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公社

巴黎公社（法语：Commune de Paris，发音：[kɔmyn də paʁi]）是一个在1871年3月18日（共和历79年风月27日）到5月28日（牧月8日）统治巴黎并且宣布要接管法国全境的政府。由于公社卫队杀了两名法国将军，加上公社拒绝承认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阿道夫·梯也尔决定派陆军清场，最终导致了被称为“流血周”的严厉镇压。

由于评论者意识形态的不同，对公社的描述存在很大分歧，资本主义者或中间派认为它是无政府主义性质；而社会主义者则认为它是社会主义的早期实验；更有人认为巴黎公社标志当代世界政治左翼运动崛起与光辉起始里程碑，影响广大深远。俄罗斯无政府主义之父巴枯宁认为公社既没有依赖于一个先锋队，也没有掌控国家或者企图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政府，所以它实际上还是无政府主义。但卡尔·马克思认为公社是对其国家理论的一个有力证明，因为巴黎公社建立了镇压资产阶级的军队。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认为巴黎公社是1917年俄国革命的先驱。

背景

1870年9月2日，法兰西第二帝国在色当之战中战败，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被俘。隔天，消息传至巴黎，震惊且愤怒的民众走上街头。担任摄政的欧仁妮皇后逃离巴黎，法兰西第二帝国政府迅速垮台。国民议会中的共和派与激进派议员宣布成立新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并组建了“国防政府”，意图继续进行战争。普鲁士王国（1871年1月起为德意志帝国）陆军则迅速向巴黎进军。

人口构成

1871年，法国社会呈现出深刻的分裂：一方面是广大的农村地区，那里的人口多信奉天主教且倾向保守；另一方面则是巴黎、马赛、里昂等城市，这些地方更倾向于共和主义与激进思想。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举行的1869年议会选举第一轮投票中，有443.8万人投票支持拿破仑三世的波拿巴派候选人，而支持共和派或正统派的选票则为335万张。然而在巴黎，共和派候选人占了绝对优势，获得了23.4万张选票，而波拿巴派仅获7.7万张。

根据官方人口普查，1869年巴黎拥有两百万人口，其中约有50万名产业工人（占全法国产业工人总数的15%），另有30万至40万名在其他各类企业中工作的劳动者。在这些劳工中，仅约4万人受雇于工厂或大型企业；绝大多数人则从事纺织、家具制造及建筑等小型行业。此外，当时巴黎还有11.5万名仆役和4.5万名门房。除了法国本土居民外，巴黎还有约10万名外籍劳工和政治难民，其中以来自意大利和波兰的人数最多。

在普法战争期间及巴黎围城战期间，许多中上阶层人士纷纷离开了巴黎。同时，大批难民从法国境内被普军占用的地区涌入。由于战争和围城导致工业活动停滞，工人阶级和移民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他们构成了公社群众支持的基础。

巴黎工人的激进化

这种不满情绪可以追溯到1830年代法兰西王国里昂和巴黎爆发的早期工人起义，即里昂工人起义。许多巴黎人，尤其是工人和下层中产阶级，支持建立民主共和国。他们的一项具体诉求是让巴黎实现自治，并拥有民选的市政委员会；法国的一些小城镇享有这种权利，但巴黎却被中央政府拒之门，因为政府对首都那“难以驾驭”的民众心存戒备。

社会主义运动（如“第一国际”）的影响力日益增长，法国各地有数百个团体加入了该组织。1867年初，巴黎的青铜器产业雇主试图瓦解工人的工会组织，但被“第一国际”所组织的一场罢工挫败了。同年晚些时候，巴黎发生了一场公开示威，当局随即解散了示威活动的执行委员会，并对领导者处以罚款。局势进一步紧张：“第一国际”的成员们选出了新的委员会，并提出了更激进的纲领；当局则将他们的领导人投入监狱。在1868年“第一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该组织展现了更具革命性的立场。“第一国际”在法国工人（即便是在那些未加入该组织的工人中）群体里也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巴黎及其他大城市。

记者维克托·诺尔被杀一事激怒了巴黎民众；当局逮捕了那些批评皇帝拿破仑三世的记者，但这不仅没能让局势平息，反而火上浇油。1870年初曾发生过一次未遂政变，但在5月份的宪法全民公投之后，紧张局势有了显著缓解。由拿破仑三世于7月发起的对普鲁士王国的普法战争，起初引发了爱国主义热潮。

激进分子与革命者

巴黎历来是法国激进运动的大本营。在1830年七月革命和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期间，革命者曾走上街头推翻政府；此外，1832年巴黎共和党人起义以及1848年6月的巴黎工人起义等后续尝试，虽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也同样发生在巴黎。

在“巴黎公社”时期，巴黎的各类激进与革命团体中，“激进共和派”属于最保守的一派。该派别成员包括年轻的医生、后来出任法国总理的乔治·克列孟梭，当时他既是国民议会议员，也是巴黎第18区的区长。克列孟梭曾试图在公社与政府之间斡旋，寻求妥协，但双方都不信任他。在法国农村地区的议员们眼中，他被视为极为激进；而在公社领袖看来，他又显得过于温和。

巴黎最极端的革命者是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的追随者。布朗基是一位极具个人魅力的职业革命家，他成年后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他拥有约一千名追随者，其中许多人配备了武器，并被编成每组十人的“秘密小组体系”。各小组独立运作，互不知晓其他小组成员的身份，仅透过暗号与各自的领导人保持联络。布朗基曾撰写一本名为《武装起义指南》的革命手册，旨在为追随者提供行动指导。尽管人数不多，但布朗基主义成员却是公社中纪律最严明的战士，其中几位还担任了公社的高层领导职务。

巴黎围城战

到1870年9月20日，普鲁士王国陆军已包围巴黎，并在距离法军前线仅2000米（6600英尺）处扎营。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国防政府主席路易·朱尔·特罗胥将军指挥下，巴黎城内的法军正规部队仅有5万名职业士兵；当时法军主力部队的大多数官兵要么已沦为战俘，要么被困在梅斯，遭德军重重包围。因此，这些正规军也得到了约5,000名消防队员、3,000名国家宪兵以及1.5万名海军人员的支援。此外，还有“机动卫队”协助正规军作战；这些新兵缺乏训练与经验，其中1.7万人来自巴黎，7.3万人来自外省。这其中包括20个营来自布列塔尼的士兵，他们几乎不会说法语。

巴黎城内规模最大的武装力量是“国民自卫军”，人数约30万人。他们同样缺乏训练与经验，并按居住街区进行编组。来自上层和中产阶级区的成员倾向于支持中央政府，而来自工人阶级街区的成员则更为激进，政治参与度也更高。许多单位的自卫军成员以纪律涣散著称；有些单位拒绝穿戴制服，在执行命令前往往要求先进行讨论，甚至拒绝服从命令，并坚持要求拥有选举本单位军官的权利。来自工人阶级街区的国民自卫军成员，后来成为了“公社”的主要武装力量。

最初的示威活动

随着普军包围了这座巴黎，激进派团体意识到“国防政府”手头兵力不足，难以自保，于是发起了最初针对该政府的示威活动。9月19日，来自美丽城、梅尼尔蒙唐、拉维莱特、蒙鲁日、圣安托万郊区和圣殿郊区等主要工人阶级行进至市中心，要求选举产生一个新“公社”政府。他们遭到了效忠于“国防政府”的正规军部队的阻拦，最后和平散去。10月5日，5,000名抗议者从美丽城游行至巴黎市政厅，要求立即举行市政选举并配发步枪。 10月8日，在“第一国际”成员欧仁·瓦尔兰的带领下，数千名国民自卫军士兵向市中心进发，高呼“公社万岁！”，但随后也和平散去，未发生冲突。

10月下旬，路易·朱尔·特罗胥将军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进攻，试图打破德军的包围，结果损失惨重，且未能成功。9月27日，连接巴黎与法国其他地区的电报线已被德军切断。10月6日，国防部长莱昂·甘必大乘坐热气球离开巴黎，试图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针对德军的抵抗力量。

10月31日起义

10月28日，巴黎收到消息称，自8月起便被普军围困在梅斯的16万法军已经投降。同一天，法军在勒布尔热之战试图打破巴黎包围圈的行动也宣告失败，并蒙受了惨重损失。10月31日，巴黎各主要革命派别的领导人，包括布朗基、费利克斯·皮亚和路易·夏尔·德勒克吕兹在巴黎市政厅组织了新一轮示威活动，抗议国防政府主席路易·朱尔·特罗胥将军及其政府。1.5万名示威者（其中一些人携带了武器）冒着倾盆大雨聚集在市政厅前，要求特罗胥辞职，并宣布成立“公社”。市政厅传出了枪声，其中一发子弹险些击中特罗胥；示威者随后涌入大楼，要求组建新政府，并拟定了一份新政府成员名单。

最激进派别的领导人布朗基在附近的塞纳省政府办公大楼设立了自己的指挥部，向追随者发布命令和法令，企图建立属于他自己的政府。然而，就在市政厅内筹组新政府之际，效忠于特罗胥将军的国民自卫军和机动卫队赶到现场，在未发生暴力冲突的情况下重新控制了市政厅。到了下午三点，示威者在获得安全撤离的保证后离开现场，这场短暂的起义随之结束。

11月3日，巴黎当局组织了一次全民公投，询问巴黎选民是否信任“国防政府”。结果表明，557,996人投下赞成票，62,638人投反对票。两天后，巴黎二十个行政区的区议会投票选举区长；其中五个区的议会选出了激进反对派候选人，包括德勒克吕兹以及来自蒙马特的年轻医生乔治·克列孟梭。

与普鲁士的谈判；持续的战争

9月和10月间，国民议会保守派领袖阿道夫·梯也尔出访欧洲多国，与英国、俄罗斯及奥匈帝国的外交大臣进行磋商，结果发现这些国家均不愿支持法国对抗普鲁士。他向政府报告称，除了谈判达成停战协定外，别无他途。11月1日，他前往当时已被普军占领的图尔，与普鲁士首相奥托·冯·俾斯麦会面。这位俾斯麦提出了割让整个阿尔萨斯地区及洛林部分地区（阿尔萨斯—洛林），并要求巨额战争赔款的条件。“国防政府”决定继续战争，并组成新军以对抗普鲁士。11月10日，新组建的法军在库尔米耶取得了一场胜利；然而，11月29日，奥古斯特-亚历山大·迪克罗将军试图在尚皮尼发起突围，最终以失败告终，法军损失了4,000名士兵，而德军伤亡1,700名士兵。

在围城期间，巴黎市民的日常生活愈发艰辛。12月，气温骤降至摄氏零下15度，塞纳河结冰长达三周。巴黎市民面临粮食、薪柴、煤炭和药品的严重短缺。夜幕降临后，整座城市几乎陷入一片漆黑。与外界唯一的联络方式，仅限于热气球、信鸽，或是将信件装入铁球内顺着塞纳河漂流出去。城内流言四起，各种阴谋论甚嚣尘上。由于常规食物供应耗尽，饥肠辘辘的市民们不仅吃光了城市动物园里的大多数动物，最后甚至被迫以老鼠为食。

到了1871年1月初，俾斯麦及普军方面也对这场旷日持久的围城战感到厌倦。他们在巴黎周边的堡垒中部署了72门120毫米和150毫米口径的火炮，并于1月5日开始对巴黎进行昼夜不停的轰炸。每天有300至600枚炮弹落入巴黎市中心。

起义与停战

1871年1月11日至19日间，法军在四个战线均遭败绩，巴黎则面临饥荒。特罗胥将军收到巴黎省长的报告称，在美丽城、拉沙佩勒、蒙马特和格罗-卡尤等工人阶级聚居区的政治俱乐部及国民自卫军中，针对政府和军事领导人的不满日益高涨。

1月22日中午，三、四百名国民自卫军成员及激进团体成员（其中多数为布朗基派）聚集在巴黎市政厅外。当时，一支来自布列塔尼的机动卫队营驻扎在市政厅内，以防遭到袭击。示威者提出要求，主张军队应置于文官政府的管辖之下，并立即举行公社选举。现场气氛紧张，午后时分，双方爆发了交火；双方均指责是对方先开火。事件造成六名示威者死亡，军队随后清场。政府迅速查禁了两份刊物：德莱克吕兹创办的《觉醒报》（Le Reveil）和皮亚创办的《战斗报》（Le Combat），并逮捕了83名革命者。

同时，身处波尔多的“国防政府”领导人认定战争已无法继续。1月26日，他们签署了停火与休战协议，其中包含针对巴黎的特殊条款：巴黎城不会被普鲁士占领；正规军士兵需交出武器，但不会被俘；巴黎须支付2亿法郎的赔款。应朱尔·法夫尔的请求，俾斯麦同意普鲁士陆军不对国民自卫军实施缴械，以便维持城内秩序。

总统阿道夫·梯也尔；1871年议会选举

位于波尔多的国防政府宣布于1月底举行全国选举，选举随后在2月8日，即宣布后的第十天进行。法国的大多数选民来自农村，信奉天主教且立场保守，这一点在选举结果中得到了体现：2月在波尔多集结的645名代表中，约有400人支持建立君主立宪制，拥戴的对像是波旁王朝（正统派）尚博伯爵亨利（查理十世之孙）或奥尔良王朝（奥尔良派）巴黎伯爵菲利普亲王（路易-腓力一世之孙）。

在新议会中，200名共和派人士里有80人曾属于奥尔良派（即菲利普的支持者），持温和保守立场。他们的领袖是阿道夫·梯也尔，他在26个省份当选，是所有候选人中当选省份最多的。另有数量相当的激进共和派人士，包括朱尔·法夫尔和茹费理；他们主张建立没有君主的共和国，并认为签署和平条约已不可避免。最后，在极左派阵营中，还有激进共和派和社会主义者，包括路易·布朗、莱昂·甘必大和乔治·克列孟梭。这一派别在巴黎占据主导地位，赢得了巴黎全部42个席位中的37个。

2月17日，新议会选出74岁的梯也尔担任第三共和国的行政首长（事实上的法国总统）。人们认为他是最有可能实现和平并恢复秩序的候选人。梯也尔长期以来一直反对与普鲁士开战，他成功说服议会，使之认识到实现和平的必要性。随后，他前往凡尔赛会见俾斯麦和德意志皇帝威廉一世；2月24日，双方签署了停战协定。

建立

关于巴黎大炮的争端

战争结束后，巴黎城内留下了400门老旧的青铜前膛炮，这些大炮最初是由巴黎民众透过募款出资购买的。当时，由激进派主导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决定，将这些大炮安置在美丽城、肖蒙高地和蒙马特等工人阶级聚居区的公园里；此举既是为了防止大炮落入正规法国陆军手中，也是为了防范中央政府可能发起的攻击。同时，总统梯也尔也坚决主张将这些大炮置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

克列孟梭与几位革命者私交甚笃，他曾试图从中斡旋，提出一种折中方案：让部分大炮留在巴黎，其余则移交给军队。然而，无论是梯也尔或国民议会，都拒绝了他的提议。身为第三共和国的总统，梯也尔急于在巴黎恢复秩序与中央权威，而这些大炮恰恰成了这种权威的象征。此外，国民议会也拒绝延长战时实施的债务偿还暂缓令，并查封了两份激进派报纸，儒勒·瓦莱斯创办的《人民呼声报》（Le Cri du Peuple）和亨利·罗什福尔创办的《口令报》（LeMot dOrdre）进一步举报了巴黎激派的情绪化。梯也尔也决定将国会和政府从波尔多迁往凡尔赛（而非巴黎），以避免示威活动的压力；这项决定令国民自卫军和各激进政治团体愈发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