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奇怪死亡 (2017)

《欧洲的奇怪死亡：移民、身份、伊斯兰》（英语：The Strange Death of Europe: Immigration, Identity, Islam）是英国记者、政治评论家道格拉斯·穆雷于2017年出版的著作，由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旗下的Bloomsbury Continuum发行。全书开篇即断言“欧洲正在自杀”，主张大规模移民涌入、欧洲自身的低生育率，加上其所称的欧洲人对自身信念、传统与正当性失去信心，将使欧洲文明无法再以一向的样貌存续下去。

穆雷以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为写作契机，先走访希腊与意大利的移民登陆点，再走访移民最终落脚的瑞典与德国城镇，将实地报导与文化批评熔于一书。全书的论证沿几条线推进。穆雷质疑支持移民的经济论证，反对把高学历、高所得的专业人士这类例外当成移民的通例，并认为住房、学校名额与医疗服务承受的压力显而易见。在整合问题上，其以蒂洛·萨拉辛遭挞伐去职，以及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相继宣告多元文化主义失败为例，指这些领袖真正反对的是国家鼓励人们过着各自平行的生活。书中另以一章论“遣返的假象”，主张边界的松动与遣返在实务上的失效，使入境者几乎必然留下。全书最后把欧洲的“疲惫”与意义失落视为文明存续的内在危机，并预言本世纪之内欧洲“将不再是欧洲”。

该书2017年在英国出版，同年于美国发行，2018年6月推出平装版，在英国成为畅销书，并译为德文、法文、意大利文、日文、匈牙利文等多种语言。回响则两极。迈克尔·布兰登·多尔蒂在《国家评论》称其靠横跨欧陆的实地采访写成，文笔兼具明快与哀挽；加比·欣斯利夫则在《卫报》把全书斥为“仕绅化的仇外”，《纽约时报》书评人潘卡吉·米什拉称之为“极右派陈腔滥调的便利文摘”。有学者把该书归入自欧拉伯论述以降的“取代”书写谱系，并批评其论证带有伊斯兰恐惧色彩。

写作背景

穆雷是英国记者与政治评论家，长期担任《旁观者》副主编，并为《华尔街日报》等刊物撰稿。其先前的评论多半集中在伊斯兰教与欧洲政治，该书问世前已出版《新保守主义：我们为何需要它》（Neoconservatism: Why We Need It），以及讨论英国亲伊斯兰风气的《Islamophilia》。

该书的写作背景是2015年的欧洲难民危机。穆雷当时正为《旁观者》采访危机现场，却苦于无法在一两千字的专栏里说清整件事，因为相关事实与它引发的情绪都极其复杂；其自称是在远离家乡、人在远东时意识到，这件事必须写成一本书。为此，穆雷在原有的报导之外另行走访多地，并刻意选择移民的入境点，理由是“整件事在那里最清楚”，因而前往希腊、意大利以及移民登陆的岛屿。采访路线随后沿着移民的移动路径北上，延伸到瑞典城市的郊区与德国城镇的外围。政治学者埃里克·考夫曼记述，穆雷造访意大利的兰佩杜萨岛，观察由利比亚出发、冒险渡海前往西西里的移民，也在莱斯博斯岛的莫里亚难民营访谈难民，并访问了一名德国国会议员。

至于书名，穆雷选择呼应乔治·丹杰菲尔德1935年的政治史著作《自由英格兰的奇异死亡》，该书处理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自由党的衰亡。书评人约翰·L·墨菲认为，穆雷略去“自由”这个形容词，或许反映其视野涵盖的是整片大陆。至于全书据以起论的史蒂文·褚威格，侯赛因指出，这位奥地利犹太作家在20世纪中叶被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赶出欧洲，穆雷援引之以强化欧陆行将死亡的论点。

该书问世时，英美出版界也正有一批论述欧洲前景的著作接连推出。作家约翰·奥沙利文在《克莱蒙书评》把该书与美国记者詹姆斯·柯奇克的《欧洲的终结：独裁者、煽动家与将临的黑暗时代》（The End of Europe: Dictators, Demagogues, and the Coming Dark Age）合并评论，指出两人同样认为欧洲的未来黯淡而动荡，诊断却不相同：柯奇克把问题摊成一长串彼此交缠的难题，包括政治中间地带与主流政党的削弱、民粹主义兴起、脱欧公投、欧元危机、俄罗斯的威胁与反犹主义回升；穆雷则只认定一件大事，也就是移民危机远比其他所有问题危险。

内容概要

全书由导论与19章构成，章名依序为〈开端〉、〈我们如何对移民上瘾〉、〈我们对自己说的借口〉，中段有〈罪疚感的暴政〉、〈遣返的假象〉、〈疲惫〉、〈故事已然说完的感觉〉，最后两章〈可能会是什么〉与〈将会是什么〉则转为展望。

导论开宗明义断言“欧洲正在自杀”，或者说“至少欧洲的领导人已经决定自杀”，至于欧洲人民是否要跟着走，则是另一回事。穆雷说明，这里说的自杀，不是嫌欧盟委员会管得太多，也不是说《欧洲人权公约》没能满足哪个群体的要求，而是“我们所知的那个名为欧洲的文明正在自杀”；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都躲不过，因为各国的病症相同。照其说法，今天多数人还在世时，欧洲就已经不再是欧洲，欧洲人也将失去世上唯一能称为家的地方。穆雷也承认，宣告欧洲末日的说法历来不缺，只是有些预言出现的时机格外令人信服；书中举的例子是褚威格1942年的《昨日的世界》，褚威格写二战前夕的欧陆，称自己“觉得欧洲在错乱的状态中，已经对自己下了死刑判决”。

导论继而以忒修斯之船的悖论发问：一个社会的成员若不断被替换，它还算不算原来那个社会？穆雷由此指出，问题不在于接不接受变化，而在于变化一旦来得太快、幅度太大，一个社会就会变成另一种东西，包括它从来不想变成的样子。全书的核心命题是：大规模移民与低生育率造成的人口变迁，和欧洲对自身信念、传统与正当性失去信心，两者同时发生，使欧洲文明难以为继。

移民规模与人口变迁

穆雷由2011年英格兰与威尔士人口普查切入，指出伦敦33个自治市中已有23个的“白人英国人”不再是多数，而政界与媒体对这个结果几乎只有一种反应，就是一致庆贺。战后欧洲各国以劳动力短缺为由引进外籍劳工，当时普遍假定这些人终究会离开；一直要到确定他们留了下来、还把家眷接来，政策的后果才逐渐浮现。各国政府虽一再承诺控制移民，实际人数却总是超出官方预测，民意与政治现实因而长期脱节。

穆雷同时质疑支持移民的经济论证，认为这类论证得先把高学历、高所得的专业人士说成移民的常态，才导得出移民贡献高于既有纳税者的结论。书中举2000年英国内政部与内阁办公室合编、声称移民对本地工资或就业“整体影响甚微”的〈移民：经济与社会分析〉为例，指该报告由本已支持大规模移民的人员写成，用意是为部长既有的看法提供“知识上的压舱物”。至于公共服务的负荷，穆雷认为那是明摆着却没人愿意承认的事：以近年的移民速度，英国每年得新建一座利物浦规模的城市才足以安置新增人口，至2018年估计将有六成地方当局面临小学名额不足，国民保健署光是翻译服务每年就支出逾2000万英镑。

在穆雷看来，边界的松动使这些压力无从逆转。第11章〈遣返的假象〉引2016年8月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边界是政治人物有史以来最糟的发明”一语，指政治人物确实有本事让边界消失；2015年默克尔推开的是一扇本已半掩的门，因为1995年起26国签署的申根协议早已造出一片无边界地带，逾4亿人不必出示护照就能在欧陆自由移动。遣返则近乎不存在：2000年英国有3万件庇护申请遭拒，该年只有7,645名遭拒者被遣离；2013年保守党政府以广告车在伦敦六个自治市宣传非法居留者应自行离境，最后只说服11人。全英国仅约5,000个拘留名额，每年强制遣离也只有4,000人上下；早在难民危机到达高峰之前，官员就已放弃遣返多数遭拒庇护者的打算，因此危机一展开，连毫无正当庇护理由的人也笃定自己留得下来。

伊斯兰、多元文化主义与整合

在第6章〈多元文化主义〉中，穆雷以德国为例。时任德国联邦银行执行董事的萨拉辛于2010年出版《德国自取灭亡》，主张德国的低生育率加上过高的移民比例（尤其是穆斯林移民）正从根本上改变德国社会，随后在舆论挞伐下被迫辞去央行职务；同年10月，默克尔在波茨坦的演说中表示，建立多元文化社会、彼此并存共处的路线“已经失败，彻底失败”。穆雷以此论证整合政策已经破产。

书中随即指出，跟进宣告多元文化主义失败的领袖不只默克尔。2011年2月，卡梅伦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示，在国家扶植的多元文化主义之下，“我们鼓励不同文化过着彼此隔离、也与主流隔离的生活”，未能提供一套让人愿意归属的社会愿景，甚至容忍这些隔离社群“以完全违背我们价值观的方式行事”；数日后，萨科齐也在电视辩论中称多元文化主义“失败”，并说各民主国家一直只顾着关切来者的认同，却忽略了接纳他们那个国家自己的认同。穆雷提醒，这些领袖批评的并不是族裔多元的社会本身；除了演说里最抢眼的那几句，他们全都表态支持大规模移民。被指为失败的，是国家扶植多元文化主义这项政策，也就是由国家鼓励人们在同一个国家里过着各自平行的生活，甚至依循一套与所在国相抵触的习俗和法律。而“多元文化主义失败了”这句话在不同选民耳中意思截然不同，这种歧义在政治上反而有利，让政治人物得以拉拢原本不便争取的选民。

穆雷因此把多元文化主义盛行的那些年称为欧洲自我否定的年代：接纳移民的社会不再表述自己，只求别人不去注意它，顶多把它当成一个善意的召集者；书中并引塞缪尔·杭亭顿之语，称多元文化主义“本质上是反欧洲文明的，基本上是一种反西方的意识形态”。各国打破这层沉默的时间并不一致：英国要到2001年夏天，因英格兰北部涉及年轻穆斯林男子的暴动与美国的恐怖攻击，平行社群的存在才被广泛讨论；荷兰稍早，法国则迟至2005年的郊区暴动，德国与瑞典更晚。书中认为，真正让讨论松绑的，是具有少数族裔背景的欧洲公民带头改口，例如英国种族关系机构的前领导人特雷弗·菲利普斯后来意识到，种族关系产业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过度强调差异使国家“梦游般走向隔离”。

书中并以相当篇幅罗列移民、寻求庇护者与少数族裔成员所犯下的罪案，以支持整合失败的判断。穆雷另主张“欧洲从来不是伊斯兰的大陆”。

罪疚感、疲惫与意义的失落

〈罪疚感的暴政〉一章主张，欧洲存在一种“道德上的自我专注”：地中海发生船难时，欧洲人归咎于自己的道义失职，却几乎没有人要求卷入叙利亚内战的伊朗、沙特阿拉伯、卡塔尔与俄罗斯分担难民。穆雷认为，殖民历史与二十世纪暴行留下的集体罪疚感，使欧洲菁英失去了拒绝的能力，也失去了捍卫自身文化认同的意愿。

与此并行的是穆雷所说的“疲惫”。其援引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关于文明如人一般生老病死的论点，主张社会也和个人一样会耗竭；并认为19世纪德国大学兴起的圣经考据学动摇了基督教这套欧洲的奠基叙事，留下至今未被填补的空缺。

在〈故事已然说完的感觉〉一章中，穆雷主张“我在这里做什么、我的人生所为何来”这类存在问题并没有消失，只是欧洲人数百年来赖以回答的那套说法已经用罄，而自由民主体制既无力回答，本来也不是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而设计的；其认为，大量人口带着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进入欧洲，使这些问题重新变得迫切。班·莱恩归纳，该书认为欧洲的政治菁英与一般民众在移民议题上正在形成剧烈分歧，而自由派主流承受不了对伊斯兰的批评，宁可高喊“种族主义”也不愿就议题辩论。

书中并为佩吉达运动与英格兰防卫联盟辩护，对匈牙利总理奥班·维克托也给予正面评价。全书以一项预测作结：本世纪之内，先是大城市、继而是整个国家，欧洲社会终将成为它们一度假装自己向来就是的那种“移民国家”；那样的地方仍会有种种面貌，“但它将不再是欧洲”。

出版与回响

该书在英国与美国出版后，英美主流报刊、杂志与智库都有评介，评价相当两极。日文版的书店宣传文案称该书在英国销售逾10万册、已在23个国家翻译出版，并获《星期日泰晤士报》评为第一书、《伦敦旗帜晚报》选为年度好书。

正面评价

多尔蒂在《国家评论》肯定该书与同题材的其他作品不同，是靠横跨欧陆的实地采访写成，文笔“兼具明快与哀挽”；并称穆雷拥有“真正自由主义的心智”，不受禁忌箝制，也没有丝毫倒退守旧或刻薄之意。多尔蒂尤其推崇书中对当代欧洲哲学的剖析，指那是一套满是怀疑、纠缠于死亡与解构的东西。同刊资深编辑戴维·普莱斯-琼斯认为评论者当中几乎没有第二人像穆雷这样，有勇气也有原创性，把整合与同化的失败当成自己的题目。奥沙利文则称该书是对非西方大规模移民的一次全面检视，并形容穆雷拆解官方乐观说词的手法，犹如精神科医师为一名防卫机制强烈的病人诊断妄想。

政治学者考夫曼在《文学评论》给予部分肯定，认为穆雷对西方菁英罪疚心理的批判切中要害，但同时主张不应夸大穆斯林不宽容与恐怖主义的整体影响。智库Theos的研究主任班·莱恩认为“欧洲已然疲惫”是全书最有意思的命题，并直言自由派书评人容易落入“一律高喊种族主义”的陷阱，批评《卫报》的书评几乎被自身的义愤压垮。《每日电讯报》书评人朱丽叶·塞缪尔同样从〈疲惫〉一章切入，称欧洲已经厌倦危机、厌倦一成不变、也厌倦变化。

批评与局限性

欣斯利夫在《卫报》的书评是最早的严厉批评之一。其认为脱欧公投之后，市场上出现了一种需求，就是用比较体面、比较有学养的方式表达排外情绪，而该书正是这种“仕绅化的仇外”；并指出全书章节反复围绕同一批主题打转，却始终没有界定所谓受威胁的“欧洲文化”究竟是什么。

米什拉在《纽约时报》的书评把该书放进19世纪退化论的谱系，认为它和马克斯·诺道《退化》一类作品一样，把欧洲人描写成文化与精神上的堕落者，并批评穆雷为佩吉达与英格兰防卫联盟辩护、把奥班视为比乔治·索罗斯更称职的“欧洲价值”守护者。《The Intercept》记者穆尔塔扎·侯赛因指出全书弥漫偏执的语调，以罪案轶事取代统计分析；其援引官方数据指出，接收难民最多的德国，犯罪率反而降到1992年以来的最低点，并认为书中的失序叙事已经“偏颇到近乎宣传”。莱恩也指出，全书约有一半篇幅在指控穆斯林移民，其中不少指控都经不起质疑，有些甚至可以完全驳倒，而穆雷对相反的一面毫不理会。

乔治敦大学卡塔尔分校教授伊恩·阿尔蒙德在《中东之眼》认为，该书呈现的是“极度单边的统计与例证洪流”，这反映出作者刻意把全书写成修辞文本而非论证文本；并指出书中所举的恐怖攻击案例清一色出自伊斯兰，却完全没有提到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至于穆雷“欧洲从来不是伊斯兰的大陆”一语，阿尔蒙德批评其无视西班牙、西西里与南意大利在成为天主教地区之前，曾有数百年由穆斯林统治的史实。政治哲学家约翰·格雷在《新政治家》主张摧毁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不是什么死亡愿望，也不是伊斯兰，而是西方自身的傲慢；并认为穆雷所预言的“伊斯兰化的欧洲”是幻想，因为书中自陈的数据没有一项显示欧洲在可预见的未来会出现穆斯林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