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 (1787)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由清朝乾隆帝于乾隆三十八年（1772年）开始编修，至乾隆四十六年（1783年）编成第一套，历时11年。整书一共收书3,503种、79,337卷，约9.97亿字。《四库全书》当中之书籍以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分类，包括“经”、“史”、“子”、“集”四部；每部之下又另以“属”作分类，整书一共有44类、66属。封面按其所属的部使用了不同的颜色：经部为葵绿色、史部为红色、子部为蓝色、集部为灰色。《四库全书》每页16行21字，用楷书。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起，乾隆帝多次诏令各省督抚、学政收集书籍，翌年建立了四库全书馆以编写《四库全书》。四库馆以皇六子永瑢等人为总裁，总理其事；其下有总纂官纪昀、陆锡熊、孙士毅三人实际主编《四库全书》，下设纂修、总校、分校、总目协勘、督促、收掌、监造、缮写等职位，动员近四千人。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编纂者将书籍分为“应刊”、“应抄”、“应存”三类：“应刊”印刷流传，即《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应抄”收入《四库全书》，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著录”者；“应存”者收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只存其目”（存目），为其编写提要但不收录，“存目”者有6,793种、93,551卷。另外，“抵触本朝”之书一概“禁毁”，约有3,100种。据统计，在禁书过程中，文字狱发生四十余起。

《四库全书》一共制作了七套副本，并存放于七间藏书阁中，即四库七阁。第一部存于北京紫禁城皇宫文渊阁，第二部存于奉天故宫（今沈阳）文溯阁，第三部存于北京郊区圆明园文源阁，第四部存于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合称“内廷四阁”（或称“北四阁”）。后又以江浙地区为人文渊薮，文风鼎盛，再钞有三部，分别存在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及杭州西湖行宫孤山圣因寺文澜阁，即“江浙三阁”（或称“南三阁”），各藏抄本一部，“为便于士子入院钞阅”。《四库全书》各本之中有四套因太平天国之乱和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受到损坏。文渊阁藏本与荟要现藏于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文津阁藏本存于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溯阁藏本藏于兰州甘肃省图书馆、文澜阁部分原本与抄本存于杭州浙江省图书馆，另外文源阁仅存散本则分别存于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与日本东洋文库。

学者对于《四库全书》的评价较为两极。一方面，《四库》禁毁书籍甚多，甚至有不留原文而直接修改内容的情况，被视为一大书厄；另一方面，以《永乐大典》为中心展开的辑佚工作保存了不少已佚的文献，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开创了中国目录学，有相当的文化意义。

征收书籍

收集书籍

于乾隆六年（1741年）以及十五年（1750年），乾隆帝就两次下诏，希望搜罗书籍。但是当时的效果不佳，官员并未认真执行。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四日（1772年2月7日），乾隆帝正式颁诏求书，诏文目的是为了“副在石渠，用储乙览”（在皇家图书馆收藏副本，以供皇帝阅览），以得“稽古右文”（考察古代，弘扬文化）之名。在谕旨中他明确规定了搜集范围，认为应该要先检收“阐明性学治法，关系世道人心”的书籍，其次是“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的书籍，再次是历代名文的诗文专集，而对于族谱、尺牍等则不作收录。在谕旨中他又定了具体的收录方式，并要求各省督抚“先将各书叙列目录”，注明作者，要旨以供检核。

此谕旨并没有得到各省督抚重视。贵州巡抚奏报，指该省“鲜有撰述，殁邀圣明采择”，其他省份则“未见一人将书录奏”。乾隆帝见此，于三十七年十月十七日再次下令，令督抚们“恪遵前旨，饬催所属，速行设法访求”。在十一月至次年二月底，各省才先后回报查访情况，但是效果都不佳，如广东、广西、云南、贵州都无书可采，奉天、直隶、湖北所得也只得数部，所得书籍最多的浙江省也不过116种，而且大多也是“近人解经论诗文私集”，收集工程不见成效。

有见于此，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三月二十八日，乾隆帝再之下诏访求图书，当中见上次地方官大多观望不前，这次特意说明他“岂有下诏访求书籍，顾于书中寻摘瑕疪，罪及藏书之人乎”，说明他收集书籍不会怪罪于藏书者。此外，他又再次强调官府征集书籍保证归还，并扩大收集书籍范围，以及说明收集书籍限期，并予之半年期限。次日，他又专谕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萨载、以及浙江巡抚三宝，指“其所隶州群藏书什倍于别省”，并点名访求，特意责成他们收集藏书。

在此半年期间，各省官员和朝廷使用了不少方法以收集书籍。在搜求方面，当地的官员会按当地的郡邑志乘所记述的书籍访购，又或者利用当时的书商以收买书籍。私人藏书家所收藏的书籍甚多，是征求书籍的重要对象。为了鼓励他们进书，朝廷设立了以下办法：

进书凡超过五百以上者，赏赐内府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如浙江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等因为进书超过五百而各得一部《古今图书集成》；

超过一百者，赏赐《佩文韵府》一部，如周厚堉、蒋曾莹、纪昀等因为进书过百而得《佩文韵府》一部；

进书较多者，其上进书籍会得到乾隆帝的题咏，并令书馆先行抄录副本发回。据统计，得到题咏的书籍多达百余种；

私人进书达到过百种以上的，其姓名会记录于各书提要之末，各省采进书籍在百种以上的，则将该省督抚的名称记载在提要之末。

是次收集书籍得到了良好的成果。进书最多的是江苏，达4,808部；其次是浙江，达4,600部。进书最少的是云南和奉天，只有四部。贵州、广西无书可采。合计一共得书籍13,501种（含272重本）。

寓禁于征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八月，乾隆发布了禁书的谕令，当中指“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希望“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诋触本朝之书籍），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是次禁书诏令下发之后，没有得到各省督抚的重视，至十一月为止，只有两广总督李侍尧奏称屈大均著作数种，其他省份都无书上奏。乾隆帝见此，于三十九年十一月连发两谕，“今李侍尧等既从粤省查出屈大均诗文，不应江浙等省转无明末国初存留触碍书籍”，再次责成各省认真办理。是谕下发之后，各方官员才开始留心收集禁书。

内容方面，吴哲夫指出，乾隆帝主要禁止的是包括“华夷之辨”的文字、诋毁清人的文字、涉及明清史事的文字等三类。此外，还包括一些清初三藩之乱的书籍、兵法、不尊重儒家思想的书籍、明末阉党的书籍、迷信书籍。部分文人因为害怕文字狱而对自己的书籍作“挖空”、“涂墨”希望避祸，而这些书籍同样被禁毁。另外，《查办违碍书籍条款》亦指明，书籍内容涉及“钱谦益、吕留良、金堡、屈大均等，除了伊等自著书籍应毁除外，若各书内有载入其议论者，将书内所引各条，签明抽毁”，只留其书。

书籍类型方面，禁书以明季末造的野史笔记为主。此外也包括了明代历朝的碑刻、语有违碍的剧本话本、地方志、天文占卜书籍。在查缴禁书的同时，乾隆帝连自己祖父康熙帝御批的《通鉴纲目续编》都没有放过，认为他书后所附周礼所撰的《续通鉴纲目发明》、张时泰的《续通鉴纲目广义》各条中于“于辽、金、元三朝时事多有议论偏谬及肆行诋毁者”，认为“《通鉴》一书关系前代治乱兴衰之迹，至《纲目》祖述麟经，笔削惟严，为万世公道所在糊不可偏私”，下令查缴各省的《纲目》作删改。

查缴方法方面，乾隆帝初时只是要求各省督抚派员至藏书家中令他们自行交出。但至中后期禁书活动大规模展开后，在乾隆三令五申之下，各省督抚为了澈查书籍使用了各种办法，包括宣告谕令、检查各藏书家的书藏、设立禁书目录等等。四库馆定立了《查办违碍书籍条款》，以供地方官员排查书籍。搜得书籍之后，都需要“将原书封固进呈”，“交军机处奏闻销毁”，不得在地方自行销毁，以免地方人员认为“新奇可喜，妄行偷看，甚或私自抄存”。据黄爱平所估计，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至五十八年（1793年）间，禁毁书籍大约有3100多种，15万1千多部，书板销毁达8万块，当中还不包括文人百姓自行毁掉的书籍。

即使部分书籍认为有收录的价值，在编纂的时候也会被抽毁、改易、重编。如顾炎武所著的《日知录》，虽然《总目》中认为其“学有本原，博赡而通贯，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认可其编写态度严谨，但是因为当中的部分条目包括了民族意识，和南明史事，因此被当中部分的内容被整条掣出，如卷六“素夷狄行乎夷狄”、卷二十八“胡服”、“左衽”等等。改易方面，陈垣指出四库馆臣在辑校时有十忌：忌虏、忌戎、忌胡、忌夷狄等等，并指馆臣会对这些字眼会作出修改。重编方面，乾隆帝认为一些书籍虽然有所违碍，会要求对之重编以作使用，明末诸人文集的奏疏最初虽被认为是“字句狂谬，词语刺讥”，理应查禁。但后来乾隆帝认为这些奏疏可见明末“主暗政昏，太阿倒置，阉人窃柄，权幸满朝”等的问题，继而“晓然于明之所以亡与本朝之所以兴”，故此乾隆帝命人删减当中的抵触字句，并编录成《明季奏疏》一书。

学者对于乾隆帝禁毁，纂改书籍的行为多有批评，但也有学者认为其影响没想像中大。鲁迅认为《四库全书》“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并认为“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周锡侯认为，“乾隆之为此（修纂四库全书）也，带有狎弄士子，查辨禁书之阴谋，贻害典籍之烈，至足惊人！中国书厄，自秦火之后，大厄凡十有一，而乾隆时禁毁的一厄，较以前各项更为惨烈”。相反，《剑桥中国史》认为，乾隆帝针对南明材料的禁书政策对“清初以来幸存的作品的影响微不足道”，指书籍不太可能因不一的禁令而在数年之间消失，反而“大大地刺激了学者对各种旧书的兴趣”。江庆柏指出，虽然四库馆臣虽会对于当中字句作改写，但改动未必被严格执行。如张孝祥《六州歌头》中“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在虽在张孝祥的个人文集《于湖词》中被改动为“洙泗上，弦歌地，亦凋零”，但在其他词集、词选、词话等却没有改动此词，保留“亦膻腥”的原貌。

纂修

四库开馆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安徽学政朱筠上《谨陈管见开馆校书折子》，提出了四项搜索遗书的事项，包括：

旧本旧钞，尤当急搜也：他指出汉唐时期的遗书已经稀少，而宋辽金元时期的抄本则甚多，藏于私人家中，他认为官府可以搜集这类书籍并抄出副本保存。

中秘书籍，当标举现有者以补其余也：他认为应该公布内廷现有的藏书目录，使地方官只以搜集内廷未有的书籍。此外，可以利用《永乐大典》作辑佚。

著录、校雠，当并重也：他认为应该参考刘向、刘歆《七略》等的做法，为书籍内容编写提要，放于该书卷首，作为说明。

金石之刻、图谱之学，在所必录也：他认为金石碑刻上的文字和图像可以补齐文献材料上的不足，应该留心搜集。

为此，军机大臣刘统勋奉旨研辨，得到清高宗的同意，“令将永乐大典内，原载旧本，酌录付刊，仍将内府所储，外省所采，以及武英殿官刻诸书，一并汇齐，缮写编成四库，垂示无穷”。刘氏按指示研究方针，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十一日提出了具体辑佚《永乐大典》的方式，得乾隆帝批准，并命名为“四库全书”。四库馆于同月开馆。

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中将四库全书馆的结构表述如下：

四库全书馆的最高职务是总裁、副总裁，大多由皇室郡王、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兼任，主要是负责领导和监督四库馆的工作，他们在总办处工作。其下则分为纂修，缮书、监造三大处。纂修处负责校理、勘定全部书籍。纂修官也大多兼任分校，对缮写处的书籍作校阅。在此之上尚有总纂官和总校官，总纂官负责实际主编的工作，总纂官陆费墀则负责整体的校阅工作。

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首，参与了《四库全书》编修的主要人员包括有360人。据郭伯恭、黄爱平、张升等考证，《总目》所收的编纂人员有不少的缺漏。而据张升的不完全统计，前后在馆的馆臣有达476人。

书籍来源

编纂《四库全书》所用的书籍可以分为六个途径，包括有各省采进本、私人进献本、敕撰本、内府本、《永乐大典》本。

进呈书籍是《四库全书》最主要的来源，当中可分作三类：各省采进本，各省在当地购买或借抄的书籍；私人进献本，藏书家主动或者奉旨送馆的书籍；通行本，当时最为流行的版本。这些书籍在收集之后会先由纂修官作清理甄别，然后由纂修官作进一步的校阅，经版本鉴别、辨伪、考证工作之后，会选择当中较好的版本作底本，编写提要，考订文字得失等工作，然后再“详细校正”，“将各书大旨及著作源流详悉考证，诠疏崖略，列写简端”，最后决定是应刊、应抄、应存。书籍和提要会上交给总纂官作审阅，一般还会交给总裁官作审阅，他们会对于提要和书籍的存留再给予意见。乾隆帝也会给审阅进呈的书籍，当中包括两种情况，一是由乾隆帝为了奖励献书之人，为其书籍作题诗，这类书籍经乾隆帝御览，决定拟抄、刊后，将会由纂修校办，总纂、总裁审阅后，由武英殿录副，再交还书主；二是纂修官校办过的书籍在抄成前上呈给乾隆审阅，其给予意见后再发还。

内府书籍（宫中收藏以供皇帝阅读的藏书）和奉敕编撰书籍方面，《四库全书》开馆之后，这些书籍被送至翰林院西斋房作集中处理。当中，一些“旧刻显然讹误，应行随行改正”的官刻旧本以及一些不够完善的敕撰书籍会送至校阅（流程大致如进呈书籍），其他书籍则在编成提要后则大多都直接送到武英殿缮写。另外，在编写《四库全书》的时候，乾隆帝亦有命令编写一些书籍，这些书籍在编成完成后才会补入《四库全书》中。

《永乐大典》本

当时《永乐大典》藏于翰林院的典籍库中，经朱筠的提议之后，开始了辑佚的工作。纂修官会先签出《永乐大典》中的佚文，将会将可以辑出的书目粘贴标识，然后由缮写官抄出当中的散片。因为《永乐大典》不便移出移入，因此缮写的工作都在翰林院里进行。其后会将缮写的散本粘连成稿本，然后将由纂修官校对、补辑佚文，再缮抄出修改稿，由原纂修校对之后，再由总纂、总裁校正为正本。和进呈以及内府书籍不同，《大典》本是由总纂官和总裁官决定应刊、应抄、应存。此外，提要是决定应刊、应抄、应存再编写提要。

学者虽然认可四库馆臣在辑佚史上的意义，但也批评他们的辑佚工作尚未完善。梁启超指：“吾辈尤有一事当感谢清儒者，曰辑佚.......乾隆中修《四库全书》，其书之采自《永乐大典》者以百计，实开辑佚之先声”。孙楷第批评，于《大典》本中，只有少数书籍会以《永乐大典》以外书籍以校勘、辑佚之外，其他都因个人散便，只是按章办公，没有按照其他书籍补充，引致佚文并不全面，“以《大典》所载为足，实自欺欺人”。史广超批评，四库辑本出现没有注明出处，出现漏辑，误以为他书为本书佚文，编排不当四项问题。

收录标准

《四库全书》的收录标准有以下数点：

收集“阐明性理，潜心正学”的书籍：清高宗认为“予搜罗四库之书，非徒博右文之名，盖如张子（张载）所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应该继承先贤的传统。

不重视佛、道两教，以及词曲之类的书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凡例》中认为“释道外教，词曲末枝，咸登简牍，不废搜罗”，认为只要收录当中“可资考证者”收录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