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 (2000)

《地下》（日语：アンダーグラウンド，罗马化：Andāguraundo）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于1997年发表的非虚构报导文学作品，收录作者对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受害者与相关人士的访谈。村上春树表示其著书动机是为了理解事件的受害者，并打破常见的“受害者与加害者”二元对立叙事。其续篇《地下2》于1998年出版，访问对象转为奥姆真理教的前信徒与现任信徒。村上日后的《1Q84》小说，其部分构想也与奥姆真理教事件有关。

背景

《地下》的写作动机源于村上春树旅居国外的经历和1995年日本发生的事件。村上在1991年旅居美国马萨诸塞州，他称当时的自己为“流放到国外的人”。

在四年后的1995年，日本1月发生阪神大地震、又在3月发生奥姆真理教策划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在针对阪神大地震写完《神的孩子全跳舞》后，村上在阅读3月的沙林毒气事件新闻时，发现媒体报导无法解答他最想知道的问题：“当时在地下铁列车中共乘的人们，在那里看见了什么？采取了什么样的行动？感觉的什么？想到什么？”。为解答这个问题，村上决定自己亲自访问当时的受害者以外，也试图打破常见的“加害者与受害者”二元对比。这两起事件还促使他重新思考自己与“故乡”日本的关系。

1995年秋季，村上春树、木下阳子、押川节生、高桥秀实组成团队，于同年12月开始进行为期约一年的访谈。团队共采访了六十二人，最终有六十人的证词收录于书中。在书中，村上提到自己构思时参考了美国作家斯塔兹·特克尔的口述史著作，如二战的《“好”战争：二战口述史》；还有鲍勃·格林的越战纪实作品《返乡：当越战士兵归来时》中“带着一个疑问，并深入追问下去”的报导手法。

内容概要

《地下》是一部以访谈内容为主的报导文学作品。其依据沙林毒气攻击发生的五条地铁路线来组织架构，并透过受害者、家属及相关专业人士的证词，详细重现事件当天的场景、与当事者的心理外，也重现访谈者的生活。

千代田线 A725K

千代田线A725K列车部分收录九位受访者的证词，包括乘客与当时在圣路加国际医院服务的精神科主任。该医院在事件中接收六百四十名受害者。在千代田线发动攻击的是奥姆真理教成员林郁夫与新实智光，造成两人死亡，两百三十一人受轻重伤。

丸之内线 A777（荻洼方向）

开往荻洼方向的丸之内线A777列车上，共有八人接受访谈。受访者中包含一位律师，他曾是律师坂本堤在司法实习期间的同组同事，并在事后负责“地铁沙林事件被害者之会”的咨询窗口，他的证词连结了奥姆真理教早期的其他罪行。此路线的攻击由广濑健一与北村浩一执行，导致一人死亡，三百五十八人受轻重伤。

丸之内线 B701／A801（池袋方向／折返）

开往池袋方向并折返的丸之内线列车部分，书中访问三位乘客。团队也采访了东邦大学医疗中心大森医院的一位医师。他从事件前一天起担任管理值班医师直到当天上午九点。此路线的攻击者为横山真人与外崎清隆，未造成人员死亡，但约两百人受到轻重程度不一的伤害。

日比谷线 B711T（中目黑发车）

从中目黑站发车、开往东武动物公园的日比谷线B711T列车部分，共有八人提供经历。本书也收录信州大学医学部部长柳泽信夫的证词。他曾治疗松本沙林毒气事件受害者，为沙林毒气的医疗影响提供专业见解。此路线的攻击由丰田亨与高桥克也执行，造成一人死亡，五百三十二人受轻重伤。

日比谷线 A720S（北千住发车）

伤亡最严重的路线，是从北千住站发车、开往中目黑的日比谷线A720S列车，因此本书此部分篇幅最长，共采访三十二位相关人士。他们的证词描绘沙林毒气在密闭车厢内扩散的情景。这条路线的攻击由林泰男与杉本繁郎执行，造成八人死亡、两千四百七十五人受轻重伤。

主题

村上春树指出，奥姆真理教徒与美国大学炸弹客同样接受了“自绝社会以求解放”的叙事逻辑；并批评在麻原彰晃为其信徒提供完整的“物语”时，整个时代无力驱逐麻原的物语。村上同时也期许身为小说家的自己，能创造一个对社会有实际作用的故事。。Bechler分析指出，奥姆真理教盲从、最终毁灭的思维模式，很可能让村上想到在日本学生运动时，部分团体最终以暴力收场的相似之处。他试图透过充满比喻的叙事，来瓦解单一强加、却又极具诱惑性的“大叙事”。

村上认为，将身为加害者的奥姆真理教，视为与我们“这边”无关的“那边”并不充分。他试图在打破受害者的单一群像同时，也去理解加害者为何被麻原彰晃的物语吸引。

像这样拨出许多时间和部分在受访者个人背景的采访上，是想让每一位“受害者”的容貌细部尽可能更明确真实地浮现出来。因为我不想让每个活生生在那里的人，只成为“没有脸的多数受害者之一”（one of them)而敷衍了事。或许因为身为职业作家也有关系，我对“总和性、概念性的”信息这东西不太感兴趣。而只对每一个人具体的——不可能（难以）交换的——存在方式感到兴趣。

村上指出，加害者与受害者之间，可能存在某种镜像关系、共享著日本社会的“空虚”和“疏离”。在书中，村上写道奥姆真理教徒怀有的，恰恰是“我们”在潜意识中一直想排除的自身内在“影子部分”。

村上认为奥姆真理教之所以兴起、盛行，和日本社会严密管理并回避责任有关。许多受害者在中毒后，即使身体极度不适，第一反应仍是在意是否迟到、甚至如常上班。一位受访者则表示，自己能够理解信徒被心灵控制的感觉：因为在公司里服从上级指令可以免除个人责任，让他感到轻松。

评价

《地下》的社会意义受到肯定，但其非虚构手法也引来质疑。

创作评价

《地下》被普遍视为村上春树创作生涯的“分水岭”，标志着村上从早期作品中个人式的“小资作家”，转向关注社会现实。访谈经验促使村上深入反思日本社会与个人内心潜藏的“恶”的问题：他认为，个体需要拥抱自身的“恶”以建立“多层次的叙事性”，并借此对抗如奥姆真理教般排斥“恶”、最终导致暴力外化的单一危险叙事——村上首次深入探讨这种思考的作品，便是以阪神大地震为背景的短篇小说集《神的孩子全跳舞》：尤其在同名短篇〈神的孩子全跳舞〉中，主角善也从一个将善恶二元对立的宗教，走向一个接纳自身黑暗面、与“恶”共存的全新信仰，体现了村上提出的新伦理观。学者王静指出，村上在故事展现的心理学观点，是更接近一种“多神教式”的心理学，强调与内在的“恶”或“他者”保持一种持续、有时甚至无法和解的紧张关系。

这种“拒绝统合”的叙事策略，也体现在他后来的长篇小说中：例如2009年推出的《1Q84》，其故事背景中的神秘宗教团体“先驱”和其中的暴力元素，被广泛认为直接脱胎于对奥姆真理教的思考。该书结局中主角们并未回到原来的世界，而是进入了第三个世界。而在《刺杀骑士团长》中，他更进一步直面南京大屠杀等历史议题。其结尾描绘内心“恶”的肖像画也始终未能完成，保留了其不确定性与未来的可能性，呼应了与“恶”共存的持续状态。

韩光洙认为，《地下》显示村上春树从以往的“抽离”转向“介入”。作家川上弘美指出，这部作品让她感受到村上“想为社会做些什么”的意愿。日本文学评论家芳川泰久也分析，村上透过此书直面日本社会的集体创伤，是其作家生涯中一次重要的“社会化”过程，摆脱了早期作品中纯粹个人的内心探索。

作者意见

在后来的访谈中，村上春树本人表示访谈过程让他开始将“责任”视为写作的核心，并意识到小说家必须创造出能与社会现实相抗衡的“叙事”。在2024年的一场活动中，他表示虽然通常不希望自己的长篇小说被改编，但《地下》是唯一的例外。他期望作品能被拍成电影的理由是“（作品）充满了许多人的声音”，并形容为“日本人的精神集结”，若能透过电影形式呈现将会很有意义。

2018年7月，麻原彰晃及多名奥姆真理教核心干部被执行死刑。对此，村上春树在《每日新闻》投书，表达了他复杂的立场。他重申自己原则上反对死刑，但考虑到受害者及其家属的苦痛，他无法公开说出“我反对处决他们”。他感到胸中仿佛有“沉重的负担”，并警示社会不应利用这次处决来固化死刑制度。

方法论

《地下》在口述史与受害者学领域获得良好评价：在1990年代的日本，系统性地记录犯罪被害者证词的尝试尚属罕见；而《地下》以其庞大的访谈规模与对个体经验的尊重，成为受害者学研究的珍贵文本。学者山根由美惠认为，村上透过集结普通人的“地面的视角”，成功地“再构成”了事件的另一种真实，对抗了媒体单一的庞大叙事。

学者山口真纪进一步分析，书中存在将受害者叙事“工具化”的倾向。她认为，村上收集这些个人故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向他所认为“缺乏想像力”的社会大众传达教训，借此批判社会。在这种框架下，受害者的叙事成了村上社会评论的“工具”，其个体经验的独特性与尊严反而被削弱。此外，罹难者家属高桥静惠（高桥シズヱ）在访谈中表示，《地下》对她而言是极其痛苦的阅读经验，因为书中对丈夫死亡过程的详细描述，迫使她在尚未准备好时就必须直面残酷的现实。这种感受与作者希望促进理解的初衷形成对比。

文化评论家大冢英志则提出更尖锐的批评。他指出，在对因后遗症而失语的受害者浅川幸子（书中化名明石志津子）的描写中，村上使用了与自己早期小说《萤》极为相似的感性笔触来“代言”她的内心世界。大冢认为，这种将非虚构对象进行“小说化”的处理方式，模糊了事实与虚构的界线，是一种“文学的暴力”。

文学评价

思兼指出，本书呈现了“恶的日常性”，并探讨了在后现代社会中，文学如何应对极权式“叙事”的挑战，认为村上借此书进行了一场“文学的政治”实践。伊恩·哈金在《伦敦书评》中质疑村上将事件归因于“日本精神”的说法，认为任何大都市发生类似混乱都是可预期的，未必反映特定国家的民族性；但他也肯定村上对地下世界、另类现实、和末世论的兴趣，切中奥姆真理教的核心思想。使他成为最适合探讨该主题的人。

《卫报》的史蒂芬·普尔则将本书与村上的小说世界联系起来，指出书中受访者如同村上小说主角一样，在日常生活中感到疏离与迷失；而奥姆真理教提供的“叙事”则成为一种具有诱惑力的慰藉。另一位《卫报》评论员杰森·伯克则赞赏本书将“平凡”与“疯狂”并置所产生的效果，认为这种平实的纪录反而更具震撼力。德国《时代周报》的评论将此事件与同年的阪神大地震并列为震撼日本社会的“双重创伤”，突显了本书在时代脉络下的重要性。

非虚构作家吉田司称之为“殿样小说”（日语：殿様フィクション），批评村上像古代贵族或藩主，从安全、抽离的位置观察平民苦难，以保持距离的姿态面对受访者，未能深入事件核心。另一位非虚构作家井田真木子也批评村上对非虚构写作的理解不足。村上本人亦承认，曾有批评指他“利用”此事件来克服自身的写作瓶颈。思想家吉本隆明则批评村上在书中对协助受害者的律师中村裕二的访谈，过于倾向一种单纯的“正义”叙事，使得整部作品带有“通俗的正义感”，削弱了其复杂性与深度。

后续影响

2006年3月，东京大学文科一类的入学考试便以《地下》的序言作为考题，要求考生探讨犯罪被害人实名报导的意义。此举引发了社会对于新闻伦理与被害者权益的广泛讨论。

随着时间推移，事件的官方统计与受害者的后续状况有所更新。一名在事件隔天沐浴时溺毙的男性，后来被官方追认为第十三名遇难者。此外，书中以化名“明石达夫”与“明石志津子”兄妹登场的浅川一雄和浅川幸子，其中妹妹浅川幸子在事件中获救后，因沙林中毒导致大脑和小脑受损，长期处于瘫痪和失明状态，同时失去语言能力，最终于2020年3月10日因沙林中毒引发的缺氧性脑病变去世，成为第十四位遇难者。记者长户雅子已证实其经历。此外，当年协助村上进行访谈的研究员之一、本身也是非虚构作家的高桥秀实，于2024年11月13日逝世。他的贡献也是本书得以完成的关键一环。

衍生作品

在《地下》出版一年后，村上春树于1998年发表了续篇《地下2》。其从奥姆教真理信徒观点出发，听取他们教团内的生活，并发现他们并非外界标签化的“怪物”，而是选择遁入奥姆真理教以“治愈”并追寻人生解答。村上在书中与日本著名心理学家河合隼雄进行了长篇对谈。

《地下》的英文版由阿尔弗雷德·伯恩鲍姆与菲利普·加布里埃尔共同翻译，将日文原版的《地下》与续篇《地下2》合并为一册，但内容有所删减。原始的六十二篇访谈在英文版中缩减为三十五篇，由Vintage发行。中文版则分为繁体与简体两种版本，且与英文版不同，均未与续篇合并。繁体中文版以《地下铁事件》为名，由赖明珠翻译、时报文化于1998年出版；简体中文版则以《地下》为名，由林少华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

1999年底至2000年初，在临时市政局的主办下，香港实验剧团“树宁·现在式单位”于香港文化中心上演了名为《村上春树的井底异象》的混合媒体剧场。该剧由许树宁与艺术家黄锐联合导演，以《地下》中数名受害者的经历为灵感，发展成数个片段，并结合了另一则以地铁为背景的原创故事。2004年，在德国被改编为舞台剧，由日裔德籍导演渡边和子执导。其为柏林“In Transit”艺术节的重点企划之一，并在当地一个建设中断、尚未启用的地铁国会站的月台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