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哈灵顿

小爱德华·迈克尔·哈灵顿（英语：Edward Michael Harrington Jr.，1928年1月24日—1989年7月31日），美国作家、社会运动家、政治学者、民主社会主义者。作为作家，哈灵顿最著名的作品是其于1962年出版的《另一个美国：美国的贫困》，深刻影响了1960至1970年代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与社会改革。1982年，哈灵顿参与创建了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并成为了该组织早期最具公众影响力的领导人之一。

早年生活和教育

哈灵顿于1928年2月24日出生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的一个爱尔兰裔美国人家庭，他是家中的独子，父母皆为信仰天主教的中产阶级民主党支持者。他先后就读于圣罗克天主教学校和圣路易斯大学附属高中。高中毕业后，哈灵顿进入圣十字学院学习，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随后他又进入了芝加哥大学就读，并获得了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哈灵顿还曾就读于耶鲁大学法学院，但入学一年后便辍学。

年轻时，哈灵顿对左翼政治和天主教都很感兴趣。他加入了多萝西·戴的天主教工人运动，这是一个强调社会正义和非暴力的社群运动。哈灵顿喜欢辩论文化和政治，他所接受的传统耶稣会教育培养了其卓越的口才与严密的逻辑思辨能力，使他日后得以成为一名优秀的辩手。

哈灵顿曾于1951年至1953年担任《天主教工人报》的编辑，但他很快对宗教感到失望。尽管他始终对天主教文化抱有一定的感情，但他最终选择成为了一名无神论者。

政治与职业生涯

与哈灵顿对宗教的渐趋疏离相伴而来的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和世俗社会主义日益浓厚的兴趣。在离开《天主教工人报》后，哈灵顿加入了独立社会主义联盟，这是一个由托洛茨基主义活动家马克斯·沙赫特曼领导的小型组织。哈灵顿和沙赫特曼都认为，社会主义意味着一个公正且完全民主的社会，而斯大林主义无法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在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统治者事实上是一种与工人阶级不同的新统治阶级。他们对苏东集团的“官僚集体主义”国家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1955年，哈灵顿被列入了联邦调查局的FBI索引名单，该名单自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于1919年担任调查局总情报处长时就已建立，至1939年该名单已收录了超过1000万人的信息。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胡佛将无数他认定为“危险人物”的社会活动人士的名字添加到该名单中，以便在国家紧急情况下将他们迅速逮捕并集中关押。后来，哈灵顿又被列入尼克松的政治对手清单。

1957年，诺曼·托马斯领导的的美国社会党吸收了沙赫特曼的独立社会主义联盟。哈灵顿支持沙赫特曼的策略，即社会党人应作为民主党的一部分开展工作，而不是以独立的社会党成员身份参与政治活动。虽然哈灵顿个人认同托马斯和尤金·德布斯的社会主义思想，但终其一生其所追求的政治理想都是成为“民主党内可能的左翼”，即作为民主党内的一个“压力团体”，在不完全脱离民主党政治组织的情况下，推动主流自由派进行社会民主改革。

哈灵顿曾担任《新美国》的首任编辑，该报创刊于1960年9月，是社会党-社会民主联盟的官方周报。而在1962年，哈灵顿出版了《另一个美国》，揭露了美国“富裕社会”表象下根深蒂固的贫困问题与中下阶层的穷苦生活状况。这本书被认为是约翰·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发起“伟大社会”与“向贫困宣战”运动的直接诱因。1963年，德怀特·麦克唐纳在《纽约客》上就《另一个美国》撰写了题为《我们看不见的穷人》的长篇书评，使得该书一举成名，并很快引起了肯尼迪总统的顾问泰德·索伦森的注意，《另一个美国》也因此在白宫流行开来，并促使肯尼迪在1963年末提出了一系列反贫困立法。哈灵顿也凭借《另一个美国》荣获乔治·波尔克奖和西德尼奖，自此成为了一位广受欢迎的知识分子和政治作家。除此之外，哈灵顿在这个阶段还撰写了数十篇政论文章，发表在诸如《公益杂志》、《党派评论》、《新共和》、《评论杂志》和《国家》等期刊上。

哈灵顿经常与一些著名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进行辩论。1966年，他参与了由保守派评论家小威廉·F·巴克利主持的《火力线》节目，就美国的贫困问题阐述了自身的观点，并与巴克利就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所做的努力及其后果展开了辩论。1980年代，他也曾参与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节目《自由选择》，并与弗里德曼就其所主张的自由市场理论进行辩驳。除此之外，作为著名的左翼运动家，哈灵顿也经常和与其意见相左的年轻左翼激进分子进行辩论。

1962年6月，哈灵顿出席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成立大会。但在大会中哈灵顿与汤姆·海登和艾伦·哈伯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哈灵顿认为在他们所提出的《休伦港宣言》中，有关“将共产主义者排除在新左派的愿景之外“的宗旨不够明确，事实上存在滑向极端左翼的风险。相反，哈灵顿强调“学生争取民主社会”必须与民权运动和工会结盟，并逐步调整民主党的政策方向，支持自由派，而最重要的则是与共产主义划清界限。亚瑟·施莱辛格称哈灵顿是美国“唯一负责任的激进分子”。泰德·肯尼迪则曾表示：“我认为迈克尔·哈灵顿正在向美国发表我们这个时代的《登山宝训》”，并且“在所有反贫困战争的斗士中，没有人比他更坚定、更忠诚地伫立在我们最黑暗的夜晚。”

1968年7月，哈灵顿当选为美国社会党主席。但到了1970年代初，哈灵顿在结束越南战争的问题上逐渐与社会党主流派系渐行渐远。社会党主流派仍倾向于通过谈判结束越南战争，而哈灵顿则支持民主党参议员乔治·麦戈文呼吁美国在越南停火并立即撤军的主张。同时自1960年代起，哈灵顿与沙赫特曼的关系也日趋紧张。除了在越南问题上的分歧外，哈灵顿始终坚定地支持民主党和劳工组织中的进步派，并致力于争取新左派温和派的支持。相比之下，沙赫特曼则更支持劳联会-产联会的领导层，对新左派持反对态度，并仅仅出于反苏反共的立场而支持民主党内的右翼保守派。社会党的持续右倾最终导致哈灵顿决定在1972年10月——也就是社会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不久——辞去主席一职。而在同年12月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多数代表投票决定正式解散该党，并将其改组为美国社会民主主义者。

在大会结束后不久，哈灵顿便退出了该党，并与其领导的原社会党内的少数派团体组建了新的民主社会主义组织委员会。民主社会主义组织委员会采取了196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者普遍采取的“重组”策略，即借助民主党的力量，将民主党视为社会主义者的主要政治舞台，并试图构建一个自由派民主党人与劳工阶级之间的同盟，继而建立起一个“民主左翼”的运动。而一个由和平活动家大卫·麦克雷诺兹领导的较小派系则组建了新的美国社会党。

1972年，哈灵顿被聘为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的政治学教授，同年他又出版了第二部畅销书《社会主义》。1988年哈灵顿被授予杰出政治学教授称号。而自1980年代起，哈灵顿也开始为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撰写评论文章。

哈灵顿始终认为，社会主义者必须通过民主党才能推行他们的政策，理由在于社会主义者在美国选举中所能取得的选票数量，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上百万票的峰值下降到1950年代的寥寥数千票，已经很难在当下的美国环境中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展开活动。也正是因此，哈灵顿曾考虑在1980年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挑战时任总统吉米·卡特，但在参议员泰德·肯尼迪宣布参选后，哈灵顿放弃了这一想法，并在后来转而支持肯尼迪。哈灵顿日后表示：“如果肯尼迪落败或被迫退出竞选，那将是左翼的损失。”

1982年，民主社会主义组织委员会与新左翼运动组织“新美国运动”合并，成立了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在2017年党内投票决定退出社会党国际之前，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一直是社会党国际在美国的主要分支机构。哈灵顿和芭芭拉·艾伦瑞克当选为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的首届共同主席，而哈灵顿自1982年以来就一直担任该组织的共同主席，直至其于1989年去世。

个人生活

婚姻家庭

哈灵顿于1963年5月30日与斯蒂芬妮·格维斯·哈灵顿（Stephanie Gervis Harrington[Stephanie Gervis Harrington]）结婚，两人育有两个子女。两人的婚姻关系一直保持至哈灵顿去世。斯蒂芬妮是一位自由撰稿人，也是《村声》的专职作家，她也定期向《新共和》、《哈珀斯杂志》、《纽约客》与《纽约时报杂志》等刊物投稿。哈灵顿去世后，她独自抚养两个孩子，并继续从事写作工作。斯蒂芬妮于2008年11月8日去世，享年71岁。

宗教

哈灵顿早年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日后则逐渐转向无神论与世俗主义。但哈灵顿始终没有与天主教完全割席，相反，天主教的精神内核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影响着哈灵顿日后的政治立场与思想观点。在哈灵顿看来，他在高中所接受的耶稣会教育使他们受益匪浅：“我们每个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都受到了青少年时期所接触到的耶稣会思想的激励，这种思想强烈地坚持认为一个人必须践行自己的哲学。”1978年，《基督教世纪》杂志曾引用了哈灵顿的话：我是一个虔诚的叛教者，一个对信徒们的不信感到震惊的无神论者，一个离开教会20年的温和天主教徒。 哈灵顿在1983年发表于《威尔逊季刊》的文章《上帝葬礼上的政治》中写道，宗教正在走向消亡。但他同时也担心，宗教权威合法性的消亡会使西方社会失去美德或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他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有助于建立一个道德框架，以挽救犹太教和基督教中包含进步主义理念的价值观，但不是以宗教形式，而是以一种世俗的形式。1988年，哈灵顿写道：国际经济和社会团结的政治必须被视为解决当前问题的切实可行的方案，同时也要承认《圣经》中关于全人类共同祖先的记载中所颂扬的人类一体性。

政治观点

哈灵顿对民主的观点主要建立在其对马克思著作中“民主”概念的解读与理解，同时其拒绝接受苏联与东欧集团的所谓“现实社会主义”制度，认为苏联模式无法代表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1988年，哈灵顿表示：马克思是一位民主主义者（democrat[democrat]），这里的“民主”指的是小写的“d”。…民主社会主义者设想建立一个以民众控制资源和生产、经济计划、公平分配、女权主义和种族平等为基础的人道社会秩序。我与这个国家的自由主义者有着共同的近期纲领，因为最好的自由主义最终会导向社会主义。…我希望成为“可能的左翼”。成为“民主党内可能的左翼”贯穿于哈灵顿一生的政治生涯。也因此，哈灵顿将1960年代所普遍流行的“重组”理念发展为了一套完整的战略，并将其视为改造美国政治乃至实现社会主义转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哈灵顿认为“重组”是社会主义者唯一可以着手的地方，而没有重组，所有社会主义的努力与尝试最终都将失败。即与其创建一个全新的、完全独立于民主、共和两党的第三党，不如对民主党进行重组。哈灵顿指出，民主党是社会主义者斗争的战场，因为民主党内不仅包含以南方民主党人为代表的种族隔离主义者和资本家，其还得到了工会、黑人和新兴阶级中进步派的支持。换言之，哈灵顿认为民主党内部存在矛盾，即其社会基础与其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领导层之间存在冲突。而社会主义者在民主党内的任务就是消除这种矛盾。

因此，哈灵顿认为，“重组”战略应是解决这种矛盾的关键，而“重组”的第一步“不会是革命，甚至不会是突然戏剧性地转向社会主义左翼。而是将以一种“自由主义复兴”的形式出现——这里所说的自由主义是指现有体制内的改革——这种改革必然会更加社会主义化，尽管它很可能并非社会主义。”鉴于“重组”的短期目标是建立一种全新的、强有力的自由主义，这自然意味着社会主义者应该将自由主义者视为天然盟友。因此，“重组”战略应避免短视地期望“一蹴而就”地实现社会主义，而是应当以创建一个左翼自由主义的政党为初步目标。该政党将在事实上替代民主党（在实践中则表现为对民主党的组织改组与路线转向的促成），并为民主社会主义奠定基础。

哈灵顿的这种观点早在1968年的社会党党纲中就有鲜明的体现：“美国生活中最进步的群体竟然与最反动的群体同属一个政党，这是这个社会中最令人愤慨的矛盾之一。但仅仅谴责这种现象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彻底消除它。”迈克尔·哈灵顿强调，民主党内的社会主义活动“既不构成对该党纲领的承诺，也不构成对该党领导层的承诺…...因此，民主党内的“民主左派”本质上并非为了维护固有的政党机器，而是为了彻底改造这个政党。”1973 年，哈灵顿曾简明扼要地将“重组”战略描述为“现实主义的左翼”：“因为只有在那里（即民主党），社会变革的群众力量才得以集结；只有在那里，才有可能在美国创建一个新的第一党。”

而在经济方面，哈灵顿基于其左翼立场，反对保守派与自由意志主义者主张的小政府自由市场路线。哈灵顿明确表示，即使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无市场、无国家社会的设想是不可能的，他也不明白为什么实践马克思的经济构想必然会导致“一些人吃饱，而另一些人挨饿”的社会后果。哈灵顿认为以“伟大社会”为代表的福利国家建设虽能缓解美国的贫困问题，但无法克服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资本主义将私人优先事项‘社会化’，并在制度上反对任何财富相对份额的再分配。这与其危机倾向以及最终的自我毁灭密切相关。在此背景下，福利国家被视为一种模棱两可的过渡现象，既是该体系的暂时救赎，也是其终结的预兆。”

与之对应的，哈灵顿一方面基于对自由市场的不信任，另一方面又基于其长期以来对“官僚集体主义”与苏联模式的抵触，主张以“民主集体主义”的模式改革资本主义。同时认为应超越现有的福利国家政策，通过落实更为进步主义的政策以完成资本主义框架内部的渐进式改革，并以此实现经济正义。哈灵顿认为，工人阶级未来最重要的盟友将会是由社会公共部门的科学家、技术人员、教师和专业人士组成的“新阶级”，而“新阶级”的出现则标志着资本主义经济“不可避免地走向集体社会生活形式”。在苏联，这种集体主义趋势演变成了“官僚集体主义”这种新的专制形式。而在美国和西欧，这种趋势则表现为“福利国家”的形式。哈灵顿总结道，社会面临着两种可能的未来选择：“沙赫特曼理论的扩展使我得出了一个基本命题，即未来不会是在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在官僚集体主义和民主集体主义之间做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