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洛茨基

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俄语：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Троцкий，罗马化：Lev Davidovich Trotskiy，发音：[ˈlʲef dɐˈvʲidəvʲɪtɕ ˈtrotskʲɪj] ；1879年11月7日—1940年8月21日），本姓布龙施泰因（俄语：Бронштейн，罗马化：Bronshteyn），俄罗斯共产主义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新闻工作者。

十月革命时，托洛茨基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苏维埃俄国建国之后，他担任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俄国立宪会议议员，后任苏俄军事和海军事务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主持建立苏联红军，并成为事实上的总司令，被誉为“红军之父”。他领导布尔什维克赢得了俄国内战（1917年—1923年），立下赫赫战功。

但在1924年，弗拉基米尔·列宁去世后，在1927年的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被约瑟夫·斯大林排挤出联共（布）领导核心。1929年起，流亡海外并前往欧洲。1938年，组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第四国际），至今与苏共与中共等左翼组织仍在思想上分庭抗礼。1940年8月20日，被斯大林派出的特工拉蒙·麦卡德刺杀于墨西哥城，次日去世。

1988年8月，苏共中央为托洛茨基平反。托洛茨基自视为“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和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倡导者，他提出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被称为托洛茨基主义。

童年与家庭（1879年—1895年）

列夫·达维多维奇·布龙施泰因，1879年生于俄罗斯帝国赫尔松省亚诺夫卡村（今乌克兰别列斯拉夫卡）一个富足的乌克兰犹太人农民家庭。父亲是戴维·列昂季耶维奇·布龙施泰因，母亲是安娜·利沃夫娜，托洛茨基是家中第五个孩子。托洛茨基的父亲戴维·列昂季耶维奇·布龙施泰因曾住在波尔塔瓦，后来搬到了别列斯拉夫卡，因为那里有一个庞大的犹太社区。在家里说的语言是俄语和乌克兰语的混合体（被称为乌俄语）。

7岁时，托洛茨基父母送他到格罗莫克列亚的一所小学去上学。他在格罗莫克列亚的几个月中也学会了读写俄文。

1888年，托洛茨基的远房表哥莫伊塞·施宾策尔来亚诺夫卡养病，并提议带托洛茨基到大城市敖德萨接受教育，布龙施泰因夫妇表示同意。1888年秋天，9岁的托洛茨基被送到敖德萨念书，寄宿在施宾策尔夫妇家中，并考入由德国路德派团体创办的敖德萨圣保罗实科学校。在敖德萨的生活使托洛茨基大开眼界。

早期政治活动和生活（1896年—1917年）

革命活动和监禁（1896年—1899年）

1896年，托洛茨基到尼古拉耶夫读七年级，然后准备报考大学。在此之前托洛茨基并非社会主义者，但之后在一次辩论中接受了社会主义，并参与了革命活动。起初，他是一名民粹派（革命的农业社会主义民粹主义者），最初反对马克思主义；但在那年年底，被他未来的第一任妻子亚历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娅说服，接受马克思主义 。

托洛茨基没有按计划攻读数学学位，而是于1897年初在尼古拉耶夫帮助组织南俄工人同盟。他使用“利沃夫”这个名字，积极联络其他城市的革命团体，撰写和印刷传单和公告，分发革命小册子，并在产业工人和革命学生中普及社会主义思想；在这一年年底以前就已经发展到约有200 个成员。同时也出版了机关刊物——《我们的事业》。

1898年1月，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200多名工会成员被捕。他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被关押在监狱等待审判，先是在尼古拉耶夫，之后是赫尔松，然后是敖德萨，最后是在莫斯科。在他入狱两个月后，即1898年3月1日—3日，新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从那时起，托洛茨基就认定自己是该党的成员。

1899年，托洛茨基在莫斯科监狱里，接触到其他革命者，听说弗拉基米尔·列宁的事，并阅读了列宁写的书——《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等待沙俄法庭判决的时间内，被关押在布提尔卡监狱，在狱中，托洛茨基研究了《圣经》和共济会。

西伯利亚流亡（1900年—1902年）

1900年夏天，在莫斯科的监狱里，托洛茨基与同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亚历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娅结婚。婚礼仪式由一位拉比主持。

1900年，托洛茨基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4年。由于他们的婚姻关系，托洛茨基和索科洛夫斯卡娅被允许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同一个地方。他们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地区的乌斯季库特。在乌斯季库特的时间里，托洛茨基夫妇研究了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之后迁到维尔霍勒恩斯克，并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西伯利亚协会，同时为在伊尔库茨克出版的进步报纸《东方评论》写文章。他们有两个女儿：季娜伊达和尼娜，都出生在西伯利亚。

在西伯利亚，托洛茨基学习哲学。他意识到了党内的分歧。一些被称为“经济派”的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党应该专注于帮助产业工人改善他们的生活，而不是关注于颠覆政府。他们认为经济斗争具有首要的意义。其他人则认为推翻君主制更为重要，一个组织良好、纪律严明的革命党至关重要。后一种立场正是由总部位于伦敦的《火星报》所表达的，该报成立于1900年。

1902年夏，托洛茨基在阅读了《怎么办》和一本《火星报》的合订本后深受启发。在经过妻子索科洛夫斯卡娅同意和呼吁下，之后某个夏夜，托洛茨基藏在马车上的一车干草中，从西伯利亚逃了出来。在离开伊尔库茨克之前，他在假护照上使用了一位看守的姓名“托洛茨基”。后来，索科洛夫斯卡娅也带着他们的女儿逃出了西伯利亚。

第一次流亡（1902年—1904年）

托洛茨基离开西伯利亚后来到萨马拉，之后于1902年10月来到英国伦敦，同时第一次会见了列宁。托洛茨基很快就开始为《火星报》撰稿。尔后加入了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弗拉基米尔·列宁、尤里·马尔托夫和《火星报》其他编辑的行列。托洛茨基以笔名“笔杆子”很快成为该报的主要作者之一。

托洛茨基不知道，《火星报》的六名编辑在普列汉诺夫领导的“老战士”和列宁、马尔托夫领导的“新战士”之间势均力敌。普列汉诺夫的支持者年龄较大（40多岁和50多岁左右），过去20年里一起在欧洲流亡。新战士的成员在30岁出头，最近才从俄国移居过来。列宁试图在《火星报》内部建立一个反对普列汉诺夫的永久多数派，他希望当时23岁的托洛茨基能站在新战士一边，以此打破僵局。1903年3月，列宁写道：

我向编辑部所有成员建议增聘‘佩罗’为编辑部的全权成员（我认为增聘一事仅多数不够，应一致同意）。我们非常需要第7个成员以便表决（现在只有6票）和充实力量。‘佩罗’为每期报纸撰稿已经不止一个月了。他十分积极地为《火星报》工作，做专题报告，而且在这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在撰写文章和就当前紧迫问题短评方面，他对我们来说不仅非常有益，而且是必不可少的。此人无疑是个难得的人材，他信念坚定、精力充沛、前途无量。他在翻译和撰写普及读物方面也能做不少工作。

编辑部全体成员除普列汉诺夫外，均无分歧。但出于普列汉诺夫的反对，托洛茨基没有成为编辑部的正式成员。从那时起，托洛茨基以顾问身份参加了委员会的会议，这也使他遭到了普列汉诺夫的敌意。

在巴黎，托洛茨基遇到了纳塔莉亚·谢多娃；1903年，他们成为伴侣。他们有两个孩子：列夫·谢多夫和谢尔盖·谢多夫。

与此同时，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秘密警察的镇压和内部混乱，《火星报》成功地于1903年8月在伦敦召开了该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托洛茨基和《火星报》的其他编辑出席了会议。第二次代表大会按计划进行，大会讨论了犹太联盟（崩得）的立场，该联盟在1898年共同创建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但希望在党内保持自治；大会否决了崩得的观点。然后，《火星报》的支持者轻松地击败了少数的 “经济派”代表，由于托洛茨基猛烈抨击经济派，使他赢得“列宁的棍子”称号。

不久之后，支持《火星报》的代表意外地分裂为两个派别。最初的分歧是因为组织问题。列宁和他的支持者，即布尔什维克，主张建立一个规模较小但组织严密的政党，只有党员才能被视为成员；而马尔托夫和他的支持者，即孟什维克，则主张建立一个规模较大、纪律性较低的政党，协助该党的人也能被视为党员。令人意外的是，托洛茨基和《火星报》的大多数编辑都支持马尔托夫和孟什维克，而普列汉诺夫则支持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1903年和1904年期间，许多成员在派别中改变了立场。普列汉诺夫很快与布尔什维克分道扬镳。托洛茨基则于1904年4月，申明脱离新《火星报》编辑部，1904年9月离开孟什维克，与其绝交。原因是他们坚持与俄国自由主义者结盟，反对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和解。

从1904年到1917年，托洛茨基称自己为 "非派别社会民主党人"。他在1904年至1917年期间工作里，试图调和党内的不同团体，这也导致了与列宁和其他著名党员的多次冲突。托洛茨基后来坚持认为，他在党的问题上反对列宁是错误的。在这些年里，托洛茨基开始发展他的不断革命理论，并在1904-07年与亚历山大·帕尔乌斯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

1905年革命（1905年—1906年）

1905年1月3日（儒略历），圣彼得堡市普蒂洛夫工厂发生罢工，反对俄国政府的动乱和骚动达到高潮。这一次罢工发展为总罢工，到1905年1月7日，圣彼得堡已有14万名罢工者。

血腥星期天事件发生后，托洛茨基于1905年2月经由基辅秘密返回俄罗斯。起初，他为基辅的一家地下印刷厂写传单，但很快就搬到了首都圣彼得堡。在那里，他与布尔什维克（如中央委员会成员列昂尼德·克拉辛）和当地的孟什维克委员会合作，并把孟什维克委员会推向了更激进的方向。然而，后者在5月份被一名特工出卖，托洛茨基不得不逃到芬兰农村。在那里，他致力于充实他的不断革命理论 。

1905年9月19日，莫斯科印刷厂的排字工人举行罢工，要求缩短工作时间，提高工资。截至9月24日晚，莫斯科其他50家印刷厂的工人也举行了罢工。1905年10月2日，圣彼得堡印刷厂的排字工人决定罢工，以支持莫斯科罢工者。1905年10月7日，莫斯科至喀山铁路的铁路工人举行罢工 。在由此产生的混乱中，托洛茨基于1905年10月15日从芬兰返回圣彼得堡。当天，托洛茨基在圣彼得堡苏维埃工人代表委员会发言，该委员会正在该市的技术学院开会。参加会议的还有挤在外面聆听的大约有20万人，约占圣彼得堡工人的一半。

在托洛茨基返回后，托洛茨基和帕尔乌斯接管了《俄罗斯报》，发行量增加到50万份。托洛茨基同帕尔乌斯和马尔托夫以及其他孟什维克派共同创办了《开端报》，其实际上主要是托洛茨基的报纸，该报在1905年圣彼得堡的革命氛围中也被证明是一份非常成功的报纸。

就在托洛茨基回归之前，孟什维克派独立提出了与托洛茨基相同的想法：建立一个代表首都工人的民选非党革命组织，即第一个工人苏维埃。托洛茨基抵达圣彼得堡时，以格奥尔基·赫鲁斯塔廖夫-诺萨尔为首的苏维埃已经开始运作。赫鲁斯塔廖夫-诺萨尔当选为圣彼得堡苏维埃主席时是一个妥协的人物。他是一位置身于苏维埃政治派别之外的一名律师。然而，自从他当选以来，尽管布尔什维克最初反对他，但事实证明他很受工人欢迎。赫鲁斯塔廖夫-诺萨尔因担任圣彼得堡苏维埃的发言人而出名。事实上，对外界来说，赫鲁斯塔廖夫-诺萨尔是圣彼得堡苏维埃的化身。托洛茨基以 "亚诺夫斯基"（以他出生的村庄亚诺夫卡命名）的名义加入苏维埃，并被选为副主席。他在苏维埃做了很多实际工作，在1905年11月26日赫鲁斯塔廖夫-诺萨尔被捕后，被选为苏维埃主席。这时，托洛茨基被誉为“苏维埃的思想领导者”，当时列宁对此的评价为“托洛茨基是以其卓越和不倦的工作赢得这个地位的”。12月2日，苏维埃发布公告，其中包括以下关于沙皇政府及其外债的声明：

鉴于专制政权并不为人民所信任，也没有得到人民的授权，我们决定拒绝偿还沙皇政府为了进行镇压全体人民的战争而欠下的一切债务。

被捕

第二天（12月3日），苏维埃被忠于政府的军队包围，代表们被逮捕。托洛茨基被关进十字架监狱，后又被转移到彼得保罗要塞，在狱中，托洛茨基研究了地租理论和俄国社会关系史；在彼得堡狱中写成了《总结与前瞻》一书，以“总结”1905年俄国革命为名，第一次论述了“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对这些假定中的大多数都作了分析。他同意布尔什维克的观点，认为俄国资产阶级不能领导革命，应由产业工人承担这个角色。 他当时更深入地论证说：

工人阶级由于自己在革命中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甚至在西方社会主义高潮开始之前就不得不把俄国革命从资产阶级阶段推向社会主义阶段。这是革命“不断性”的一个方面——它不可能把剧变限定在资产阶级的范围以内。

1906年9月底，托洛茨基和其他苏维埃领导人以支持武装叛乱的罪名而受审。1906年11月2日，托洛茨基和其他14人被判有罪，并被判处终身流放至西伯利亚，褫夺他们全部公民权利。

第二次流亡（1907年—1914年）

1907年1月至2月，托洛茨基在流放至西伯利亚鄂毕多尔斯克苦役场的途中，在别列佐沃遇上一名判处流放的医生，托洛茨基因此假装患上了坐骨神经痛，被送进了医院“治疗”，“治疗”过程中抓住机会又一次逃出了沙俄警察的魔爪，并在一位酒鬼的帮助下，通过不断伪装到达乌拉尔山脉，乘上了列车回到彼得堡，在彼得堡停留了几天，尔后越境进入芬兰，最后再次前往伦敦。

1907年4月下旬，托洛茨基以梯弗里斯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了有关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作用的讲话“这一讲话在十月革命后曾作为布尔什维克对待农民及资产阶级态度的典范一再出版”，并尽量弥合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两派的分歧，维持党的统一。1907年的夏天大会以后，托洛茨基从伦敦到达柏林，并认识了卡尔·考茨基、倍倍尔、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弗兰茨·梅林等人。罗莎·卢森堡和托洛茨基一样，反对孟什维克的整个革命观，但又以怀疑眼光看待布尔什维克的活动。 她和托洛茨基一样希望看到俄国运动的“欧洲化”。

10月，托洛茨基搬到奥匈帝国首府维也纳，在维也纳，托洛茨基与阿道夫·越飞关系密切，越飞是他接下来20年的朋友，并向他介绍了精神分析。也认识了鲁道夫·希法亭。在接下来的七年里，托洛茨基经常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的活动，偶尔也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

1908年10月，托洛茨基被邀请加入《真理报》的编辑部，这是一份面向俄罗斯工人阶级的俄文社会民主主义双周刊，他与阿道夫·越飞和马特维·斯科别列夫共同编辑。这份报纸通过一系列手段被一批批走私运往俄罗斯。资金的匮乏导致该报纸的出版很不规律；第一年只出版了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