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

《山海经》，是先秦至秦汉年间渐次辑成之古籍，撰者不详，旧题大禹、伯益所著。全书载录大量神话传说与博物知识，内容广涉古代神话、地理、动物、植物、矿物、巫术、宗教、历史、医药、民俗及民族等范畴，因其内容宏富、性质独特，历来被视为“奇书”。在传统四部分类法中，其归类随历代认知而异，或划为山川地志（史部地理类），或归入博物杂着（子部小说类）。

该书非成于一时一人之手，乃战国至秦汉时期，在不同地域（尤以楚地为重）多方知识长期积累、汇编而成。西汉末年，经刘向、刘歆父子系统整理校订，合为十八篇，奠定后世传本之基础。今本《山海经》凡三万一千余字，分为《五藏山经》（简称《山经》）五篇与《海经》十三篇（含《海外经》四篇、《海内经》四篇、《大荒经》四篇及《海内经》一篇）。《山经》以山脉为纲，划分南、西、北、东、中五区，记述山川道里、物产资源及祭祀仪典，体系较为严整；《海经》则主要载录远国异民、神话传说与氏族谱系，内容多涉奇诡，学者多认为其文字属“据图为文”，乃对古图之解说。

《山海经》原附古图，然早佚。晋朝郭璞曾为作注并撰《山海经图赞》，同代陶渊明诗亦有“流观山海图”之句。南朝、宋代虽有据古本重绘之图，惜未传世。今存插图多为明、清以降学者依文字重绘，最早图本见于明代胡文焕本与蒋应镐本。

历代对《山海经》性质之认识屡有变迁。汉代视其为数术形法之书，《隋书》归于史部地理类，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定为“小说之最古者”。近代以降，随西学东渐，解读益趋多元：鲁迅指为“古之巫书”，载录上古巫师方术仪典；神话学者如袁珂视其为中国神话渊薮。当代研究更重跨学科视野，或强调《山经》具上古自然资源调查之性质，或结合出土文献考证其楚地文化背景与数术、博物内涵，亦有从历史地理学、神话学等角度，探讨其于上古世界观构筑之作用。

该书主要注本，以郭璞《山海经注》为最早。清代考据学兴盛，毕沅《山海经新校正》、郝懿行《山海经笺疏》皆为要籍。现代则有袁珂《山海经校注》等。

作者

已知最早记载山海经一词的文献，是在《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赞：“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但司马迁未提及作者是谁（汉书、论衡引史记此段文字时只提到“山经”）。

按刘歆〈上山海经表〉的说法，《山海经》出自唐虞之际，是大禹、伯益由治理洪水的缘故，至九州各处“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又纪“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以辨别九州土地的肥瘠，制定所要缴纳的田赋，区别事物之善恶，以利器用。

然而，山海经中出现郡县名，又有夏禹以后史事，因此历代以来，有人怀疑其中有后人添加的文字，或完全否定为禹、益所作。《周礼》疏中有“古山海经邹（邹衍）书”的说法。朱熹、胡应麟等认为《山海经》成书于战国末期，是战国好奇之士所做。清朝学者毕沅主张其“作于禹益，述于周秦，行于汉，明于晋”。

当代学者一般认为《山海经》成书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而是由不同时代、不同作者，长久累积而成的集体成果。〈五臧山经〉的材料大概可远溯于夏代，但《山海经》之成书，时间大约是从战国晚期到汉代之间，到西汉校书时才合编在一起，其中许多可能来自于口头传说。法国汉学家马伯乐认为〈山经〉作者是洛邑人。据蒙文通考证，《山海经》可能是巴蜀地域所流传、代表巴蜀文化的典籍。萧兵推测此书可能是东方早期方士根据云集于燕齐的各国人士编纂整理而成。多数学者则认为写定《山海经》的是楚人，例如袁珂在《中国神话研究和山海经》一文中表示：“《山海经》是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经过多人写成的一部古书，作者大概都是楚地的楚人”。

《山海经》由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校刊而成十八篇。晋朝郭璞曾为《山海经》作注，考证及注释者还有明朝王崇庆的《山海经释义》、杨慎的《山海经补注》、吴任臣的《山海经广注》、清朝吴承志的《山海经地理今释》、毕沅的《山海经新校正》和郝懿行《山海经笺疏》等等。民国以后，则以神话学者袁珂的《山海经校注》最为出名。

内容

文字

《山海经》全书18篇，其中“山经”5篇，“海经”8篇，“大荒经”4篇，“海内经”一篇，约31,000字。记载了100多个邦国、550座山、300条水道以及邦国山水的地理、风土物产等信息。《山海经》中对于动物的记载，据统计有277种之多，有虎、豹、狕、熊、罴、狼、犬、兔、猪、马、猴、猿、猩、犀、牛、彘、鹿、麂、类、豚、禺、羚、羊、象、蛇、蝼、猥、訾、驼、獭、狐、糜、麈等，还有猼𫍙、毕方、帝江、何罗鱼、鸟和狌狌。郭璞认为狌狌就是猩猩。其中《山经》所载的大部分是历代巫师、方士和祠官的踏勘记录，经长期传写编纂，多少会有所夸饰，但仍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在《山经》中保存大量祭祀神祇的祭礼，原本都与《周礼》所载纪录对照研究，现在才发现可与新出土的战国简帛《包山楚简》、《望山楚简》及《新蔡楚简》中的祭祷纪录对比研究。

《山海经》记载了许多古代中国神话，其中最著名的包括：夸父追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后羿射九日、黄帝大战蚩尤、共工怒触不周山从而引发大洪水、鲧偷息壤治水成功、天帝取回息壤杀死鲧以及最后大禹治水成功的故事。

该书按照地区不按时间把这些事物一一记录。所记事物大部分由南开始，然后向西，再向北，最后到达大陆（九州）中部。九州四围被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所包围。这种南西北东的顺序与后代从东开始，东南西北的顺序习惯不同，据研究与古代帝王座北朝南以及天南地北的空间观念有关。

《汉书·艺文志》将《山海经》视为数术略形法家，“形法”为一种依照外表判断事物好坏或命运的吉凶之术，如面相、手相、风水等等。可能是因为山海经列举出五方山川、四海邦国的怪物、风俗，能据此趋吉避凶，所以认定作一种数术。

古代中国也把《山海经》作地理书看待，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引用《山海经》的经文来注释《水经》，《隋书·经籍志》里《山海经》列史部地理类，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将《山海经》置于《经籍考·史考》中地理书之首。在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中，《山海经》一书首次被列入“古史”类，与《逸周书》、《国语》、《战国策》、《竹书纪年》、《穆天子传》、《世本》等书并入一类。

不过，由于该书成书年代久远，所记事物难以求证，又多奇怪神异之处，故司马迁写《史记》时也认为：“至《禹本纪》，《山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明人胡应麟见其书“无论其事及其文，与典谟、《禹贡》迥不类也”，“怪诞之词，圣人所不道”，不相信其为地理书，而谓之为“古今语怪之祖”。清人修四库全书，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认为“书中序述山水，多参以神怪”，“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核实定名，实则小说之最古耳。”将《山海经》归为子部小说类。这里的小说指的是民间的街谈巷语、奇闻异事、笔记琐闻、稗官野史，属于诸子百家中的小说家。

当代学者研究《山海经》趋向多元，不仅视《山海经》为文学想像的神话，亦重视其包含有上古信史的一面。

山海图

古山海经有图，郭璞作有《山海经图赞》，把他所见到的山海经图称作“畏兽画”。陶渊明所作诗文有“流观山海图”的诗句。山海经古图已亡佚不存，六朝张僧繇绘制、宋代舒雅重绘的10卷本242幅《山海经图》也没有流传下来。

明清时代的文人对于山海图为何提出多种讨论。杨慎认为“九鼎之图”就是山海经的古图，并认为古图秦朝时尚随《山海经》而见于世。毕沅在《山海经古今本篇目考》中认为《山海经》中“海外”“海内”诸经所指之图是禹鼎图，《大荒经》以下五篇则为汉所传图而“微与古异”，但两者均已失落。郝懿行引郭璞《山海经图赞》和陶渊明“流观山海图”句，认为至少到晋代经尚有图，但又认为二人所见已非古图。至南朝张僧繇绘制、宋代舒雅重绘的十卷本《山海经图》，又已不同于郭、陶所见，是山海图的又一个版本系统，惟亦失传。

现今所能见到的最早山海经图本，则来自于明朝的胡文焕本、蒋应镐本这两种。日本江户时代（1603年至1867年，相当于中国的明、清时代）出版的《怪奇鸟兽图卷》当中就有多幅根据明朝《山海经》图本而来的图像。清代的山海经图以吴任臣图本最早，流传也最广。该书自叙其图是源自于舒雅的重绘本，不过仅取其“诡异”者144幅图，按灵祇、异域、兽族、羽禽、鳞介五类编排。后来毕沅、 郝懿行都以该图本为摹本。据马昌仪的研究，吴任臣图本有71幅图全部或大部采自胡文焕图本。另有汪绂本的图像407幅，则多是别出心裁之作，与其他明清山海经诸图本极少雷同。十卷本《山海经图》及明清所见本，应是依据书中文字加以想像而绘图，但山海经可能是依照原始的山海图而形成文字。

对于原始的山海图，杨慎等人认为是禹鼎（一作九鼎）图，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山海图为地图。王以中引毕沅“《五藏山经》34篇，古者土地之图”的说法，推测中国古代的地图是由山海图而演变；日本学者小川琢志在《〈山海经〉考》中认为西汉时期山海图与《山海经》并存，且山海图与欧洲中世纪所作的带有异人奇物的地图类似。日本学者松田稔《山海经比较的研究》认为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图，在〈海外经〉与〈大荒经〉皆含有图画的叙述（即因图而作文），〈海外经〉是将一幅巨大的地图顺次序地“文章化”，而〈大荒经〉所根据之图画，很可能是一幅一幅单独的神人或动物等等的绘图。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马昌仪，从现存的九种山海经图本中选出1000幅山海经图，配合山海经文字，著《古本山海经图说》，是当前研究山海经图的重要著作。

学术研究

诗经传注

清朝儒学学者、经学家廖平认为《山海经》是《诗经》的传注。

神话学

文学神话派认为此书是神话的汇集，如文学家鲁迅认为：“中国之神话与传说，今尚无集录为专书者，仅散见于古籍，而《山海经》中特多。今所传本十八卷，记海内外山川神祇异物及祭祀所宜，以为禹益作者固非，而谓因《楚辞》而造者亦未是；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糈（精米），与巫术合，盖古之巫书也，然秦汉人亦有增益。”

茅盾、袁珂等人都从这观点看待《山海经》。茅盾表示：“所谓‘神话’者，原来是初民的知识的积累，其中有初民的宇宙观，宗教思想，道德标准，民族历史最初的传说，并对于自然界的认识等等。”，他反对把《山海经》当作实用地理书和小说看待。并著有《中国神话研究ABC》（1929）一书，运用当时欧美人类学派的神话理论对山海经中的神话进行开创性研究。袁珂出版的《山海经校注》为如今研究山海经的必备注本，其专著《中国神话史》（1988）对《山海经》的神话做了详细描述。李丰楙的《山海经：神话的故乡》将山海经的神话内容整理为“山川宝藏”、“帝王世系”、“远方异国”及“神话信仰”，令人一目了然。

按神话学者的认识，《山海经》中的女娲造人神话、射日奔月神话、黄帝蚩尤之战神话、西王母神话、桑蚕神话、夸父追日神话、精卫神话、刑天神话等，出自于上古华夏先民的口头创作，其不仅经由文字书面纪录下来，也长期在民间以口头形式传播，历经流变和二次创作的过程。神话学对这些《山海经》神话研究的重要方向，除了以神话思维（亦即古人思考这世界的独特方式）来剖析其中的神怪内容，探究潜藏在叙事当中其深层结构的象征基础，也将《山海经》与《楚辞》、《逸周书》、《禹贡》诸书，或不同文化的神话，进行比较神话学的研究，发掘共通的母题和特点。

近年来结合考古材料尤其是汉朝画像石进行《山海经》的神话研究成为热门项目，例如西王母、伏羲女娲、“操蛇神怪”的汉画像等。然而，考古材料文化解释的不确定性，从而产生的主观揣测和比附，是此类研究的极大挑战。

从民俗学观点来看，《山海经》也是了解先秦时代服佩、禁忌与祭祀习俗之宝贵资料。民俗学家江绍原认为《山海经》具有“旅行指南”的性质，用以提示古人避开和应付旅途中可能会遇到的神鬼精怪和毒恶生物。伊藤清司将《山海经》作为民俗资料考察，把当中的神怪分为恶鬼和善神两大类，认为其确为古代圣贤传讲的辨别万物善恶之书，以应对危险的外部世界。

道教学者李丰楙认为古人为了辨识神奸（害人的鬼神怪异之物），才会构成这种图像系谱。较古宝鼎上所刻的奇物图纹，这种形状凶恶的图像有神秘的镇压作用；后来持续流传，从巫者之手到方士、道士集团。在早期道经目录中，类似山海图的禹鼎记、白泽图等，主要的用途就是作为辟邪、防身的法术。而《山海经》的文字配合〈山海图〉的图像，就是源自这种辨识神奸的传统。

历史学

从历史学角度研究《山海经》的学者主张《山海经》是一部“侧重反映上古历史的珍贵古籍，虽有许多神话传说，但应与史实区分开来”，通过此书可以看出人类社会从原始朝向文明迈进的整体发展过程。

将神话中的历史资料筛选出来的，以王国维用《山海经》印证甲骨文殷先王亥为最突出的例子。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中考出王亥、王恒系殷人的先公：“甲寅岁莫，上虞罗叔言参事撰《殷虚书契考释》，始于卜辞中发见王亥之名。嗣余读《山海经》、《竹书纪年》，乃知王亥为殷之先祖”。杨树达、胡厚宣在考证卜辞之四方神名及四方风名时，均从《山海经》中发掘出所依据的资料。

民国时期的历史学者在研究、重建中国传说时代的文明史时，会运用 《山海经》 一类的史料作为佐证。

主张“史学即史料学”的傅斯年，认为《山海经》与〈天问〉中记载的神话故事是原初民族之世界观，保存了质朴心灵的古代史料，可从中找出“社会的背景，宗教的分素，文化的接触，初民的思想等等”，深具史料价值。其所提出的〈夷夏东西说〉即多援用山海经作为史料证据。称“《左传》之成分大体为晋楚鲁三国之语，而其立点是偏于西国夏周之正统传说，所以说羿甚不好。但《山海经》之为书，虽已系统化，尚未伦理化，且记东方的帝系较多。这部书中所举夷羿事，很足以表显战国时羿的传说尚甚盛。《山海经》与《天问》互相发明处甚多，《天问》称羿之重要全与《山海经》合。”

治中国古代史，经学色彩浓厚的学者蒙文通引述“注疏图纬之成说”，对女娲、燧人氏、伏羲、神农、共工等神话人物不但加以运用，并且赋予特定的历史地位，将中国文化的源头定位为燧人氏。蒙文通创立古史三系说，总结中国上古史为：宗孟子上合六经的“邹鲁”，宗韩非上合竹书纪年的“三晋”，以及宗屈原、庄子上合山海经的“楚”，他注意到《山海经》把古巴、蜀、荆楚之地都作为“天下之中”来看待，主张该书可能是代表巴蜀文化的典籍。

提出“神话分化融合说”的杨宽作《中国上古史导论》将 《山海经》 用为材料之一，认为上古帝王世系不过是东西夷夏二系民族神话的层层分化融合；他自述其 “论古史神话” 之取向便是 “多据诸子及 《楚辞》、 《山海经》 诸书以为说”。倡立“华夏、东夷与苗蛮”三集团说的徐旭生在写《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时，也大量采用《山海经》中材料，更指“从史料观点来看，为我国有最高价值书之一，而有此等价值者，恐尚不及十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