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1884)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德语：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hums und des Staats: im Anschlub an Lewis H. Morgan's Forschungen），是恩格斯的一部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著作，出版于1884年。

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后，整理马克思的手稿时，发现马克思对摩尔根的著作《古代社会》所做的摘要和批语，恩格斯研究后认为有必要进行补充来写一部专门的著作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此书于1884年用德文写成，同年10月在瑞士苏黎世出版，其后被翻译成法、俄、英、日、中等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产生了巨大影响。

内容

原书的副标题就是“就路易·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是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提出由于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私有财产，因此形成了阶级和阶级对立。由于各阶级的冲突导致以血亲家族为基础的旧社会被“炸毁”，被组成国家的新社会所取代，家庭制度受所有制支配。

恩格斯根据摩尔根对美洲印第安人社会的研究，补充他本人对古代罗马、希腊和日耳曼人社会的研究材料，论述了人类早期原始社会阶段和奴隶社会早期国家形成的历史，后来科学考古的发现也证明了恩格斯的基本论点是正确的。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科学地分析了人类早期发展阶段的历史，揭示了原始公社制度解体和以私有制度为基础的阶级社会形成的过程，阐明了阶级社会的一般特征，弄清了各个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中家庭关系发展的特点，剖析了国家的起源和实质，证明了国家随着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彻底胜利而消亡的历史必然性。

评价与影响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家庭起源、女性受压迫以及阶级与性别关系的经典文本之一，并长期影响社会主义运动与现代女性运动。莉丝·沃格尔（Lise Vogel）指出，社会主义者重视该书对婚姻作为压迫性经济制度的批判、对女性参与社会生产的关注，以及其对在集体组织的社会中自由选择性关系的构想。

女性主义的批评与重建

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该书的评价并不一致。希瑟·A·布朗（Heather A. Brown）将其视为早期尝试说明阶级与性别关系的重要著作，但认为其论证有时过度依赖经济决定论。

部分批评集中于恩格斯对女性受压迫成因的解释。经济学家帕迪·奎克（Paddy Quick）反对将女性受压迫归因于统治阶级把私有财产传给亲生子女的需要，也反对以性别分工作为主要解释。她主张，必须分析阶级社会中女性在生育期间取得生活资料的具体经济形式，以及无酬剩余劳动从直接生产者身上被汲取的方式。

在较广泛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论争中，海蒂·哈特曼（Heidi Hartmann）与安·马库森（Ann Markusen）批评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常将“生产”狭义地限定为商品生产，因而未充分处理家务、生育和养育等人的再生产活动，也未充分分析女性与男性因其在商品生产和人的再生产中所处位置不同而产生的利益冲突。这项批评针对的是较广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而非仅针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但反映了后来女性主义者重新检讨生产、家庭与父权关系的理论背景。

另一些研究则试图保留该书将女性受压迫视为历史形成、而非自然且永恒不变现象的取向，同时修改其理论框架。沃格尔回顾指出，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家务、生育和养育等无酬劳动，以建立女性从属地位的物质主义解释；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通常忽略相关研究，并将其视为与阶级剥削问题无关。

保罗·布莱克利奇（Paul Blackledge）认为，该书对女性受压迫所作的历史化分析仍是理解其资本主义形式的重要资源，但必须根据第二波女性主义所开启的论争，重新检讨其优点与限制。他主张，克服这些限制后，可以进一步发展将资本主义阶级关系与女性受压迫纳入同一框架的统合理论。

人类学家凯伦·萨克斯（Karen Sacks）承认恩格斯的论述包含若干具体民族志错误，但仍肯定其主要观点及唯物主义取向：女性的社会地位并非在所有社会和时代都固定不变，而会随经济与政治关系而改变。

人类学中的影响与争议

人类学家托马斯·C·帕特森（Thomas C. Patterson）将该书称为恩格斯最著名的人类学贡献，并指出它综合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以及恩格斯对古希腊、罗马、日耳曼和凯尔特社会的研究。该书处理了亲属组织、私有财产、阶级结构与国家形成等问题；后来的人类学家也在狩猎采集社会、性别不平等以及阶级与国家形成的研究中运用或修正这套框架。

较广泛的人类学史研究通常区分十九世纪的单线进化论与二十世纪中叶兴起的多线进化论。前者主张所有社会会经历相同的发展阶段；后者则主张，不同地区的技术与社会演化可能形成多种路径，并受到具体历史与环境条件限制。

该书将母系继嗣视为先于父系继嗣的一般历史阶段，也是相关争论的一部分。卡洛琳·弗吕尔－洛班（Carolyn Fluehr-Lobban）指出，巴霍芬主张母方亲属关系在历史上先于父方亲属关系，并将母系继嗣与母权混为一谈；麦克伦南也提出以“原始母亲”为中心的早期群体模型。摩尔根其后将母系继嗣纳入社会进化阶段，恩格斯则接受这项命题，把“母权”理解为沿女性一系计算继嗣，并赋予其唯物主义解释。

弗吕尔－洛班特别强调，母系继嗣与母权并不是同一概念。她指出，二十世纪西方人类学所累积的民族志资料未能证实普遍的“母权时代”，也不支持母系继嗣必然意味女性掌握家庭或公共权力；在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母系继嗣是否必然先于父系继嗣也持续受到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