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

《庄子》一般认为是集合了庄子及其后学的篇章，整理而成，分为内篇、外篇与杂篇。道教中奉《庄子》为经典，也称为《南华真经》或《南华经》。民国以来，多认为内篇为庄子言行、外篇为弟子杂说、杂篇为后世学人敷衍，此说逐渐成为定论。

据司马迁《史记》所载，《庄子》有十余万言，由汉至晋之间，都为五十二篇。今本所见《庄子》则为三十三篇，七万余言，应是郭象作注时所编定。历代《庄子》注本，以郭象注、成玄英疏解最为重要。严灵峰所编《无求备斋庄子集成》正、续二编已经多达数百部注本。今人王叔岷所著《庄子校诠》最为精详。

魏晋玄学称《老子》、《庄子》、《易经》为“三玄”，为清谈的主要典籍。唐代时，《庄子》与《文子》、《列子》、《亢仓子》并列为道教四子真经。列御寇中有庄子言行，借盗跖微言大义。

《庄子》标志先秦散文已经由语录体发展到了成熟阶段，也标志着先秦散文的最高成就。

中国当代学者经几十年研究考证，近年来复原了失传的战国魏牟版《庄子》初始本和西汉刘安版《庄子》大全本。魏牟被认为是战国后期庄学集大成者。魏牟版初始本包括内篇七，外篇二十二，共29篇。刘安版大全本则有52篇。

成书源流

《庄子》书分内、外、杂篇，乃由战国中晚期逐步流传、揉杂、附益，至西汉大致成形；然而当时流传版本，今已失传。目前所传《庄子》三十三篇，已经郭象整理，篇目章节与汉代亦有不同。内篇大体可代表战国时期庄子思想核心；而外篇、杂篇发展则纵横百余年，参杂黄老、庄子后学形成复杂的体系。司马迁认为庄子思想“其要本归于老子”。然而就《庄子》书中寓言、义理及《天下篇》对老子思想所评述，老子与庄子思想架构有别，关怀亦不相同，所谓“道家”思想体系与《庄子》书，实经过长期交融激荡，经汉代学者整理相关材料，方才编定。

注疏

晋

《庄子注》廿一卷，司马彪注。

《庄子注》又称《南华真经注疏》，郭象注；唐陆德明音义孙毓修撰札记。

唐

《庄子注》，成玄英注。

宋

《庄子口义》，林希逸撰。

《南华真经义海纂微》百零六卷，褚伯秀撰。

明

《庄子通》十卷，沈一贯撰。

《庄子翼》，焦竑撰。

《南华真经旁注》，方虚名撰。

《南华发覆》，释性𣻢撰。

《庄子内篇注》，憨山释德清注。

清

《庄子集解》，王先谦撰。

《庄子集释》，郭庆藩撰。

《南华经解》，宣颖撰。

内篇

内篇可谓庄学之内，一般认为应是庄子所著，是庄子思想核心，七篇可构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内七篇篇目都为三字，与外、杂篇取各篇篇首两字为题不同，内篇篇目皆标明题旨，应属后人所加。

逍遥游第一

《逍遥游》为庄子哲学总纲，展现庄子思想的境界与理想。“逍遥”原是联绵词，但也有学者将“逍遥”解释为“消、摇”，也就是消解、消融的意涵。篇中点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与儒家、墨家乃至老子的理想生命型态做出分判，同时展现“庄学”的修养境界与工夫进路，以“无己”、“无功”、“无名”的工夫，消解形躯与世俗的羁锁，达到超越的逍遥境界。

而所谓“逍遥”的境界，即是“无待”，庄子通过“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于无穷者，彼且恶待之”加以豁显，而托寓“藐姑射之山之神人”呈现这样的高远形象。

篇首以大荒无稽的寓言“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开始，通过鹏鸟与蜩、学鸠的对比，点出生命境界的不同，大鹏鸟可以“抟扶摇羊角而直上者九万里”，飞到南冥。而像斥𫛩之类的小鸟，所能飞到的不过数仞之间而已。借此点出“小知不如大知，小年不如大年”的“小大之辨”。而其中小与大的境界差别，正在于“有待”与“无待”，亦即能否超脱外在事物的负累，甚至进而超越大与小的差别。

庄子在篇中还借由尧要让位给许由的寓言，指出“圣人无名”的观点。须知，此处的圣人指许由而非尧。庄子推崇的是许由无视名位辞而不受的态度，暗中批判了作为儒家精神偶像的尧以名位为重、用最高的名位来匹配最有德之人的思想。最后通过魏王赠给惠施的大瓠瓜，点出世俗之人都受困于有用无用的刻板思考，反而无法见到生命的真实样貌，彰显生命最适切的“大用”。

齐物论第二

《齐物论》有两种意涵，有学者认为是“齐物”之“论”，也有认为指“齐”诸“物论”。历来皆认为本篇是《庄子》思想最丰富而精微的一篇，因而也最难掌握。历代对于《齐物论》的注释、说解在庄学之中最为可观，无形中也增加后代学者解读与诠释的障蔽。

庄子通过《齐物论》意图消解人类对于世俗价值的盲从与执著，解开“儒墨之是非”等各种是非对立的学说论辨。庄子并不对各种价值高低或学说议论重作衡定、厘清，认为如此反而治丝益棼，所谓是非更无终止。庄子认为止辩之关键，在于“照之以天”，洞澈价值与学说彼此之间相异却又相生的道理，进而消辩、忘辩。因为所有辩论的争端，都来自于人类对自我的“成心”，各学说都对其终极价值有所执著与预设，难以去除，根本无从建立论辩各方共同承认的前提，因而所有的辩论也无从解决任何争端。所以庄子通过忘言忘辩的进路，超越彼此相非相生的对立，依顺着万物天生的自然，达到“道通为一”的境界。

人类对于万物的指称，并非确定不变的，所有对于“指称”、“名相”的执著或否定，总会陷入无穷无尽的回旋之中。而所有的指称、名相，都不是所指称的“物”自身。所以庄子认为应让所有的“彼”、“此”，所有的万物各自依顺本性，才能保持心灵真实的虚明与自由。

《齐物论》首段通过南郭子綦与子游问答，提出“天籁”、“地籁”、“人籁”的不同，所谓“天籁”乃是“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已也，成其自取，怒者其谁也！”，也就是让万物能全幅展现自身，所谓的“天”就是“天然”，就是天生万物的自然面目。南郭子綦说“吾丧我”，就是指通过主体工夫的修养，不让心思外驰，无止尽地追求，而体察内在“真君”。所谓的“我”是指人的“成心”，会随着言语，不断往外追索。而“吾”是人的“超越主体”，庄子称为“真君”、“真宰”，人心应回复最自然的虚灵状态。这就是《齐物论》的工夫与境界。

养生主第三

这是一篇谈养生之道的文章。“养生主”意思就是养生的要领。庄子认为，养生之道重在顺应自然，忘却情感，不为外物所滞。

全文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至是全篇的总纲，指出养生最重要的是要做到缘督以为经，即秉承事物中虚之道，顺应自然的变化与发展。

第二部分是庖丁解牛的寓言，以厨工分解牛体比喻人之养生，说明处世、生活都要“因其固然”、“依乎天理”，而且要取其中虚“有间”，方能“游刃有余”，从而避开是非和矛盾的纠缠。

余下为第三部分，进一步说明听凭天命，顺应自然，“安时而处顺”的生活态度。包含公文轩见右师、泽雉十步一啄、秦失吊老聃、薪火相传四个寓言。

庄子思想的中心，一是无所依凭自由自在，一是反对人为顺其自然，本文字里行间虽是在谈论养生，实际上是在体现作者的哲学思想和生活旨趣。

人间世第四

此篇谈论自处与处世之道。包含七部分：

颜回与孔子：心斋。

叶公问孔子。

爱有所亡。

栎社树。

无用之树。

“支离”。

楚狂接舆。

庄子以为人要有慈悲心和责任感，而又能“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所以颜回想拯救卫国人民；而子之爱亲与臣之事君，二“大戒”也无可逃避。但是，一味直接求取“大用”，必遭横祸；一味退隐自愿“无用”，又白来这一趟，都不圆满。必须知道要“入游其樊而无感其名，入则鸣，不入则止”、尽人事而“自事其心”、“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因无用而大用。“因无用而大用”就是人间世合情合理的人生真实与态度。

德充符第五

此篇谈论德。包含四部分：

三名兀者。

鲁哀公问仲尼。

有人之形，无人之情。

惠子与庄子谈论情。

“道德内全之无形符显”就是庄子所说的“德充符”。《文始经》说：“圣人终不能出道以示人。”“道德内全”之人，外表是看不出来的。所以，《金刚经》也说：“不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德充符第五》中，王骀、申徒嘉、叔山无趾、哀骀它等人，都是残障或貌丑之人，可是他们都是“立不教，坐不议，虚而往，实而归”、“不言而教，无形而心成”之才德内全的圣人。虽然五体残障或面貌丑陋，只要道德内全，自有无形的符显，使他们成为比身体健壮、面貌美好的人更尊贵的圣人。“道不在五形或肉身”，这是《德充符第五》的要义。

大宗师第六

大宗师就是道德与能力都达到顶点的真人或师者。他们已经“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而且“用兵也，亡国而不失人心；利泽施于万物，不为爱人。”《大宗师第六》中，真人境界的描述很多，例如：“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䜣，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颡頯，凄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

但是真人不必“驾鹤飞升”，就能自由出入于仙境与人间，他们的言行心境是如何？《大宗师第六》说：“吾师乎！吾师乎！齑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此所游已。”又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所以，入于“游戏三昧”，“同于大通”，才是真正庄子所说的大宗师。

应帝王第七

《应帝王第七》谈的是君主治理国家应该采用的方法。道家治国的理念是“民主自由，无为而治”，《应帝王第七》的见解当然也是一样。所以，“正而后行，确乎能其事者而已矣”，“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道家视宇宙万物为一体，所以有“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的说法。因此，庄子对万事万物的态度，也一样采取不干预的方法。对民心民情、万事万物，若“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就能胜物而不伤。否则，（寓言）对浑沌“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就大大不美矣！

外篇、杂篇

外、杂篇来源驳杂，秦汉以来，多数仍认为与内篇同属庄子作品。宋代苏轼指出其中有四篇，应非庄子所作。清代王夫之论析外、杂篇思想与内篇不同，不是庄子之书。至今，一般认为外杂篇，应是庄子后学及道家相关学者所作，经长期积累，由汉朝人所编汇，附于内篇之后。外杂篇之编纂，反映汉朝人对庄子思想与道家体系的理解。《史记》中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论道家，与今日学者所论，差异很大，即可见其中梗概。《庄子》外、杂篇，篇目虽杂，大体包括述庄、黄老、无君等主要内容。

外篇

胠箧第十

本篇阐述老子思想，反对圣人、仁义等概念，主张“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蕴含反智论点。姚鼐说：“胠箧篇是先秦时文字，此人盖有慨于始皇，故言最愤激。”

在宥第十一

此篇类似胠箧，阐发老子思想。但羼入庄子泯是非的主张，以及黄帝和广成子谈长生的段落，结构较驳杂。

天地第十二

此篇谈论道本于自然。包括黄帝游于赤水北、尧与许由、孔子问老聃离坚白、子贡南游等部分。

天道第十三

此篇混杂老子、庄子、儒家思想，假托尧、舜、齐桓公、老子、孔子等人之对话，文中出现“素王”一词，应为汉代作品。

天运第十四

此篇主张以天地为宗，师法自然。文中出现六经一词，为汉代作品。开头有问天三段，之后皆为责难孔子之文。

刻意第十五

“刻意”篇批评各种刻意有为的人生态度，认为只有“虚无恬淡”才合“天德”，“澹然无极”是“天地之道”、“圣人之德”，要求“无为”，主张“贵精”。“贵精”即不失“纯”、“素”，这样的人是“真人”。称恬淡、寂漠、虚空、无为，是天地赖以存在的基准，是德行的最高境界。

秋水第十七

以起首二字为篇名。秋水的思想本于齐物论。但形式上，秋水比齐物论有更严密的推理逻辑，谈论认知事物的复杂性。

包括七段：

河伯与北海

夔、蚿、蛇、风。

孔子匡之围。

公孙龙问魏牟。

楚国神龟。

鸱得腐鼠，因吓鹓鶵。

濠梁之辩。

文中提到公孙龙与魏牟对谈、燕王哙让国、秦代建立的“太仓”等，大概是秦汉间的作品。

秋水篇名言：“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

达生第十九

本篇阐发养生主。认为养生是与自然化合，王夫之评论其文句深刻。包含以下部分：

总论通达本性的重要。

列子问关尹。

痀偻者承蜩。

仲尼论外重内拙。

田开之论养生。

祝宗人说彘。

齐桓公见鬼。

斗鸡寓言。

孔子观于吕梁。

梓庆削木。

东野稷御。

工倕。

扁子论至人之德。

山木第二十

《山木》通过一系列寓言故事，探讨了“材”与“不材”之间的生存智慧，主张人应追求超越世俗价值的虚静境界。这一篇借无用的乔木得以保全而不鸣的鸣雁被烹，指出有用与无用皆可能带来祸患，唯顺应自然规律、处于万物之源的“道德之乡”方能免于伤害。该篇通过九个寓言故事论证唯有放下自我、顺应自然，才能达到“无”的最高境界，也就是“道”的境界《山木》超越“无用之用”，主张应乘道德而浮游。

无为谓

知北游中有个人叫无为谓，名字意思是无为而又无言。在知北游里面的寓言故事中，有一个叫“知”的人，向北游历来到玄水旁，登上一个名叫“隐弅”的山丘，在那里遇上了无为谓。知向无为谓请教问题，问了好几遍无为谓都不回答。知后来碰到黄帝，知对黄帝说：“我向无为谓请教问题，无为谓不回答我，为什么呢？”黄帝说：“正是因为无为谓什么也不回答、什么也不知道，那才是真正了解大道的。而你和我最终不能接近大道，是因为我们什么都知道。”

老龙吉

知北游中还有个仙人叫老龙吉，他是神农的老师。妸荷甘是神农的同学，一起拜老龙吉为师。神农靠着几案，把门关着，在大白天里睡觉，中午时，妸荷甘推门进去，说：“老龙死了！”神农拿着拐杖起来，“嚗”一声掷落拐杖而笑着说：“上天知道我鄙陋懈怠、所以要老师离我而去。完了，老师没有启发我这些狂妄的言论，就自己死去了啊！”

弇堈吊知道了这事，说：“体会道的人，天下一切君子都将归附于他啊。如今对于道，连秋毫之末的万分之一也未能得到的人，尚且知道要深藏他狂妄的言论而死，又何况真正体会道的人呢！道看起来没有形状，听起来没有声音，人们对于它的说法是昏晦幽暗，所用来讨论的道，并不是真正的道。”

杂篇

天下第三十三

以“天下”为题。全篇分七段，是记录先秦诸子百家历史渊源，并且加以批评的总结性文章，是中国学术批评史的开山之作，历来都颇受学者重视。与之类似的总结性的先秦论文是《荀子·非十二子》。

天下篇首次提出了“内圣外王”概念。基本思想是，“古之人其备乎”，贯彻内圣外王之道，后世分裂为百家，“皆有所明，不能相通”，“不见天地之纯”。“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天下篇描述《庄子》，“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即不能用庄重书面语言跟人生大梦中的人论道，故写作方式是“用随意自然的论点来推演、借重先贤的事例使人信服，并以丰富的寓言拓展思想。”

关于作者有三种说法：一派认为是庄子，一派认为是战国末期的庄子后学，一派认为本篇成于西汉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