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伦·克尔凯郭尔

索伦·奥比·克尔凯郭尔（丹麦语：Søren Aabye Kierkegaard，发音：[ˈsɶːɐn ˈɔˀˌpyˀ ˈkʰiɐ̯kəˌkɒːˀ] ；1813年5月5日—1855年11月11日），丹麦神学家、哲学家、诗人、社会批评家及宗教作家，被普遍视为存在主义的奠基者。他创作了许多关于制度性宗教、基督教、道德、伦理、心理学、宗教哲学的批评文章，这些文章常充斥着隐喻、讽刺和寓言。他的哲学作品主要关注人如何成为“单一的个体”，注重人类现实而非抽象思考，并强调个人选择和实践的重要性。他反对当时唯心主义知识分子和哲学家的文学批评，并认为那些所谓的“学者”还未能完全理解史威登堡、 黑格尔、费希特、谢林、施勒格尔、安徒生等人的思想。

克尔凯郭尔的神学作品关注基督教伦理，宗教团体，基督教客观证据间的差异，人神之间性质上的无限差异，个体与神人耶稣基督之间源于信仰的主观关系。他的许多作品都与基督教之爱相关。克尔凯郭尔是基督教政教合一制度（例如彼时的丹麦国教会）的强烈批评者。他的心理学作品探究个体面对抉择时的情绪与感觉。

克尔凯郭尔的早期作品常以假名发表，籍此在复杂对话展示交错观点。不同的假名用以表达不同观点，从不同角度探究复杂问题。作品《十八训导书》以真名发表，他将此书献给期望发现其作品意义的“单一个体”。他写道：“科学教导人们以客观行事，而基督教教导人们以主观行事，并成为主体。”科学家主张应当以观察理解世界，但克尔凯郭尔认为单凭观察并不足以揭示出精神世界的构造。

克尔凯郭尔的主要学说包括“主观真理与客观真理”的概念、信仰骑士、回忆和重复的二分、畏的概念、性质上的无限差异、作为激情的信仰以及人生道路的三个阶段。克尔凯郭尔的作品以丹麦语写成，因此最初影响范围局限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不过到了二十世纪初，他的作品相继被翻译为了法语、德语和其它主要欧洲语言。至20世纪中叶，他的思想对哲学、神学和整个西方文化都造成了巨大影响。

时代背景

18世纪时，基督教受到启蒙主义哲学与科学的挑战，逐渐产生了自由派神学。然而，另外一个极端是坚持传统新教正统神学的“基要主义”，他们长期沉浸于新教经院哲学的正统思潮里，着重字义解经，将历史上的某些教义作为神学立场正确与否的绝对标准。因此，在这两种神学思潮的影响下，基督教会逐渐淡忘了基督教的本质，甚至连如何成为一个基督徒也无法清晰的定义。

在克尔凯郭尔生活的时代，丹麦把基督教定为国教，只要是在丹麦出生的人，国家教会就将他视为是基督徒。为婴儿举办洗礼的作法非常普遍，人们在自身信仰尚未成型时就成了教会的一分子。因此，在克尔凯郭尔看来，在他的周围，尽是一些挂名的基督徒。丹麦思想界在18、19世纪深受国外的影响。当时一位有名的神学家马登逊，他将黑格尔的矛盾综合及人文主义融合于基督教中。“个人”的意识全淹没在了对世界历史的思索与群体观念中，当时的社会病态表现不是过于追求情欲或唯物主义，而是以泛神论作为对个人存在的轻视。

早年（1813-1836）

1813年5月5日，索伦·奥比·克尔凯郭尔生于哥本哈根的一个富裕家庭。他的母亲名为阿内·索伦斯达特·伦·克尔凯郭尔（Ane Sørensdatter Lund Kierkegaard），在与其父亲米凯尔·彼泽森·克尔凯郭尔（Michael Pedersen Kierkegaard）结婚前曾是家中女佣，他们共有七个孩子。克尔凯郭尔的母亲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性格谦逊、安静。她的孙女亨丽埃特·伦（Henriette Lund）后来评论说，阿内“愉悦的挥舞着权杖，向母鸡保护小鸡一般保护着索伦和彼得”。母亲对这些孩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克尔凯郭尔的兄弟彼得曾评论说，他兄弟的作品中保留了许多母亲曾经说过的话语。父亲米凯尔·克尔凯郭尔是来自日德兰半岛的羊毛富商。他是一个“十分严厉的人，外表平淡无奇，但在他‘质朴斗篷’下却藏着其无法被高龄消磨的想象力。”他对哲学怀有兴趣，常邀请知识分子到家中聚会。米凯尔最感兴趣的哲学家是克里斯蒂安·沃尔夫，他后来为阅读沃尔夫的著作而舍弃了部分工作。儿时的克尔凯郭尔受父亲感染，在沃尔夫的理性主义熏陶下成长，他亦喜爱路维·郝尔拜的喜剧，以及约翰·格奥尔格·哈曼、戈特霍尔德·埃弗拉伊姆·莱辛、爱德华·杨、柏拉图的作品。柏拉图作品中苏格拉底的形象对克尔凯郭尔的后续写作有重要影响，克尔凯郭尔从中领会了反讽的乐趣，并常在自己的作品中应用间接沟通（indirect communication）技巧。

克尔凯郭尔喜好在哥本哈根城内蜿蜒小道中散步，马车很少去到这些地方。他在1848年写道，“在思考下述言论时我常感到一种基督教式的满足：在哥本哈根，即使没有别人，也仍有一人，穷苦者可以自由地找他交谈倾诉；即使没有别人，也仍有一人，不论他常拜访哪些社会阶层，也仍不会断了与穷人的联系，他向认识的每位女佣、每位男仆、每位普通劳工献上祝福。”圣母教堂位于哥本哈根城一端，在那里明斯特主教向众人宣讲福音。而丹麦皇家剧院位于城市另一端，在那里正上演海伯格夫人的剧作。

基于对克尔凯郭尔未出版日记中轶事，尤其是其中一篇题为“大地震”的故事草稿的推测，研究者认为克尔凯郭尔的父亲曾相信自己受到了上帝的惩罚，自己的孩子都将在自己之前死去。他认为罪孽的根源或许是因为自己在年轻时曾轻率的诅咒上帝，或是其妻子阿内的婚前怀孕。他七个孩子中有五个相继早逝，但索伦和彼得仍活的比他长久。彼得比索伦年长七岁，后来成为了奥尔堡市的主教。朱莉娅·沃特金（Julia Watkin）认为米凯尔早年对于摩拉维亚弟兄会的兴趣或许加深了他对罪孽的担忧。

出于上述原因，克尔凯郭尔希望当一个人的罪恶受到宽恕之后，他就完全摆脱了这些罪孽。并且任何真正相信自身罪孽已经得到宽恕的人，亦不应在后续人生沉溺于负罪之中。在此，克尔凯郭尔以古罗马政治家小加图为例，小加图在凯撒有机会宽恕他之前选择了自杀，这种对无法寻得宽恕的恐惧无疑是致命的。美国学者埃德娜·洪在1981年作品《宽恕是实践，也是恩典》（Forgiveness is a Work As Well As a Grace）中引用了克尔凯郭尔在1847年写下的有关宽恕的言论。1954年，音乐家塞缪尔·巴伯为克尔凯郭尔的祷词谱曲：“天父啊！求您不要把罪恶置于我们之上，但请扶持我们抵御罪恶。当我们的灵魂记起您时，愿它提醒我们您的宽恕，而非我们所犯的罪孽；愿它提醒我们您拯救我们的义举，而非我们的迷途！”

1821至1830年，克尔凯郭尔就读于哥本哈根东区市民美德学校（Østre Borgerdyd Gymnasium），在此学习拉丁文和历史。这个时期的克尔凯郭尔被描述为一个“十分保守”的人，他“拥护国王，喜爱教会，尊敬警察”。他常与同学争吵，并与师长发生矛盾。高中毕业后，克尔凯郭尔前往哥本哈根大学修习神学。在大学里，他发现自己无法提起对历史作品的兴趣，而哲学也无法使他感到满足，他不认为自己可“献身于那些学说”。克尔凯郭尔表示，“我真正需要做的是弄清‘我应该做什么’，而不是我需要知道什么。”他期望“过一种完全的人性化生活，而不仅仅是追求知识。”他不希望自己成为传统的，或黑格尔意义上的哲学家，同时他也不愿传授一种虚假的基督教。“但他也从自己的父亲那里获知，一个人可做其所期望之事，而他父亲的人生经历也未否定这个观点。”

最早关于克尔凯郭尔外貌的描写来自一位访客汉斯布·罗赫纳（Hans Brøchner），他出席了克尔凯郭尔兄长彼得于1836年举行的婚礼，他记录道：“我发觉（他的外貌）非常滑稽，他当时二十三岁，他整个人都有些奇特，并搭配有古怪的发型。他的头发高出前额有6寸，形成一个凌乱的发冠，非常无拘束的造型。”另一个描写来自克尔凯郭尔的侄子亨里克·伦（Henrik Lund）。当克尔凯郭尔还是男孩时，他的外形“瘦削精致，穿着一件紫红色的小外套四处跑动。因为他自幼时起就发展出的讽刺言辞风格，他的父亲有时称他为‘叉子’。尽管克尔凯郭尔家中总是弥漫着严肃的氛围，但在我印象里，这也是个充满年轻活力的地方，虽然相较于现今人们习惯的方式更为克制。这座房子是个‘老派的处所’，而克尔凯郭尔也被描述为‘衣着古怪、身材纤瘦’的人。”

据孙辈描述，克尔凯郭尔的母亲阿内“是个和善的小个子女人，有平和愉快的性情”。克尔凯郭尔从未在作品中提及自己的母亲。她于1834年7月31日去世，终年66岁，死因可能是斑疹伤寒。克尔凯郭尔的父亲死于1838年8月8日。克尔凯郭尔在8月11日写道，“我的父亲在周三凌晨2点死去，我多么希望他再多活几年……现在我感觉只剩下一人（E. Boesen）可以与我谈论这件事情。他是个‘忠实的朋友’。”他的侄子特勒尔斯·弗雷德里克·伦为传记作者提供了大量关于克尔凯郭尔的信息。伦是丹麦评论家格奥尔格·布兰德斯和艺术史学家尤利乌斯·朗厄的好友。以下是克尔凯郭尔日记中关于其父亲的一段逸闻：午餐时我不小心打翻了一罐盐，父亲十分生气。他高声斥责我，说我是个败家子。我反驳说，先前我的姐姐尼科琳不小心打翻一件非常贵重的碗时，父亲可没有像今天这样生气，而是一言不发，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父亲回答说，那件碗价值太昂贵了，尼科琳就算没有被斥责，也知道自己犯了错误。但今天这个小事情需要通过斥责来提醒我。——Journals X3A78

日记

克尔凯郭尔留下了大量日记，这些日记是后人研究其哲学思想的重要材料。这些日记的总页数超过7,000页，记录了他对自己工作和日常生活的观察和思考。这些日记的丹麦语版本共分为13卷，包括索引在内共计25本。后世学者评价这些日记“兼具文学性与诗意”。

克尔凯郭尔希望自己的未婚妻维珍妮·奥逊成为他的知己，但他深知这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寻求“我的读者们，独立的个体”作为他的知己。他质疑一个人是否能够真正拥有灵魂知己。在《非科学的结语》中，他写道：“就真理而言，精神与精神之间的直接联系是难以想象的。如果有人声称这种关系存在，那也就意味着这两个人之间存在着超越精神层面的关系。”

他的日记也是许多哲学格言的出处。以下这段摘自1835年8月1日的日记，也许是他最常被引用的名言，同时也是他存在主义思想的核心论述：我自己真正需要搞清楚的是，我要做什么，而不是我要知道什么，除非知识必须先于行动。这事关对我的命运的理解，我要看上帝真正意愿我做什么；问题的关键在于寻找一种为我而在的真理，寻找一种我将为之生、为之死的观念。他在同一篇日记中以类似方式谈论了间接沟通：一个人首先要理解他自己，然后再去理解其他事物。只有当他从内心理解自己，才能看到自己可选择的路，获得平和与意义的人生道路。只有在那时他才能摆脱这令人厌烦的人生旅伴——从知识领域表现出的生活的讽刺性。这种讽刺性邀请他以无知为起点开始真正的真理探寻，正如上帝从虚无中创造整个世界。但在道德的水域，在这里仍停留着未搭乘德行之风的人。人们在此受讽刺折磨，他们时而以为自己行进在正确路途上而欢欣鼓舞，转眼却被带入绝望的海湾。经常人们以如下想法麻痹入眠，“毕竟，发生的事情总是没法改变的，”但又突然被唤醒，面临自我的严苛审讯。过去的时间似乎总是隔着遗忘的薄幕，日常生活的细微琐事却如光芒刺眼。当人们欣喜于克服了诱惑，挣扎着顺着正确道路前行，却总是在同一时间，就在那完满的胜利离开后一步，那些微不足道的外部状况就再次将他击倒。就像是西西弗斯，巨石再一次地从峭壁落回山谷。当一个人专心于某件事的时候，小小的外部状况便会出现，然后摧毁一切。（就像一个厌倦生活的人，当他打算跳入泰晤士河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却被一只蚊子的叮咬扰乱了这关键时刻。）有时人们反而会在病的最严重的时候感觉最好，就像我们在结核病中看到的。他徒劳地抵御这一切，却没有足够的力量。尽管他在过去曾完成一样的事情，这无济于事。以这种方式获得的实践在这里并不适用。尽管这些日记显示出克尔凯郭尔工作与生活的诸多方面，但他也有意不揭露过多信息。他常在日记中使用突然地思想转折、重复性写作手法，以及不同寻常的措辞，由此造成后世对这些日记的不同解读。事实上，克尔凯郭尔意识到他的日记会在将来引起人们的关注。1849年12月，克尔凯郭尔写道，“如果我现在死去，我的人生是精彩的。所有我无意间记录在日记里的事情都将留下十足的影响。直到那时，人们将会与我达成和解，并赋予我过去和现在应得的权利。”

雷吉娜·奥尔森（1837-1841）

1837年5月8日，克尔凯郭尔与雷吉娜·奥尔森相遇。起初两人互有好感，但在随后的1838年8月11日左右，克尔凯郭尔开始感到迷惘。他在日记中写下了对奥逊的爱。

1840年9月8日，克尔凯郭尔正式向奥尔森求婚，但很快他便感到后悔。尽管两人仍彼此相爱，但他于1841年8月11日退婚。克尔凯郭尔在日记中表示，自己“忧郁”的性格不适合婚姻，但关于他真正的退婚原因仍未有定论。他后来将他的写作才华归功于“一位老人和我欠情最多的一位年轻姑娘”。其中“老人”被认为是指他的父亲，而“年轻姑娘”则是指代奥尔森。哲学家马丁·布伯后来评论，“克尔凯郭尔对婚姻的拒绝是对整个十九世纪的蔑视。”

而后，克尔凯郭尔把自己的专注力转向了学业考试。在1839年5月13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我认为这是上帝的旨意，他希望我准备我的考试。这比我进行研究更符合他的旨意，上帝更乐于我顺从他的意愿，而不是献上公羊的脂肪。”此外，克尔凯郭尔父亲和朋友保罗·马丁·穆勒的去世也是这个决定的部分原因。

1841年9月29日，克尔凯郭尔完成了学位论文《论反讽概念：以苏格拉底为主线》。哥本哈根大学肯定了这篇论文的价值，但认为其作为严肃的学术论文而言过于随意诙谐了。文章探讨了反讽的概念，以及谢林于1841年的一次讲座，克尔凯郭尔曾和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巴枯宁、雅各·布克哈特、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同旁听这次讲座。1841年10月20日，克尔凯郭尔毕业并获得文学硕士。他获得的家族遗产有31,000丹麦达勒，足够支持他的后续工作与生活花销。

作家生涯（1843-1846）

克尔凯郭尔的部分作品以假名出版，其中《恐惧与颤栗》和《非此即彼》这两部宗教相关的假名作品被广泛认为是其代表作。在19世纪早期，假名常被作为表达不同视角观点的方法，克尔凯郭尔亦在其作品中应用了间接沟通技巧。他的不同作品可能表达对立观点，因此也有批评指出他过于随意的在各视角之间切换，而从未着重强调某一特定观点。反对者指责他身为作家却没有确定的观念，但他回应自己的所有作品都源自同一主题，即为基督教而作。1841年，克尔凯郭尔在丹麦哲学家弗雷德里克·克里斯蒂安·西伯恩指导下完成了学位论文《论反讽概念：以苏格拉底为主线》，而后以假名“约翰·克利马科斯”（来自6-7世纪基督教修士约翰·克利马科斯）创作了首部书籍《论怀疑者》，此书未在他生前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