪行等同起来，并回避族群间的暴力冲突，斯奈德剥离了这场战争中大部分的道德内涵，并不经意间采纳了辩护者的论调——即当人人都犯有罪行时，便无人应受指责。”

2012年1月，雷蒙德·加夫龙斯基（Raymond Gawronski）在《萨尔马提亚评论》（Sarmatian Review）上发表书评，称《血色大地》是“一部必须阅读并细加研读的著作，一部意义重大的书；它将原本互不协调的历史片段编织在一起，而其中许多片段在我们的文化中是完全不为人知的”。他补充道：“斯奈德对相关各族群及其动机、处境、历史和相互关系的敏锐洞察力，令人惊叹且值得高度赞赏。他对民族主义团体随后夸大伤亡数字现象的反思，既冷静客观又十分必要。”在加夫龙斯基（Gawronski）看来，“斯奈德在处理犹太人大屠杀这一日益受关注的话题时，既进行了极具感染力的叙述，又将其置于周边其他社群所受苦难的背景下审视，可谓如履薄冰：我认为他出色地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

《当代欧洲史》（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杂志于2012年5月刊发了一期关于该书的专题讨论，收录了约尔格·巴贝罗夫斯基（Jörg Baberowski）、丹·迪纳（Dan Diner）、托马斯·库讷（Thomas Kühne）和马克·马佐尔的评论文章，以及斯奈德撰写的导言与回应。屈内指出：“斯奈德并非首位探讨希特勒与斯大林之共性及其杀戮政治之间关联的学者。历史学家在这一问题上越是提出挑衅性观点，越是质疑大屠杀的独特性或特殊性，其著作就越容易招致抵触甚至反感——最典型且最具争议的例子莫过于20世纪80年代的德国学者恩斯特·诺尔特。斯奈德将苏联罪行与纳粹罪行联系起来的做法，在今天和过去一样，在政治上都十分敏感。”屈内补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