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孝

二十四孝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二十四则孝行故事组成的劝诫性故事集和图像题材。“二十四孝”在不同时期并非一份人物、题名和次序始终不变的名单，敦煌文献、宋金元墓葬图像、高丽本《孝行录》、元末《全相二十四孝诗选》和明末《日记故事》所收故事均有差异。近现代出版物通常采用《日记故事》系统，即从“孝感动天”到“涤亲溺器”的二十四则，这一系统也是本列表的收录范围。

若干孝子故事在“二十四孝”名目形成以前已经流传。现存文献中，敦煌写本《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较早明确使用“二十四孝”之名，文中可辨认舜、王祥、郭巨、老莱子、孟宗、黄香和田真等人物。北宋至金代墓葬已见成组孝行图像，现存有明确文本系统的版本则较晚。元末传为郭居敬编纂的《全相二十四孝诗选》把二十四则故事配以诗赞和图像，明代中期广为流传，但其成员仍与今天通行的二十四则不同。这些故事以极端奉养、牺牲和感应奇迹来呈现孝道，具有明确的教化目的。故事中的行为和奇迹不能直接当作人物传记或古代日常生活的记录。它们在明清以后经蒙学读物、版画和年画传播。故事也传入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并在各地形成不同文本和图像传统。

名单范围与版本

本列表以明末《日记故事》系统为纳入标准，收录该系统列出的二十四则故事，并依原书从舜至黄庭坚的次序排列。不在这一系统内的早期孝子、其他“二十四孝”系统独有的成员、后世增编和现代改编名单均不收入主表。这个标准用于界定通行故事集，而不是评选历史上“最重要”或“最孝顺”的二十四人。

三种主要系统有十四名共同成员，即舜、老莱子、郯子、曾参、闵损、蔡顺、郭巨、董永、丁兰、姜诗、陆绩、孟宗、王祥和杨香。各系统的其他成员和次序并不相同，《日记故事》系统确立的名单后来才成为通行本。

与举孝廉的关系

举孝廉是汉代察举中的荐举科目，地方官以“孝”和“廉”为标准向中央荐举人才，至东汉成为进入官僚体系的重要途径。孝行声誉由此具有现实的仕进价值，行状中的孝行叙述可被用作证明候选人德行的材料，也可能出现夸饰或造假的记载。

通行名单中有个别人物与察举存在直接的史料联系。《后汉书》记载江革在永平初年被举为孝廉，任郎官后补楚太仆，后来官至谏议大夫。同书又记姜诗于永平三年被察举为孝廉，拜郎中后出任江阳令，并卒于任上。相关研究把察举制度视为汉魏孝行故事得到记录和传播的制度背景之一，行状、墓志和别传也是这类故事的早期书面载体。后世的“二十四孝”名单则是在早期孝子传说、敦煌文本、宋金元图像与元明选本中逐步形成，成员是否曾被举为孝廉并不是各系统的统一纳入标准。

通行二十四孝

表中题名和次序取自《日记故事》系统，括号内列出近现代出版物常见的异名。1669年据明万历刊本重刻的和刻本卷一保存了这一系统的完整图文，版本研究和近现代专著亦载有相同名单。“奉养对象”用于说明故事中的亲属关系。“故事梗概”先概述选本叙事，不表示其中人物身份、事件或感应奇迹均为历史事实。可靠史传能够确认主人公仕历时，梗概再以“史传记载”另作说明。未查得可靠记载者不推补官职。图像栏采用上海信谊药厂广告部编《二十四孝彩图》的公有领域扫描页，各图按所绘故事对应，而不采用该书自身的排序。

传播与视觉文化

孝子故事很早便成为墓葬和公共装饰的题材。东汉武梁祠等孝子图尚不是固定的二十四人组合，北宋至金、元的墓室壁画、砖雕和石棺才大量出现成组图像，同一故事又可有多种构图模式。元明以后，孝子图从墓葬装饰进入书籍插图、卷轴画和民间版画，印本常把图像与短篇故事、诗赞编排在一起。

《全相二十四孝诗选》在1381年已经传入日本，日文译本大约形成于16世纪后期，现存最早文本是庆长年间刊印的插图古活字版。日文译者对人物姓名、地名和情节作过较大改写，使作品在日本成为具有本土文学特征的御伽草子。在朝鲜半岛，1346年《孝行录》把二十四孝图、李齐贤所作图赞和权溥增补的三十八则故事合编，后来又配以道德注释，形成有别于中国通行本的教化文本。二十四孝也常见于朝鲜半岛传统民画“孝悌文字图”。越南阮朝李文馥等人的汉喃《二十四孝演音》取材于《日记故事》系统，以汉文故事、喃文诗歌和唱和诗传播孝道观念。

现代接受与批评

鲁迅在1926年发表的《二十四孝图》中回忆童年阅读经历。他把仲由负米、黄香扇枕和陆绩怀橘视作尚可仿效的故事，把孟宗哭竹、王祥卧冰归入可疑的感应叙事，并集中批评老莱子以作态娱亲和郭巨准备埋儿的情节。这篇文章尤其从儿童读者的视角指出，郭巨故事带来的并非孝子榜样，而是自己可能被父亲埋掉的恐惧。

现代研究对这些故事的处理也存在方法问题。若只把它们斥为荒诞、当作古代生活的直接记录，或一概视为历来面向儿童的读物，都会忽略不同时期编纂目的和读者群的变化。相关研究分别从教化文本、叙事母题、墓葬图像、出版文化和跨地域传播等角度分析二十四孝，也不以故事中的奇迹证明人物确曾作出相同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