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姆拉奥·拉姆吉·安贝德卡

比姆拉奥·拉姆吉·安贝德卡 （Bhimrao Ramji Ambedkar，1891年4月14日 - 1956年12月6日） 是一位印度法学家、经济学家、社会改革家和政治领袖。他以起草委员会主席身份，根据印度制宪会议中的辩论以及B·N·劳提出的初稿而将印度宪法完稿。安贝德卡曾在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担任总理所组的第一届内阁中担任法律和司法部部长。他后来宣布自己放弃印度教，皈依佛教，并启动大批达利特跟随者改信佛教的佛教复兴运动。

B.R.安贝德卡从孟买大学的埃尔芬斯通学院毕业后，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经济学，分别于1927年和1923年获得博士学位，他是1920年代在其中任一学校获得学位的少数印度学生之一。他还在伦敦的格雷律师学院接受培训。安贝德卡的早期职业生涯是经济学家、教授和律师。而后期生活则以政治活动为主。他参与印巴分治的政治运动和谈判、发行刊物、为达利特人争取政治权利和社会自由，并为印度建国工作贡献心力。他在1956年皈依佛教，并发起大规模的达利特人皈依行动。

印度政府于1990年以最高平民奖印度国宝勋章追授给安贝德卡。追随者使用的致敬语"Jai Bhim"（字面意思是"安贝德卡万岁"）表达对他的敬意。他也被加上尊称"Babasaheb"（发音为BAH-bə SAH-hayb），意为"尊敬的父亲"。

早年生活与就学

安贝德卡于1891年4月14日出生于一名为姆豪的军事营区（现在正式名称为安贝德卡博士城，"Dr Ambedkar Nagar"，位于中央邦）。他是拉姆吉·萨克帕尔所育的第14个小孩，在孩子中排名老幺。拉姆吉·萨克帕尔是一名军官，军衔为苏贝达尔（相当于后来的"准尉"）。母亲名为比玛拜·萨克帕尔（Bhimabai Sakpal），是拉克希曼·穆巴德卡（Laxman Murbadkar）的女儿。他的家庭属于马拉地人背景，来自现今马哈拉什特拉邦勒德纳吉里县安巴达韦（Ambadawe）镇。安贝德卡的祖先长期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军队工作，而他的父亲则在姆豪营区的英属印度军队中任职。

安贝德卡出身于马哈尔种姓（属于达利特），达利特种姓被视为不可接触者（untouchables），并受到社会经济方面的歧视。安贝德卡和其他不可接触者的孩子在学校中受到隔离，很少得到老师的关注或帮助。他们不准坐在教室内。因为他们不准触摸水或装水的容器，当他们需喝水时，必须由高种姓的人从高处将水倒入他们的手中或口中。这项任务通常由学校的工友为年幼的安贝德卡执行，如果工友不在，他就不得不忍受没水喝的煎熬。他后来在著作中将这种情况描述为"No peon, No Water"（没工友，就没水喝）。他被要求在上课时坐在一麻布袋上，且必须在放学后把这麻布袋带回家。

萨克帕尔于1894年退休，全家于两年后搬到萨塔拉县。安贝德卡的母亲在搬家后不久便去世。孩子们由他们的姑姑照顾，生活很艰苦。安贝德卡家中子女存活下来的有三个儿子 - 巴拉拉姆（Balaram）、阿南德拉奥（Anandrao）和比姆拉奥（Bhimrao，即B.R.安贝德卡），以及两个女儿 - 曼朱拉（Manjula）和图拉萨（Tulasa）。B.R.安贝德卡是所有兄弟姐妹中唯一通过考试并升入高中的。

B.R.安贝德卡最初的姓氏是"萨克帕尔（Sakpal）"，但他的父亲在学校将B.R.安贝德卡的名字注册为"Ambadawekar"，意思是他来自他在勒特纳吉里县的故乡安巴达韦镇。马拉地婆罗门（种姓）老师，克里希纳吉·凯沙夫·安贝德卡（Krishnaji Keshav Ambedkar）在学校记录中则将他的姓氏从"Ambadawekar"改成他自己的姓氏"Ambedkar" 。

就学

安贝德卡的家人于1897年搬到孟买，安贝德卡成为埃尔芬斯通中学唯一入学的不可接触者。他于大约15岁时（1906年），与一名九岁的女孩罗摩巴伊（Ramabai）结婚。这场婚事是由双方父母所安排（包办婚姻），符合当时的普遍习俗。

他于1907年通过大学入学考试，并在第二年进入埃尔芬斯通学院，此学院隶属于孟买大学。据他所说，他是马哈尔人种姓中第一个做到这点的人。当他通过英语四年级标准考试时，他所在社区的人们想为他庆祝，因为他们认为B.R.安贝德卡已经达到"极高成就"，但他认为这"与其他社区的教育状况相比，几乎算不上什么"。社区为庆祝他的学业成就而举行一场公开仪式，而作者兼家庭朋友达达·凯卢斯卡尔（Dada Keluskar）在这个场合，赠予他一本佛陀传记.

安贝德卡于1912年获得孟买大学的经济学和政治学学位，并准备接受巴罗达土邦政府提供的职位。他的妻子刚带着年幼的儿子搬家，而他才安顿完毕，刚要开始工作时，却必须匆忙返回孟买去看望他生病的父亲。他的父亲于1913年2月2日去世。

22岁的安贝德卡于1913年获得巴罗达土邦奖学金，一项由萨亚吉劳·盖克瓦德三世（又称巴罗达的盖克瓦德）设立的一项资助计划，目的为提供在美国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的机会，为期三年，每月补助金11.50英镑。安贝德卡抵达那里后不久，他便与一位帕西人纳瓦尔·巴泰纳（Naval Bhathena）一同在利文斯顿堂安顿下来。巴泰纳后来成为他终生的朋友。他于1915年6月通过文学硕士考试，主修经济学，其他选修的科目有社会学、历史、哲学和人类学。他提交一篇论文，名为"《Ancient Indian Commerce（古代印度商业）》"。安贝德卡深受约翰·杜威及其关于民主研究工作的影响。

他于1916年完成第二篇硕士论文，名为"《National Dividend of India – A Historic and Analytical Study"（印度国民红利：一项历史与分析研究）》，并获得第二个硕士学位.他在同年5月9日在人类学家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戈登威泽主持的研讨会上发表论文"《印度的种姓：它们的机制、起源与发展》。安贝德卡于192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他在1916年10月报读格雷律师学院的律师课程，同时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注册，并开始撰写博士论文。由于他在巴罗达土邦的奖学金终止，而于1917年6月返回印度。他托运的图书收藏与他搭乘的船只不同，而前述的那艘船被一艘德国潜水艇发射的鱼雷击沉。他获准在四年内返回伦敦以提交论文，他找到机会便立即返回，并于1921年完成一个硕士学位。他的硕士论文题为"《The problem of the rupee: Its origin and its solution"（印度卢比的问题：其起源与解决方案）》。他于1923年取得伦敦大学授予的经济学博士学位，也在同年获得格雷律师学院的律师执业资格。

反对印度的不可接触者社会阶层

由于安贝德卡接受巴罗达土邦的教育资助，有义务于学成后为其服务。他被任命为巴罗达的盖克瓦德的军事秘书（Military Secretary to the Gaikwad），但在短时间内就不得不辞职。他在其自传《等待签证中对这一事件做了描述（即安贝德卡在巴罗达任职时，因身为达利特而遭受歧视。他发现没人愿意出租住所给他，并因种姓而受到羞辱和排斥，最终在短时间内被迫辞职。）。他此后试图寻找方法来维持他家庭成员不断增长的生活。他做过私人导师、会计师，并创立一家投资咨询公司，但当他的客户得知他是不可接触者后，便停止往来，导致公司难以持续经营。他于1918年成为孟买希德纳姆商业与经济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他受到学生欢迎，但其他教授拒绝与他交往，不让他共用饮水壶。

安贝德卡曾被邀请到萨斯伯里委员会前作证，此委员会正在起草《 1919年印度政府法案》。安贝德卡在这次听证会上主张为不可接触者和其他宗教社区设立独立的选区和保留席位（参见印度保留政策。他于1920年在科尔哈布尔的沙胡（沙胡四世，1874年 - 1922年）的资助下在孟买开始发行名为《沉默的领袖》的周刊。

安贝德卡随后从事法律专业工作。他于1926年成功地为三位非婆罗门领袖辩护，这些领袖曾指控婆罗门社区毁掉印度，随后被控诽谤。印度知名传记作家达纳贾伊·基尔评论道："无论对委托人还是这位博士（安倍德卡）个人而言，都是一次在社会上和个人方面产生巨大反响的胜利" 。

安贝德卡在孟买高等法院从事律师工作期间，均努力向不可接触者推广教育，以提升他们的地位。他第一次进行有组织的尝试是建立一核心机构 - "被排斥者福利协会（Bahishkrit Hitakarini Sabha）"，以促进被排斥者（当时被称为受压迫阶级）的教育、社会经济改善和福利。他为捍卫达利特人的权利，创办许多期刊，例如《沉默的领袖》、《Bahishkrit Bharat（被排斥的印度）》和 《Equality Janta（平等人民）》。

他于1925年被任命到孟买管辖地委员会（Bombay Presidency Committee），与英国派遣而来的的西蒙委员会合作。由于西蒙委员会所有成员皆为欧洲人，没任何印度代表，因此在印度各地引发大规模强烈抗议。虽然该委员会所提的报告被大多数印度人民抵制和忽视，但安贝德卡选择独立行动 - 他单独撰写一套建议，提出他对未来印度宪法的设想。

到1927年，安贝德卡已决定发起积极运动以反对不可接触制。他从公开运动和游行开始，促使开放公共饮用水资源。他还开始为不可接触者争取进入印度教寺庙的权利而进行斗争。他领导于马哈德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以争取不可接触者社区从镇上的主水槽取水的权利。安贝德卡在1927年底的一次会议上公开谴责印度教经典《摩奴法论》，原因是它在意识形态上为种姓歧视和为"不可接触制"辩护，他举行仪式，将这部古老文本的副本放火焚烧。由于他在1927年12月25日带领数千名追随者公开焚烧《摩奴法论》的副本，安贝德卡主义者和达利特人因此每年将此日订为焚烧《摩奴法论》日。

安贝德卡于1930年在经历三个月的准备后，发起卡拉拉姆寺庙运动。大约有15,000名志愿者聚集在卡拉拉姆寺庙，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而成为纳西克当地最大规模的游行之一。游行队伍由军乐队和一队侦察员领头，妇女和男人以纪律、秩序和决心行进，渴望第一次看到寺庙中供奉的神祇。当他们到达寺庙大门时，大门却被主导的婆罗门当局关闭。

浦纳协议

英国殖民政府于1932年颁布《社群裁决》，宣布为"受压迫阶级"设立单独的选区。圣雄甘地坚决反对，声称他担心这种安排会将印度教社区分裂。甘地当时被囚禁于浦纳的叶尔瓦达中央监狱中，以绝食进行抗议。印度国民大会党政治家和活动家，如马丹·莫罕·马拉维亚和帕尔万卡尔·巴卢于绝食发生后，在叶尔瓦达安排与安贝德卡及其支持者举行会议。安贝德卡（代表印度教中的受压迫阶级）与马丹·莫罕·马拉维亚（代表其他印度教徒）于1932年9月25日签署一项协议，协议被称为"浦纳协议"。协议中为受压迫阶级在一般选区内的临时立法机构中提供保留席位。受压迫阶级由于这项协议而在立法机构中获得148个席位，而殖民政府在时任英国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领导，先前所颁布的《社群裁决》中给予的则为71席位。协议文本中使用受压迫阶级来指代印度教中的不可接触者，而在后来的《1935年印度政府法案》和1950年的《印度宪法》中称为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根据《浦纳协议》，原则上是组成统一的选区，但不可接触者在初级和次级选举中是选择自己推举的候选人。

政治生涯

安贝德卡于1935年被任命为孟买政府法学院的院长，为时两年。安贝德卡在孟买定居后，建造一栋房屋，并为他的个人图书馆收藏超过50,000本书 .同年，他的妻子罗摩巴伊在长期患病后去世。她长久以来的愿望是去本特尔布尔朝圣，但安贝德卡拒绝让她去，告诉她他会为她创造一个新的本特尔布尔，而不是印度教那个将他们视为不可接触者的。他于10月13日在纳西克举行的耶奥拉皈依会议（Yeola Conversion Conference）上，宣布他皈依另一种宗教的意图，并告诫他的追随者离开印度教。随后，他在印度各地的许多公开会议上重复发布这一讯息。

有记录显示他在德里大学创办人拉伊·凯德纳特先生去世后（1942年），担任这所大学拉姆贾斯学院管理委员会的主席。

安贝德卡于1936年创立独立工党，该党参加1937年于孟买中央立法议会13个保留席位和4个普通席位的选举，并分别获得11个和3个席位。

安贝德卡于1936年5月15日将他的著作《破除种姓》印刷发行。书中强烈批评印度教正统宗教领袖和整个种姓制度，包括对甘地在这个问题上的"严厉斥责" 。后来他在一次于1955年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采访中，指控甘地在英文报纸上撰文反对种姓制度，却在古吉拉特语报纸上撰文支持。安贝德卡在书中还指控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清楚意识到自己是个婆罗门" 。

安贝德卡在此期间也反对在康坎地区盛行的"霍特制度（khoti system）" ，霍特（khots），即政府税收征收者经常剥削农民和佃户。 安贝德卡于1937年在孟买立法议会上提出一项法案，在政府和农民之间建立直接关系来废除霍特制度。

安贝德卡曾在英属印度政府的国防咨询委员会（Defence Advisory Committee）任职，并在印度总督执行委员会中担任劳工部长。他在主要为由全印穆斯林联盟发起的解放日活动之前，表示他有兴趣参与，他说道："我读了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先生的声明，对于让他抢在我前头，剥夺那份本该由我、而非真纳先生更有资格使用的言辞与情感，我感到羞愧。"。他接着提出，他所服务的社区受到国大党政策的压迫程度，比印度穆斯林要多出二十倍。他澄清说，他是在批评国大党，而非所有的印度教徒 。真纳和安贝德卡在孟买的宾迪市集联合出席参与人数众多的解放日活动，两人都在会上对国大党表达"激烈的"批评，据一位观察家称他们两人的言论暗示伊斯兰教与印度教之间存在根本性的难以调和。

安贝德卡在全印穆斯林联盟于1940年提出要建立巴基斯坦的拉合尔决议之后，写了一篇长达400页的论文，题为 《关于成立巴基斯坦的想法（Thoughts on Pakistan）》，从各个方面分析"巴基斯坦"的概念。安贝德卡主张印度教徒应该将巴基斯坦割给穆斯林。他建议重新划定旁遮普省和孟加拉管辖区的省界，以分离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他认为穆斯林对重新划定省界不应有异议。如果他们有异议，那么他们就没真正"理解他们自己要求的本质"。在美国教学的学者文卡特·杜利帕拉（Venkat Dhulipala）指出，《关于成立巴基斯坦的想法》"震动印度政坛长达十年之久"。它决定全印穆斯林联盟和印度国民大会党之间对话的进程，为印巴分治铺平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