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

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英语：Elizabeth Cady Stanton，1815年11月12日－1902年10月26日），美国作家和行动主义者，为19世纪中后期美国女权运动的领袖，同时她还积极参与废奴运动在内的社会改革运动。1848年，在她的推动下成立了史上首个仅以女性权利为会议宗旨之塞内卡瀑布会议，她同时还为成立大会起草了《权利和感性宣言》。她对女性参政权的理念虽然在会议上引起争议，但很快便获女性运动吸收为的核心原则。

1851年她与苏珊·安东尼相遇后，两人建立长达数十年的伙伴关系，为女权运动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在南北战争期间，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等人成立女性忠诚全国联盟以争取废除奴隶制，并发展为当时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请愿活动。1868年，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创办《革命》报刊，用以争取及宣传女性权利。

南北战争后，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和苏珊·安东尼成为美国平权协会的主要创始者，致力于为非裔美国人和女性争取平等的参政权。当美国宪法第十五修正案草案仅提供黑人男性参政权时，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和苏珊·安东尼率先表示反对，并坚决表示应将参政权同时扩大至所有的非裔美国人和女性。两人的表态虽成功拉拢相同理念的成员，但也遭支持该修正案的成员斥责，进而导致美国平权协会的分裂。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本人则在导致协会分裂的会议中，使用精英主义和种族主义词汇表达她的想法，如她在反对黑人男性较所有女性优先获得参政权时便为此称：“我们须面对一项严肃的问题，那便是我们是否应站在一旁，让‘桑波’优先走进王国。”，这使她遭受废奴主义者和昔日好友法雷迪·道格拉斯的谴责。

美国平权协会分裂后，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和苏珊·安东尼创立了全国女性参政权协会，并由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担任该协会的主席。二十多年后分裂的全国女性参政权协会和美利坚女性参政权协会重新合并为美利坚全国女性参政权协会，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获推举为具荣誉性质的首任主席。尽管该组织所关注的议题逐渐着重在女性参政权，但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仍继续致力于解决多面向的女性权利问题。

她做为《女性参政权史》前三卷的主要作者，为记录女性参政权运动的历史做出重大贡献，她于另一本著作《女性圣经》中，对《圣经》内文进行了批判性检视，并提出其《圣经》对女性的态度反映了不文明时代所产生的性别偏见。

家庭背景及童年

伊丽莎白·凯迪出生于纽约州约翰斯敦市的望族中，同时他们家族在该市的城市广场更拥有多达十二个仆人打理的家族宅邸。她的保守派联邦党员父亲丹尼尔·凯迪为该州最富有的地主之一，曾担任律师及美国众议员，并于卸任后成为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她的进步派母亲玛格丽特·利文斯顿·凯迪（Margaret Livingston Cady）曾在废奴运动中支持激进的加里森派，并于1867年响应签署争取女性参政权的请愿书。

伊丽莎白·凯迪为家族十一个子女中排名第七的女儿，然而她十一个兄弟姊妹中便有六个在成年前便夭折早逝，包括家族中所有男孩。导致她的母亲在生完众多子女身心俱疲的情况下，遭遇了众多子女的逝世而变得抑郁孤僻，最终由大女儿翠凡娜·凯迪·贝亚德（Tryphena Cady Bayard）和她的丈夫爱德华·贝亚德（Edward Bayard）一肩扛起抚养家中年幼子女的责任。

伊丽莎白·凯迪在她名为《八十年和更多》（Eighty Years & More）的回忆录中称，年轻时家里有三个非裔男仆。其中研究人员已经确定当中一位非裔男仆名叫彼得·缇堡特（Peter Teabout）为奴隶身份，并且可能持续至1827年7月4日纽约州解放所有奴隶为止。伊丽莎白·凯迪于回忆录中使用深情的文字称，她和她的姐妹们一起与彼得·缇堡特在参加圣公会教堂聚会时一同坐在教堂的后方进行礼拜，而不是和白人家庭一样坐在教堂前方的位置中。

教育熏陶

伊丽莎白·凯迪接受比当时大多数的女性更好的教育机会，并于家乡的约翰斯敦学院就读至15岁。同时她也是该校数学和语文高级班唯一招收的女性学生，再学校的希腊语比赛中她更获得了二等奖，并成为一名熟练的辩论家。她在约翰斯敦学院度过了愉快的校园时光，并称没有因为性别而在学校遇到任何阻碍。

她最后一位在世兄弟以利亚撒·凯迪（Eleazar Cady）刚从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联合学院毕业便撒手人寰，年仅20岁，这也让伊丽莎白·凯迪敏锐地意识到社会对女性的低期望。她的父母也因此悲痛万分，当时年仅十岁的她试图安慰她的父亲，称会努力达成比肩兄长的成就，而她的父亲便对她说到：“哦，我的女儿，我真希望你是个男孩！”。

伊丽莎白·凯迪小时候便受到大量知识熏陶，她的邻居西蒙·霍萨克（Simon Hosack）牧师负责教授她希腊语和数学，而她的姐夫爱德华·贝亚德和以利亚撒·凯迪在联合学院的同学则教授她哲学和马术。她的父亲丹尼尔·凯迪更带着她学习法律书籍，以便伊丽莎白·凯迪可以在餐桌上与他的法律助理进行辩论。伊丽莎白·凯迪后来想继续攻读大学，但当时没有大学愿意招收女学生，最初她的父亲也认为她不需要继续升学，最终他同意让伊丽莎白·凯迪进入位在纽约州特洛伊由埃玛·威拉德创立和经营的特洛伊女子神学院进行就读。

伊丽莎白·凯迪在她的回忆录中曾说，她在特洛伊的学生时期对由基督教复兴运动核心人物的福音派传教士查尔斯·芬尼所进行为期六周的宗教复兴课程感到非常惶恐不安。他的讲道内容加上她童年在喀尔文主义长老教会的经历，使她害怕自己遭受神罚并称：“对审判的恐惧抓住了我的灵魂。迷失者的景象变成了我的梦魇。精神上的痛楚伤害了我的健康。”。最终她父亲和姐夫说服伊丽莎白·凯迪无视查尔斯·芬尼的警告，并带她说前往尼亚加拉瀑布进行为期六周的旅行，在此期间她阅读了理性主义的哲学著作，并借由这些著作恢复了她所丧失的理性与理智。然而伊丽莎白·凯迪的传记作者洛瑞·金伯格（Lori D. Ginzberg）称此段回忆录记载存在一些问题，如伊丽莎白·凯迪就读特洛伊女子神学院时，查尔斯·芬尼已经有六个星期没有进行讲道。因此洛瑞·金伯格怀疑她借由编造此段童年记忆，来强调女性会因陷入宗教的魔咒而伤害自己。

婚姻及家庭

作为一个年轻女子，伊丽莎白·凯迪经常前往同住在纽约州北部的表兄格里特·史密斯家中旅行。格里特·史密斯与她保守派父亲的政治主张截然不同，他是位废奴主义者，同时也是“神秘六人组”的成员，该组织曾资助约翰·布朗突袭哈珀斯渡口，来试图引起受奴役的非裔美国人进行武装起义。在格里特·史密斯的家中，她遇到了著名的废奴主义者亨利·布鲁斯特·斯坦顿，尽管她父亲对门婚事有所保留，最终两人还是于1840年结婚，她在婚礼的誓词中省略“服从”一词。伊丽莎白·凯迪后来写道：“我坚决不服从一个我认为正与之建立平等关系的人。”，此举虽然不常见，但并非闻所未闻，如贵格会便早已在婚礼上省略“服从”有段时日。伊丽莎白·凯迪将她丈夫的姓氏作为她自己名字的一部分，自称为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或E·凯迪·斯坦顿，但坚决不称自己为亨利·布鲁斯特·斯坦顿夫人。

从欧洲度蜜月回来后不久，斯坦顿一家便搬进位在约翰斯敦的卡迪家中。亨利·布鲁斯特·斯坦顿便开始在他岳父丹尼尔·凯迪手下学习法律，直到1843年斯坦顿一家搬到马萨诸塞州切尔西为止，之后他任职于当地的律师事务所中。在切尔西生活期间，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享受着与废奴主义者聚会所带来社会、政治和知识面的刺激，同时她也受到了法雷迪·道格拉斯、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和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等人的熏陶。1847年，斯坦顿一家搬到了纽约州五指湖地区的塞内卡瀑布，由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的父亲为他们购买的房子中，现在该栋房子已成为妇女权利国家历史公园的一部分。

斯坦顿夫妇共有七位子女，在当时分娩被认为是一件极为私密的行为，而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则采取更加开放的做法，在生完孩子后她便会在家门升起一面旗帜，如果是男孩便升起红旗，若是女孩便升起白旗。她的女儿哈里奥特·斯坦顿·布拉奇长大后更和她的母亲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一样成为了女性参政权运动领袖。当中历史学家借由分析斯坦顿夫妇子女的出生间隔，推论两人一定进行过节育行为。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自己便曾说，她的孩子皆是通过“自主受孕”（voluntary motherhood）而产下的。在普遍认为妻子必须服从丈夫的性要求的时代，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认为女性应该掌握自己的性关系和分娩意愿，同时她也说：“一个健康的女人和男人一样拥有激情。”

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鼓励她的子女广泛的探索各种兴趣、活动和知识，而她的女儿玛格丽特·斯坦顿（Margaret Stanton）描述她总是“阳光、开朗和放纵的”。 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曾表示她喜欢做为母亲经营着这个大家庭，但她发现自己在塞内卡瀑布因缺乏知识上的陪伴和刺激感到不满意，甚至因此感到沮丧。

1850年代，亨利·布鲁斯特·斯坦顿因身兼律师和政治家的缘故，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中远居在外。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则因孩子们还小而难以抽身旅行，使得她为此感到抑郁。这种情形持续了多年，使夫妻俩分居的次数远多于同居的次数。他们这段婚姻共持续47年，最终于1887年以亨利·布鲁斯特·斯坦顿去世而告终。

虽然斯坦顿夫妇都是坚定的废奴主义者，但亨利·布鲁斯特·斯坦顿和她父亲丹尼尔·凯迪一样对女性参政权抱持否定的态度，因此亨利·布鲁斯特·斯坦顿的传记作者对他下了“充其量是一个三心二意的‘女权男士’。”的评语。

早期激进主义

世界废奴主义会议

1840年斯坦顿夫妇在英格朗德罗蜜月的同时，亦前往伦敦参加世界废奴主义会议。然而会议中男性代表借由投票来阻挡已受所属废奴主义协会任命的女性与会代表进行会议，并要求女性代表仅能入座于由帘幕所隔离的特定区中的行为令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感到震惊及不解。著名的美国废奴主义者和女权支持者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因故迟至该场争议性的表决后方才入席，他为此便以就座于女性入席区以示抗议。

废奴主义和女性权利倡导者的贵格会牧师柳克丽霞·莫特亦是该场会议的女性与会代表，虽年纪较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年长，但仍不妨害两人快速建立起持久的友谊，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同时也热切地向这位富有经验的社会运动家学习。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在伦敦时便曾前往一间一位论派教堂中旁听柳克丽霞·莫特的布道，这次经验成为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首次聆听到女性进行布道甚至是于公共场合发表谈话。她后来更赞扬了这个会议，使她的兴趣集中在争取女性权利上。

塞内卡瀑布会议

在参与世界废奴主义会议的经验对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产生重大影更因此成为她人生的转折点，期间对法律书籍的研究使她确信，为了克服性别不平等必须进行法律改革。在亲身经历了女性作为妻子和管家的乏味角色后使她体悟：“大多数女性疲倦且焦虑的神情给我留下了一种强烈的感觉，即应该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来纠正整个社会，特别是对女性的错误行为。”。然而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由于忙于家务，导致与其他社会改革者较为疏远，进而使她不知如何加入社会改革的行列。

1848年夏天，柳克丽霞·莫特从宾夕法尼亚州前往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住家附近参加贵格会会议，并邀请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与她和其他三位进步派贵格会女性前往参加。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在有心灵羁绊的情况下吐露她的心声：“长期积累的不满情绪未曾有过如此强烈和愤慨，以至于我鼓动自己以及聚会中的其他人，勇于去做任何事。”。因这场聚会而聚集的女性与会者最终决定于几天后在塞内卡瀑布举行一场女性权利会议，而柳克丽霞·莫特则于会议前先在该处下榻。

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做为塞内卡瀑布会议中《权利和感性宣言》的主要起草者，她以《美国独立宣言》为蓝本来撰写该宣言的内容及宗旨。该宣言的控诉清单中包含“错误地否决女性参政权”，以显示她打算在会议上引起对女性参政权的讨论。此举在当时虽是极具争议的想法，但并非崭新的概念，她的表兄格里特·史密斯对该种激进思想并不陌生，不久前便曾在布法罗自由联盟会议上呼吁授予女性参政权。然而当亨利·布鲁斯特·斯坦顿看到宣言中包含女性参政权时便告诉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她的行为会导致整个诉求变成一场闹剧，而主要演说者柳克丽霞·莫特也对该提议感到不安。

为期两天的塞内卡瀑布会议估计共有300名男女前往参加，并由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首次对公众的演说中，讲解该场会议的目的和女性权利的重要性。在柳克丽霞·莫特演讲结束后，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便宣读《权利和感性宣言》，邀请与会者进行签署。接下来会议中大多数决议皆一致通过，除了第九项决议条文：“这个国家的女性有责任确保自己享有神圣的参政权。”，并在经历激烈的辩论后，由曾受奴役的废奴主义领袖法雷迪·道格拉斯给予强力支持下通过。

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的妹妹哈丽雅特·凯迪（Harriet Cady）亦出席了该场会议并签署了《权利和感性宣言》，然而她的丈夫却要求她划除她的署名。

虽然这是一次临时组织起的地方性会议，但其话题性引起媒体广泛关注，相关文章更出现在纽约市、费城和许多地方的报纸上。塞内卡瀑布会议作为首个为讨论女性权利而召开的会议，使它受现今历史学界认定为重大历史事件，研究该会议的历史学家茱蒂丝·威尔曼（Judith Wellman）便称该会议的《权利和感性宣言》成为“在1848年和未来于全国范围内，女性权利运动新闻传播的最重要因素”。该会议开始使用女性权利会议作为早期女性运动的组织工具，1851年的伍斯特全国女性权利会议中，要求女性参政权已成为美国女性权利运动的核心宗旨。

塞内卡瀑布会议结束两周后，于纽约州罗切斯特举行了罗切斯特女性权利会议，该场会议由曾参加塞内卡瀑布会议的当地女性所组织，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和柳克丽霞·莫特都受邀在这次会议上进行演说。与塞内卡瀑布会议创始大会由柳克丽霞·莫特的丈夫詹姆斯·莫特担任主持人不同，罗切斯特女性权利会议创始大会由身为女性的阿比盖尔·布什担任主持人，成为历史上首次由女性担任主持的会议。然而许多人对由女性主持男性和女性参加的大会之想法感到不安，更提出如“一个女人把一个男人排除在外，人们会作何感想？”的质疑，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本人亦反对推举一名女性担任主持人，尽管她后来承认了该行为的错误并为之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