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清领书

《太平经》，又名《太平清领书》，是中国最早的道教经典，东汉道教太平道的典籍，170卷，相传由神人授予方士于吉，后来于顺帝时期被宫崇献给东汉朝廷，但朝廷官员只当这是当时众多谶纬书籍中的一种而未予重视，只是将其收藏。后来黄巾军领袖张角靠这部书创立太平道，成为汉末太平道的主要经典，被视为传达天命的谶书。至唐玄宗时，官方开始系统性地整理道教典籍，编纂成《三洞琼纲》，后世又称为《开元道藏》，《太平经》构成其“三洞四辅十二类”中的太平部。宋真宗时收入《大宋天宫宝藏》，但宋代以后逐渐为人淡忘，只是被道教内部人士和少数学者阅读。直到近代，它的价值才被重新发现，成为研究当时宗教、政治、社会及上古汉语的重要文献。《太平经》详细记载几位修道师徒的对答，内容主张学仙修道，辅佐君王，行善积德，调和阴阳，教授“守一”冥想、佩符行术等道术，综合各种道教观念与神仙方术，以治病袪邪，开创更有系统的神仙理论，成为后世道教思想的基础之一。现代学者对《太平经》有不同解读，部分学者认为此经拥护乌托邦式的救世主，或提倡农民革命，亦有学者认为《太平经》代表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只追求太平与和谐的世间秩序。

历史

《太平经》面世的背景，与东汉时期道教发展有关。因有疫病流行，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一批以“符作造书”、“符水咒说以疗病”、“教病人叩头思过”等方法感召民众的巫觋方士，他们组成教团，并开始制定经典文献，以作为信仰者的规矩。这类经典文献包括《老子想尔注》、《周易参同契》、《千二百官仪》及《太平经》等。

在范晔所著《后汉书》中，顺帝时，琅邪人宫崇献上其师于吉的神书《太平清领书》给朝廷。唐人李贤注曰：“神书即今道家《太平经》也”。熊德基认为《太平清领书》原本名《太平经》，因书中说：“吾书中善者悉使青首而丹目”，后人便说是《太平清领道》或《太平清领书》。

班固《汉书》说西汉成帝时，齐人甘忠写《天官历》、《包元太平经》12卷。其书与《太平经》皆流传齐地。汤用彤、蒙文通认为《太平经》即袭《包元太平经》。刘茜、朴基成认为《太平经》中的《师策文》存于《包元太平经》，也是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民众祭祀西王母的符咒文。

《太平经复文序》与唐人王悬河《三洞朱囊》引《神仙传》皆言帛和传授书给于吉，于吉扩写成《太平经》。王明、陈卫星认为此事与《复文序》中的传书谱系皆不可信。

桓帝延熹九年（166年），襄楷再次向汉廷献上《太平经》，希望拯救天下的危乱。朝廷仍未用此书，只是将其收藏。但《太平经》还在流传，张角得之，借此招聚信众，创立太平道。

六朝时，《太平经》在道教中有一定地位，天师道认为，《太平经》乃老子所作，传授给于吉。道士宣传，《太平经》是圣王之书，能施行其法，将消灾解祸，天下太平。梁代道士编集道经，把《太平经》列为道教七部经书中的其中一部“太平部”，与上清经、灵宝经等合组成“三洞四辅”的道经分类结构，但修习《太平经》的道士并不多，南朝时，仅有个别道士特加习诵，如南齐时的褚伯玉、梁朝的桓闿、陈朝时的周智响。六朝晚期，《太平经》逐渐散落。周智响入山寻得《太平经》，上呈予陈宣帝，陈宣帝即改年号为“太平”。

唐代书籍多有征引《太平经》；唐末道士闾丘方远撮录《太平经》，辑成《太平经钞》，与原书一样以天干分为甲至癸10部。

由于《太平经》渐为人淡忘，以致明代《正统道藏》误以为《太平经钞》为《太平经》的一部分，实际上《太平经抄》的甲部并非来自《太平经》，而是后人伪托，而癸部则来自《太平经》甲部。明代《太平经》残存57卷126篇，收入《正统道藏》“太平部”，仅及原书三份一。王明根据《道藏》残本与《太平经钞》，校订为《太平经合校》，成为最佳版本。此外，简体排印标点本尚有于平主编《道家十三经》所收《太平经》、杨寄林译注《太平经》等版本。

结构与文体

《太平经》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部，每部17卷，共170卷。南朝末年，道士在其前后加上了两篇序文。敦煌文献S4226中有全书总目366篇（遗落5篇）、前言与后记。《太平经》文辞朴实粗鄙，平铺直叙。施舟人、傅飞岚认为文中的长篇大论是周智响所添，原文本是精准的论述。

《太平经》中有插图和“复文”符，即重叠的字。

张鲁君、韩吉绍认为书中的《乘云驾龙图》、《东壁图》、《西壁图》是明代的风格。

书中有三种文体：一是“说教体”（或“散文体”），以散文和四言韵文为主，这部分可能就是天师所授的道书；二是“会话体”（或“对话体”），是真人、天师（或仙人）与天君之间的对话；三是“问答体”，占全书篇幅三份二，属全书主体，是真人与天师的问答记录，每篇首尾完整。林富士认为“说教体”由天师之师与天师所创，“会话体”由天师之师所创，“问答体”由天师与真人所创。多人将其汇集，后由南朝人攥写成书。

熊德基则认为“说教体”先出，“会话体”仿之。“问答体”最晚出，是襄楷延熹八年（165年）所作，因为书云“乙巳而出”，乙巳即延熹八年，应是襄楷见桓帝在此年祭祀黄老后所作。《后汉书》中襄楷疏的思想亦与“问答体”相似。今“问答体”43残卷即葛洪《抱朴子·遐览篇》中的“《太平经》五十卷”。后因文中有“洞极”之词，被人以为是《太平洞极经》，如萧梁人孟安排《道教义枢》言《太平洞极经》144卷，卷实为篇。“散文体”与“对话体”为干吉、宫崇等所写，即《遐览篇》中的“《甲乙经》一百七十卷”。后二书佚失，梁至唐时三种文体的残篇又被拼凑为170卷。

《太平经》文中有汉代概念、说辞，汤用彤从而认为今本《太平经》是汉代书籍。王明认为《太平经》撰于东汉安、顺帝时，由于吉、宫崇、襄楷多人编篡而成。

施舟人、傅飞岚按《笑道论》与《玄门大义》，认为南朝时，干吉本《太平经》亡佚，《太平经》的天师道版本《太平洞极经》也只有残篇存留。今本《太平经》即周智响用《太平洞极经》所扩张的，但其保留了汉代的思想。福井康顺则认为今本《太平经》无汉代的内容。

思想内容

人物

《太平经》中，有六位隐居避世的“真人”，其中发言最多的一位叫“纯”。六真人的师傅是“天师”，自称是上天派遣，为天下解除灾厄，希望传授道书予帝王，但不受理，遂游走各处，寻找可以授道的弟子，一直不合意，直至与真人相遇，觉得真人求道诚挚，德行日进，于是授其道法，并交予要诀之文，要真人自行研究和修练。天师往往授与真人道书，令其回家研读修练，之后真人再往天师处请教；有时天师也会主动发问，测试真人的道行。有时真人会质疑甚至反驳天师，激怒天师，受到斥责。天师有时会批评流传世间的各种书文，谈论政治及社会状况和天灾人祸，并请真人为他在世间传布道书；真人则请求天师多加解说，询问道书的价值。最后天师离去，继续传教和寻觅弟子。

政治与社会

《太平经》中的主旨在于阐述治身和治国之道，希望修道之士和有德之君，能奉行经中教义，解决当时动荡和瘟疫横行的社会危机，人民长寿安康，使国家进入太平盛世。君王若施善政使天下太平，也可增进修为，有机会得道成仙。由此可见《太平经》并非典型道书，对象并非一般道士或信众。其中治身之道根据修练者的资质和禀赋，可以发挥治病、长寿及成仙三个不层次的功效。治身又为治国之本，精研治身之道，能除尽天地万物的灾厄；其次再修治国之道，除去灾祸而致太平。这种“身国并治”的观念，符合汉代的典型思维。同时，这本书写于受所谓天人感应观念影响极深的东汉，其中有相当多的末日警示。除了君王的施政外，它也将灾疫及所谓的异象当作上天因君王施政不当而给予的警示。君王必须以德治国，方可使天下太平。但其中的末世论警示与行太平之道方可保全身家性命的主张也可以被当作推翻现政权的理论基础。

《太平经》主张君王以德治国，任用贤才，减轻刑罚，听取民意，反对剥削，多行救济。政治立场上，维护五行中属火德的汉朝，强调忠孝之道与尊卑贵贱的秩序，人民必须服从帝王，奴婢则要服从主人，天灾人祸主要是臣民而非帝王的罪责。《太平经》所谓“太平”，是指阴阳和顺，国富民安，社会公平无私。书中多次提及“太平气”将来临，大德之君将出现，神人因而降临。经中反映了衣食不继、常有饥荒的民生困难，但没有提出实际的经济政策，只是主张遵从天师教令，上天就会降福，有大丰收。对于社会中的贫富鸿沟，该书主张富人要救济穷人，若聚敛财富，会使天地愤怒，五谷失收；另一方面，又斥责穷人懒惰，平民百姓愚昩无知，要接受教晦。有学者认为《太平经》秉承道家思想，社会理想与《老子》相似，有学者认为《太平经》期望救世主与乌托邦；也有学者认为《太平经》不求救世主，只追求太平时代，对现存政权无所威胁，经中的“太平”并非革命性的平均主义，而是社会等级分明的制度，人人都有适当的出身和职业。马列主义史家曾认为《太平经》“揭露社会政治黑暗”，是“农民革命的理论著作”。这种结论的问题是不能充分解释书中支持汉朝的言论。也有学者认为其实代表了地主阶层的利益，但是其忽视了其他篇章中的思想。

该书也自有其时代局限性，它在继承了老子的说法的同时，强调一、二、三的数列，认为代表太一的一是阳数，二是阴数，并据此展开认为因为一是奇数，二为偶数，所以皇帝少而臣子多。又因为它认为”阳为尊，阴为卑“，所以它还主张二女共事一夫。这反映出当时东汉社会男尊女卑的社会观念。又因东汉末年社会混乱，造成对男性的重视更加强烈，而更轻视女性。

仙界体系

《太平经》根据当时的民间信仰设计了一套有六个等级的神仙体系，并演化出了自己的”修仙“理论。

这个神仙体系由上而下分别为神人、真人、仙人、道人、贤人、圣人。只有具有前三等的修为才能升入天界，算作所谓的神仙。道人则位于神仙与凡人之间，道人以下只能在人间。事实上，《太平经》将包括六种神仙在内的所有的”人“一共分为了九等，在圣人之下还有民人、奴、婢。而一个普通人要想进入这个体系，就必须通过修行，如遵纪守法、忠君爱国就被视为一种功德；参悟道教理论、学会守一；使用符水、服用符咒也都是修行的一种。受时代背景影响，《太平经》还提出了"共修"的理念，即集体成仙。

《太平经》构想的天界，俨然是当时汉朝政府的翻版。仙界有官府组织，神仙之间有品级之分，臣属于天君，按天君旨意行事，各司其职，有考课制度，犯错要受处分，凡人升仙前，要受“保人”仙人的教导，升仙后若犯错，或无才无德，保人也会连带受罚。这种保人制度，相当于汉代政制中察举制度。《太平经》认为人的终极目标应是追求成仙，但又有精英主义和宿命论色彩，指出只有极少数有“天命”的才能成仙，且人各有命，高贵和低贱都是命中注定的。有天命的人出生后自然天资聪颖，秉性善良。但这样的人在成仙之前仍然需要学习各种仙法，如服用丹药、修习守一及积德行善等等。人是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天命的，要想成仙只有努力学道和行善。书中认为，神仙在未出生之前就已经拥有了天命，他/她的名字早已记录在了仙籍中，编写籍贯的仙界机构叫做长寿之曹，由北极真人主管。这种观念与基督新教喀尔文派的上帝预选说相似。有天命的人，未出生前其姓名就已著录于仙府的“录籍”中；升天时日来临时，会有天神和一位“保人”下降，教导他变形法术，授与仙药，服食后就授予其天界的知识与戒条，年月已满后才带往天上。没有天命的人，如果行善积德，也有一丝机会成为神仙，得到上天的同情和恩赐；他可以先成为长寿之人，名字从“死籍”转移到“寿曹”，天界仙府中若有官职空缺，就能“补缺”成仙，而不是立刻成仙。因此个人自由意志和自我抉择也是重要的。但由于《太平经》的作者应不止一人，所以书中不同文章对于善行能否突破先天限制这个问题的立场游离不定。

《太平经》中的神仙除了长生不死之外，还拥有各种特异能力，如改变样貌、隐身、飞行甚至死而复生。不过虽然神仙异于凡人，但该书中的神仙也并非完全不理会人间之事。反而与人间紧密相连，修道者甚至应该积极参与到政治中去。这样一来还让神仙有了帮助人间帝王治理天下的使命。而且它们还各有自己的职责。

道法与疾病

因为修道是成仙的必经之路，所以《太平经》中的天师反复提醒真人及修道者们学道的重要性，必须经过不断地学习才可能达到神人的境界。但其基调却先将人分成了上、中、下三等，所学成就最终还是不同。

《太平经》并不认为凡人可以炼制出仙丹，它主要提倡的道术是冥想法“守一”，是修道者必学之法。“守一思神”之法，可以“还神”，乃在户内悬挂五脏神像，沉思冥想，斋戒烧香，四时五行之气进入人体，成为“五脏神”，为人治病。冥想时可与五脏神交谈，若让五脏神离体，会上天控告人的罪行。《太平经》另一修道之法，称为“内视”，教人闭目内观冥想，调理体内阴阳，此法可以追溯到《庄子》一书。为了治病，《太平经》除了教人“守一思神”，也教导人行善积德、施行良政、祭祀祷告、吞食符文、念诵咒语、服药针灸、控制饮食。符可以吞服或佩戴，可以治病，去除身中的邪物，也可以使人长寿；辟谷节食，也可以长寿袪病。

《太平经》并非医学书籍，它认为疾病是多源的，中邪、“神游于外”离开身体、个人作恶会引致鬼神讉责作祟。“承负”他人的恶报都会使人患病。这是把当时瘟疫流行的东汉社会和政权腐烂进行了有意的连接。瘟疫流行，人民多病其中一个原因，源于帝王施政和行为失当，是天地鬼神对帝王的讉责和警告，民间流行的疫病可在政治上找到根源，刑罚太重、贪污腐化，都会使人民患病；疾病流行，也在于“承负”前人的罪过和灾害帝王的流泽或遗祸可达三万年之久，大臣则达三千年，凡人三百年。

宇宙与自然

《太平经》弥漫乌托邦思想，相信在太平之世，万物各得其所，无一受伤。经文向往天、地、人之间和谐与相通的状态，称之为“中和”。除了阴阳二气外，天地间还有第三种“中和之气”。元气三分，与日月星、山川平原、父母子、君臣民的关系相对应。中和之气可以调和阴阳二气，保存天地相通，使万物自长。跟刘安《淮南子》、董仲舒《春秋繁露》等汉代著作一样，《太平经》首要关心天地间的平衡协调，人要保护和发展天地间的中和之气，维持天地的和谐相通，也要生养万物，失去中和之气，天下间就有天灾人祸。人类必须敬天顺地，大地是万物之母，不可损害，掘井不可深也不可多，损伤地形深达三尺，就是凶事。《太平经》和典型道家思想不同，认为大自然秩序并非自然而生，而是一个人格化的宇宙及神圣的实体。天地的主要职责是孕育自然万物的生养循环，而且是极度关注人间的所作所为。上天有其意志，会降下灾异讉责世人罪过，人要减少罪恶，“生养万物”，以维持天、地、人和谐相通的状态。男女交合代表的是阳阴合气，帝王和后妃分别是天与地的精神，帝王从天下诸州各娶女子，与她们交媾，使天之气与各州地之气交通，可让各地及时降雨，化生万物。不过，汉代儒家所谓的天人感应，把责任推给帝王一人，《太平经》则认为，官吏、百姓、古代帝王和先人也要分担一部分责任。而如果天下在明君及其臣辅的治理下平安太平则会被视为大功，君臣俱可成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