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

穆罕默德-礼萨·沙阿·巴列维（波斯语：محمد رضا شاه پهلوی，罗马化：Muhammad Rizā Shāh Pahlevi，发音：[mohæmˈmæd reˈzɒː pæhlæˈviː]；1919年10月26日—1980年7月27日）是伊朗的最后一位沙阿（国王），1941年至1979年间在位。 他继承其父礼萨汗的王位，统治伊朗王国，是巴列维王朝的第二位及末代君主。其于1967年正式加冕登基，拥有王中之王（Shahanshah）、雅利安人之光（Aryamehr）与总司令（Bozorg Arteshtaran）等多个头衔。他提出的“伟大文明”（波斯语：تمدن بزرگ）愿景推动了伊朗在工业与军事上的快速现代化，并实施了一系列经济与社会改革。1979年，他被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该革命废除了君主制，建立了今日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苏入侵伊朗迫使礼萨汗退位，穆罕默德-礼萨继位为沙阿。巴列维在位初期，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台在获得国会支持下将由英国拥有的英伊石油公司产业国有化；然而，摩萨台随后于1953年伊朗政变中被推翻，政变由伊朗军方在英国与美国的协助下执行。其后，伊朗政府在沙阿掌控下进一步集权，并根据1954年石油财团协议重新引入外国石油公司进入伊朗产业。

1963年，穆罕默德-礼萨沙阿推行了白色革命，这是一系列旨在将伊朗转型为全球强国的改革，内容包括国有化关键产业及土地改革。该政权亦推动伊朗民族主义政策，设立与居鲁士大帝相关的众多国族象征。沙阿发起大量基础建设投资，向农民提供补贴与土地拨赠，推行工人利润分享制制度，兴建核能设施，并将伊朗自然资源国有化，其识字教育计划被视为全球最有效者之一。他亦实施经济保护关税与对本国企业的优惠贷款政策，力图建立自主的伊朗经济。伊朗的汽车、家电与其他商品制造大幅成长，创造了一个不受外国竞争威胁的新工业阶级。至1970年代，沙阿被视为一位精于国际事务的政治家，并利用其权力签署了1973年买卖协议。这些改革最终带来数十年的稳定经济增长，使伊朗成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中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在其长达37年的统治下，伊朗在工业、教育、卫生与军事方面投入了数十亿美元。伊朗的国民所得增加了423倍，人均收入达到历史新高，城市化程度也空前上升。至1977年，沙阿因注重军事投资以结束外国干预，其统帅下的伊朗军队已成为全球第五强的武装力量。

至1970年代末，伊朗全国政治动荡日益升高，而雷克斯电影院火灾与贾雷广场大屠杀使其统治岌岌可危。在1979年的瓜德罗普会议中，西方盟国承认无法挽救伊朗君主制。最终，沙阿于1979年1月离开伊朗流亡。尽管他曾对一些西方领导人表示宁愿离开也不愿向人民开火，但对于伊朗革命期间的伤亡人数，估计从独立研究的540至2,000人不等，到伊斯兰政权公布的6万人之谱。 在伊朗正式废除君主制后，什叶派伊斯兰教士鲁霍拉·霍梅尼成为伊朗最高领袖。巴列维最终在埃及去世，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曾为其提供政治庇护，而其子皇太子礼萨·巴列维则在流亡中自称为伊朗新任沙阿。

早年生平

1925年底，巴列维获立为王储。其父礼萨汗对其十分宠爱，先后把他送往英、美等国接受西方教育。

1941年英、苏军队进驻伊朗（英苏入侵伊朗），父亲礼萨汗遭放逐，巴列维登基为王。即位之初，美军即进驻伊朗。二战后，他在联合国的支持下将苏联军队赶出国界，并于1946年12月攻占了由苏联控制的阿塞拜疆省。

1951年穆罕默德·摩萨台出任首相后，他被软禁在王宫。1953年8月，在美国政府中情局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夺回政权。

中期统治

与伊斯兰主义者的冲突

1963年，穆罕默德-礼萨发动了白色革命，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改革，引起宗教学者的强烈反对。尤其激怒他们的是1963年的全民公投通过允许妇女投票，霍梅尼在布道中声称伊朗的命运不应由女性决定。 1963年和1964年，伊朗全国爆发反对穆罕默德-礼萨统治的大规模示威，核心在圣城库姆。 在库姆受训成为伊玛目的学生最为积极，而霍梅尼阿亚图拉也成为领导人物之一，发表推翻国王的布道。 至少有200人被杀，警方甚至将一些学生从高楼抛下致死。1965年10月4日，霍梅尼被流放至伊拉克。

第二次刺杀沙阿的企图发生于1965年4月10日。 一名士兵雷扎·沙姆萨巴迪（Reza Shamsabadi）闯入德黑兰大理石宫，在接近王室区域前被击毙，但两名平民卫兵为保护沙阿而死亡。

与共产党人的冲突

根据前克格勃官员、后叛逃至英国军情六处的弗拉基米尔·库兹奇金（Vladimir Kuzichkin）所述，苏联亦曾企图暗杀沙阿。他们试图利用电视遥控器引爆一辆装有炸弹的大众甲壳虫，但遥控器未能正常工作。 罗马尼亚高级叛逃者扬·米哈伊·帕切帕（Ion Mihai Pacepa）也证实了这一说法，并声称自己多年来也是苏联刺杀企图的目标。

巴列维王室宫廷生活

穆罕默德-礼萨的第三任亦是最后一任妻子为法拉赫·迪巴（1938年10月14日生），其父为帝国陆军上尉苏赫拉布·迪巴（Sohrab Diba），曾任驻罗曼诺夫王朝圣彼得堡大使，其母为法丽黛·戈特比（Farideh Ghotbi）。两人于1959年成婚，1967年，法拉赫被加冕为“沙赫巴努”（Shahbanu，意即皇后），该头衔为她专设。在她之前的王室配偶皆被称为“马拉凯”（阿拉伯语：Malika，即王后）。两人婚姻维持了21年，直到沙阿去世。他们育有四名子女。

穆罕默德-礼萨最喜欢的娱乐之一是观看电影，偏爱轻松的法国喜剧与好莱坞动作片，这让法拉赫颇感失望，她曾努力引导他欣赏更严肃的影片。 沙阿经常对法拉赫不忠，其亲信阿萨多拉·阿拉姆（Asadollah Alam）常为其引进身材高挑的欧洲女子“陪伴出游”，若“蓝眼世界”的女子不可得，阿拉姆的日记提及便转而带来“本地产品”。 沙阿性欲旺盛，阿拉姆在日记中常写道，沙阿坚持每日必须多次性交，否则便会陷入抑郁。 1973年法拉赫得知丈夫外遇后，阿拉姆将责任归咎于总理阿米尔·阿巴斯·霍韦达（Amir Abbas Hoveyda），而沙阿则认为是克格勃所为。米拉尼指出，两人都未承认问题根源在于沙阿“粗俗的出轨”。 米拉尼进一步写道：“在他最谄媚的时刻，阿拉姆安慰沙阿——或如他称之为‘主人’——称国家繁荣富强，没有人会嫉妒国王的一点乐趣。” 沙阿也酷爱汽车与飞机，至1970年代中期已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豪车与飞机收藏之一。 他出访西方国家时，往往引发伊朗学生联盟旗下远左学生的大规模抗议，该组织成员多为旅欧旅美伊朗大学生。由于暗杀威胁不断，沙阿的安保规模居世界前列。

米拉尼描述沙阿的宫廷为开放而宽容，例如沙阿与法拉赫最喜爱的两位室内设计师凯万·科斯罗瓦尼（Keyvan Khosrovani）与比詹·萨法里（Bijan Saffari）皆为公开的同性恋者，未因此遭受歧视，前者甚至经常为沙阿提供着装建议。 米拉尼指出，建筑与权力密切相关，在伊朗语境中建筑是“权力的诗”。 例如尼亚瓦兰宫融合现代主义（深受法国风格影响）与波斯传统风格，正体现了穆罕默德-礼萨的个性。 沙阿是一个法兰西文化爱好者，其宫廷洋溢着法式氛围。

穆罕默德-礼萨曾委托法国导演阿尔贝·拉莫里斯（Albert Lamorisse）拍摄纪录片，旨在美化其统治下的伊朗。然而成片过于聚焦伊朗的古代历史，令沙阿颇为不满，他致信导演批评未展现现代建筑，令伊朗显得“落后”。 沙阿的办公区域采用实用风格，天花板与墙面装饰着卡扎尔艺术作品。 法拉赫开始收藏现代艺术品，至1970年代初，已拥有毕加索、高更、夏加尔、布拉克等画家的作品，为尼亚瓦兰宫增添了现代主义气息。

加冕仪式

1967年10月26日，即穆罕默德-礼萨即位第26年，他在德黑兰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加冕典礼，正式加冕为“沙汉沙”（Shāhanshāh，意为“国王中的国王”或“皇帝”）这一古老头衔。他表示之所以等到此时才接受该称号，是因为他认为“此前还不配”，并曾说：“做一个贫穷国家的皇帝没有荣耀”（而他此前视伊朗为贫困国家）。

波斯帝国2500周年庆典

作为其现代化伊朗、赋予伊朗人民非伊斯兰认同的努力之一，穆罕默德-礼萨刻意开始纪念阿拉伯征服前的伊朗历史，特别强调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 1971年10月，他举办了波斯君主制持续2500周年庆典，纪念从居鲁士大帝创立阿契美尼德帝国起，波斯帝国不间断的君主统治。同时，他将伊朗历的纪年基准从希吉来历改为自居鲁士加冕起算的第一波斯帝国开国年份。

庆典于波斯波利斯举行，当晚有一场盛大的烟火表演，意在传达双重讯息：其一，伊朗仍忠于古老传统；其二，伊朗已超越过去、迈入现代，不再“困于历史”，而是选择在现代化中坚守历史。 次日，“波斯历史大阅兵”在波斯波利斯举行，6000名士兵身穿自阿契美尼德王朝至巴列维王朝各朝代的制服，依次接受穆罕默德-礼萨检阅。许多同时代的观察者称该场面“在视觉上胜过好莱坞史诗电影的最华丽幻想”。 最后一天，穆罕默德-礼萨在德黑兰新建一座现代主义风格的沙赫亚德·阿里亚梅尔纪念馆，并于新落成的阿里亚梅尔体育场举行阅兵式，以表达“历史与现代压缩时间”的理念。 庆典委员会发布的宣传册明确表示：“只有当社会变革极为迅速时，过去才会焕发出值得珍视的新价值——而过去十年恰恰如此。” 并补充说庆典举办的原因是“伊朗已开始对自身的现代化充满信心”。 米拉尼指出，穆罕默德-礼萨统治中期的自由化风潮可从建筑师侯赛因·阿马纳特（Hussein Amanat）的崛起看出：他是中产阶级出身的年轻巴哈伊教徒，并不属于传统上掌握资源的“千家族”阶层，但却能获得沙阿委托设计纪念馆——这是伊朗历史上难得的开放时刻。

石油输出国组织中的角色

在1973年石油禁运之前，伊朗就已主导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推动提高油价的目标。伊朗在提出油价上调时，通常以全球通胀上升作为正当理由。

1973年赎罪日战争爆发后，阿拉伯国家对西方实施石油禁运。尽管沙阿宣布伊朗保持中立，他却试图利用全球石油供应紧张的局势为伊朗谋利。沙阿召集波斯湾产油国开会，提出应在一年内第二次将油价翻倍。此次涨价引发了一场“石油震荡”，严重冲击西方经济，而伊朗则迅速获得巨额石油收入。伊朗的石油收入在1973–1974年翻倍至46亿美元，次年更飙升至178亿美元。因此，沙阿成为OPEC的主导人物，掌控了油价与产量。1973年，伊朗的经济增长率达33%，次年跃升至40%，国民总收入也在次年增长50%。

沙阿将油收增长用于国内经济建设。小学教育实现免费与义务化，军事投资大幅增加，1974年共斥资160亿美元新建学校与医院。此次“石油政变”标志着美国已失去对伊朗外交与经济政策的主导权。 在沙阿统治下，伊朗主导了OPEC乃至中东石油出口的格局。

民族主义伊朗

到了19世纪，波斯词语Vatan（祖国）逐渐被伊朗知识分子用作民族国家的代称。彼时的教育体系主要由什叶派神职人员掌控，采用“马克塔布”（Maktab）制度，阻碍有关现代化的公开政治讨论。然而，一些知识分子如米尔扎·法塔里·阿洪多夫（Mirzā FathʿAli Ākhundzādeh）、米尔扎·阿迦·汗·克尔马尼（Mirzā Āqā Khān Kermāni）、米尔扎·马尔科姆·汗（Mirzā Malkam Khān）开始批评伊斯兰教对公共生活的影响，提倡伊朗的世俗认同。随着对伊朗辉煌古代与卡扎尔时期衰败现实的比较，越来越多人开始思考伊朗为何沦落。 伊朗历史由此被划分为“前伊斯兰”与“伊斯兰”两个阶段。前伊斯兰时期被视为繁荣盛世，而阿拉伯入侵则被视为“政治灾难，将高等的伊朗文明踩在蹄下”。

因此，19世纪伊朗知识分子的觉醒，使得古代波斯帝国成为现代性与原创性的象征，而伊斯兰时期则被认为是阿拉伯入侵带来的落后时代。

这些观念最终促成了伊朗雅利安民族主义的兴起，并被霍马·卡图赞（Homa Katouzian）称为“知识觉醒”。在欧洲，雅利安民族主义往往具有反犹太倾向；而在伊朗，其根植于波斯历史，与反阿拉伯情绪密切相关。阿契美尼德王朝与萨珊王朝被视为“真正的波斯”象征——一个在阿拉伯入侵前不受外族文化影响、受世界尊重的波斯。

在礼萨汗统治时期，这种雅利安主义与前伊斯兰伊朗民族主义持续发展。其子穆罕默德-礼萨时代，这一思想更进一步，他将居鲁士大帝的陵墓塑造为全国性的纪念地。在其著作《我的国家使命》中，沙阿称居鲁士为“历史上最具活力的人物之一”，并写道：“无论征服何地，居鲁士总会赦免战败者，善待他们，让他们留任原职……尽管当时的伊朗尚不具备现代民主制度，居鲁士却展现出许多支撑现代民主伟力的特质。” 居鲁士圆柱也被成功塑造为古代人权宣言的象征，成为巴列维时期的重要文化符号。

沙阿使用如Āryāmehr（雅利安之光）与Shāhanshāh（万王之王）等称号，以强调伊朗的优越性与王权神圣性。

沙阿继承其父关于伊朗民族主义的构想，并将阿拉伯人视作伊朗认同的“绝对他者”。民族主义叙事在伊朗社会中广泛流行，普遍描绘阿拉伯人阻碍了巴列维所提倡的“现代”与“真实”的伊朗复兴。

经济增长

1970年代，伊朗的经济增长率与韩国、土耳其和台湾相当，西方记者普遍预测伊朗将在下一代内跻身第一世界国家之列。 此时期开始出现所谓“逆向人才流动”，即在西方受教育的伊朗人返回国内，在政府和企业中担任要职。 由哈亚米兄弟经营的伊朗国家汽车公司（Iran National）至1978年已成为中东最大汽车制造商，年产汽车13.6万辆，雇员12,000人，厂址位于马什哈德。 穆罕默德-礼萨具有强烈的国家干预主义（étatiste）倾向，积极干预经济政策，其经济模式与同时期韩国朴正熙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颇为相似。沙阿自认是社会主义者，声称“比任何人都更社会主义、也更革命”。 尽管禁止工会存在，但沙阿推动了一系列“对工人意外地公平”的劳动法，体现其自诩的社会主义倾向。

1960至1970年代的伊朗对波斯犹太人而言是宽容的年代，一位犹太裔学者戴维·梅纳谢里（David Menasheri）曾回忆道，穆罕默德-礼萨的统治时期是“伊朗犹太人的黄金时代”，他们被视为平等公民，整个社群亦成为全球最富裕的犹太群体之一。中期1950年代之后，巴哈伊教族群的迫害结束，部分家庭在伊朗商界中崭露头角。

在沙阿统治下，伊朗经历超过十年的两位数GDP增长，并进行了大量军事与基础设施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