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尔·布尔迪厄

皮埃尔·布迪厄（法语：Pierre Bourdieu，法语发音：[pjɛʁ buʁdjø]，1930年8月1日—2002年1月23日），法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卫报》评价他为“许多人心目中的当代知名学者”，一位可与米歇尔·福柯、罗兰·巴特、雅各·拉冈等人齐名的思想家。国际社会学协会将他的著作《区隔：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评定为20世纪最重要的十部社会学著作之一。

布迪厄开创了许多调查架构和术语，如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以及惯习、场域或位置，以及符号暴力（又译象征暴力）等概念，以揭示在社会生活中的动态权力关系。他的作品强调实践与体现（embodiment）在社会动态和世界观的建构所扮演的角色或其型态，经常处在反对普世化的西方哲学传统的立场。他的理论基础建立在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莫里斯·梅洛-庞蒂、埃德蒙德·胡塞尔、乔治·康居朗、卡尔·马克思、加斯东·巴舍拉、马克斯·韦伯、艾弥尔·涂尔干、欧文·潘诺夫斯基以及牟斯等人之上。值得一提的是布莱兹·帕斯卡对他的影响，布迪厄将他的讨论群命名为“帕斯卡学派沉思者”（Pascalian Meditations）。

布迪厄拒斥由让-保罗·萨特所体现的知识分子“先知”或“全能知识分子”的这个概念。他最著名的书是《区判：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La Distinction）。他认为，品味判断关连到社会地位。他结合了社会理论以及来自调查研究、照片与访谈的资料，来提出这个论点，试图调和若干知识难题，例如如何在客观结构之内理解主体。在这个过程中，他试图调和外部社会结构与主观经验对个体的影响。

生平

皮埃尔·布迪厄1930年生于法国南部大西洋比利牛斯省的小城当甘，父亲是邮差（后成为地方邮局主管）；家中使用的语言是加斯科涅语。1962年布迪厄和马里-克莱儿·布里萨尔（Marie-Claire Brizard）结婚，婚后生下三儿子：杰罗姆·布迪厄（Jérôme Bourdieu）、艾曼纽埃尔·布迪厄（Emmanuel Bourdieu）和洛朗·布迪厄（Laurent Bourdieu）。

皮埃尔·布迪厄在波城的路易巴图中学（Le Lycée Louis Barthou）就读，其中一位老师认为他资质优异，建议他转去巴黎的路易大帝中学就读，时为1948年。皮埃尔·布迪厄后来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1954年通过哲学教师会考，同一年巴黎高等师范学院通过的学生还包括有未来的大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未来的知名历史学家埃曼纽·勒华拉杜里。在法国高等师范学院就读期间，他避开当时蔚为主流的存在主义，反而跟随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加斯东·巴舍拉和乔治·康吉莱姆这几位哲学家学习逻辑学跟科学哲学，选修艾瑞克·魏尔（Éric Weil）教授的黑格尔的法哲学。1954年，皮埃尔·布迪厄提交了他的高等研究文凭（Diplôme d’études supérieures）论文，导师是Henri Gouhier，他的论文翻译并评注了莱布尼兹的Animadversiones in partem generalem Principiorum Cartesianorum。

1954年至1955年一段很短的时间，布迪厄在“木蓝”中学（Le Lycée de Moulins）任教。1955年被法国国防部征召，在凡尔赛服役。很快地他被派到阿尔及利亚服兵役，为时两年。1958年至1960年他转至阿尔及利亚的首都，在阿尔及尔大学的文学院教授哲学。1960年他返回法国，先在索邦大学任助理，然后转至里耳的里耳大学担任讲师教授社会学，直至1964年。他同时跑去巴黎的东方语言学院（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加强他的阿拉伯语文，这是他在阿尔及利亚已开始接触的语文。1964年之后，布迪厄接掌高等研究实用学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第六部门（1975年起改名社会科学高等学院）的研究指导。从1968年起，接掌由雷蒙·阿隆创立的欧洲社会学研究中心（Centre de Sociologie Européenne），他担任这个职位直到逝世为止。从1981年起，布迪厄担任法兰西公学院的社会学教席（先前担任这个职位者有雷蒙·阿隆与莫里斯·哈布瓦赫。

在1958到1962年的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布迪厄从事对柏柏尔人的一个支系卡拜尔人的民族志研究，这树立他在人类学的名气。研究成果就是他的第一本专书《阿尔及利亚社会学》（Sociologie de L'Algerie，英文书名The Algerians），这在法国一出版就声名大噪，并于1962年由雷蒙·阿隆作序于美国出版。

1964年，布迪厄成为午夜出版社（Éditions de Minuit）“常识”（Le Sens commun）系列的主编，他的大部分书籍都在此系列中出版。直到1992年，布迪厄更换出版商，改由门槛出版社（Éditions du Seuil）出版他的著作。1975年布迪厄连同费尔南·布劳岱尔及他在欧洲社会学研究中心的研究群，成立学术刊物《社会科学的研究行动》（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他自任总编辑直至去世为止。《社会科学的研究行动》主要刊登他与门徒的研究论文，主要寻求转变既有的社会学知识生产的教条，并壮大社会学的学科气势。

因应1995年11月跟12月的大罢工社会运动，布迪厄创立行动理性出版社（Raisons d'agir），多半出版年轻学者的作品，编辑方针是批判新自由主义，在布迪厄逝世后，也出版他的遗作。

1993年，布迪厄荣获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所颁发的“全国科学研究中心奖章”（Médaille d'or du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1996年，他荣获柏克莱加州大学的高夫曼奖（Goffman Prize），并于2001年获颁不列颠暨爱尔兰皇家人类学会（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的赫胥黎奖章（Huxley Medal）。布迪厄于2002年因癌症逝世，享年71岁。

布迪厄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在1990年代布迪厄逐渐参与政治论辩，渐渐成为了法国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在猛烈批评新自由主义的同时，布迪厄也批评萨特所扮演的“全面知识分子”的角色，他否定了萨特在法国政治领域所做的各项努力，将之视为“不负责任”和“见机行事”。布迪厄认为社会学并不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消遣娱乐”，而是一种严肃且具科学性质的学科。布迪厄的早期与晚期作品之间存在着一种矛盾，他在早期著作中反对将社会学用来支持政治激进主义，晚期他兴致勃勃地投入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这达到某种非常“引人瞩目的政治论述”，以社会学家为例，不断提问学术界的角色是否准备过一种公共知识分子的生活，尤其是思考布迪厄的作品在公共领域所具有的政治意涵。尽管他的许多早期作品强调社会学如同一个严肃学科的重要性，然而他晚期作品中，可见到他成为法国政治论辩的焦点人物，这引发了一个议题：社会学家是否具有在政治上将其研究延伸到公共领域的责任。

2004年，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迈克尔·布洛维在美国社会学会的主席就职演说中，呼吁建立一种“公共社会学”。布洛维认为，社会学在公共领域可以发挥作用，并建议学术社会学家应该多多参与公共论辩。然而，布洛维指出在社会学家之间存在着某些共同价值，这也限制了这个学科。布洛维认为，早期社会学家的作品改变和解释这个世界，已转变成具有保护世界的作用，正如布迪厄的学术生涯所证实的。

对于布迪厄的政治活动的分析显示，虽然他先前质疑了某些公共知识分子，例如萨特，但他的社会学从一开始就具有政治抱负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另一方面，在他1960年代的早期作品和他后来的作品之间，世界发生了很大变迁，而且他主要关注的是全球化的影响，并关注那些从中受益最少的人们。有鉴于此，布迪厄的公共知识分子角色是出自一种“紧迫状态，出声反对在政治论辩已居于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的论述。他身为批判社会学家的角色，让他充分准备担当这个公共角色，实现他的“建构论观点的社会生活”，它端赖于社会行动者透过集体抗争进行变革的这个概念。他与媒体的关系获得改善，透过他确实执行的社会行动，发动罢工和游行，引发媒体对他产生兴趣，而且他的许多书籍透过这个新的恶名，变得越来越流行。在批判社会学家与公共知识分子之间的一个主要的角色差异，是在学术圈之外，具有一个流行媒体资源关系。有需要研究的是，在什么条件之上，特定的个人转变成公共知识分子。

提要

布迪厄以美学品味的议题为基础，发展出他的社会阶层化理论，详载于他在1979年的专书《区隔：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La Distinction: 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1984哈佛大学出版社印行的英文版书名为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布迪厄声称，一个人如何做出选择以便向世人呈现他个人的社会空间——换言之，一个人的审美意向——描绘了这个人的地位，并让他与更低层的群体产生距离。具体来说，布迪厄推测，这些意向是在个人童年时代所内化的，并引导年轻人朝向他们适当的社会地位，朝向适合于他们的行为，以及对其他行为的厌恶。

理论

布迪厄的理论是说“阶级派系”将审美偏好传授给他们的年轻成员。阶级派系是由不同程度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资本所构成的一个组合所决定。社会涵盖了许多“象征财货，特别是那些被视为具有卓越属性的财货，[...当成]在区别策略中的理想武器”。这些被视为卓越的属性，是由居于宰制地位的阶级的利益所塑造。他很早就强调文化资本的宰制地位，借由陈述“文化资本标示了阶级之间的差异”。审美意向的发展，绝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出身，而不是随着时间推移而产生的积累资本和经验。文化资本的取得大多取决于“全面、早期及潜移默化的学习，这是从人们生命最早阶段就在家庭内进行的。”布迪厄认为，主要是，人们继承他们的文化态度，接受“长辈提供给他们的定义”。他主张社会出身和文化资本具有首要地位，这是借由声称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虽是随着时间推移而累积，但依然是取决于前者。布迪厄声称“一个人必须考虑到所有的社会条件的特点，这是（统计）上关连到拥有高收入或低收入者的童年早期，而且这些特点往往塑造出顺应这些条件的品味。”

根据布迪厄，人们对于饮食、文化和艺术表演的喜好都是阶级指标，因为他们的这些消费趋势似乎对应于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宰制阶级的每个派别都发展它的审美标准。依据不断分化的社会地位而产生的种类繁多的消费者兴趣，使得每个派别都必须“具有自己的艺术家和哲学家、报纸和评论家，就好比它有自己的美发师、室内设计师，或裁缝师。”

然而，布迪厄并未忽视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在文化资本的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性。例如，艺术的生产，以及有能力演奏乐器“的前提，不仅关连到在艺术和文化世界中长期树立的一些倾向，更是关连到经济手段...以及[有钱有权者的]闲暇时间”。不过，无论一个人依据他的喜好而参与活动能力为何，布迪厄指出：“受访者只被要求表达一种由其社会地位所引发的，对于合乎其身份的...文化的熟悉感。”

“[品味]发挥其作用，如同一种社会倾向，一种“个人的位置感”，引导占据这些位置的人们一种既定的...朝向某些社会地位的社会空间，调适到这些地位的属性，并朝向合乎占有这些地位者的行为实践或财货”。因此，殊异的品味取得模式产生了偏好性质的差异。

这些“认知结构...由人们所内化，‘体现’的社会结构”，将一个自然实体转变成社会的个人（Bourdieu 468）。因此，[与自己]不同的品味被视为不自然且受到拒斥，导致“一种嫌恶感，这是借由对他人品味的一种毛骨悚然或出自内心的无法容忍（感觉不舒服）而来”。

布迪厄相信“最显著的”阶级区别和偏好是“在平日的各种选择，例如家具、服装，或煮食，这特别揭示了深植人心和长期维持的偏好，这是由于这些偏好位于教育体系的范围以外，人们必须用最纯真的品味去面对”。事实上，布迪厄相信“婴儿所习得的最强大和最不可磨灭的印记”可能就是在对食物的品味。布迪厄认为，在特殊场合所提供的餐食是“一个自我呈现模式的有趣指标，采用“炫耀”一种生活风格的方式（其中家具也具有一部分作用）。这个概念在于，人们所喜欢和不喜欢的东西，应该反映着他们所关联的阶级派别。

人们会预期来自较低社会阶层的孩童，在吃晚餐时，会选择“大分量、多脂肪且容易让人发胖的食物，这些食物也是便宜的”，他们也会选择“丰富和好吃的”膳食，而不是“原味与具有异国情调”的食物”这些潜在的成果将加强布迪厄的“为身体纤细而节制饮食的伦理，这在社会阶层的最高等级最受到认定”，这相对于较低阶级的“共食同欢的放纵”特性。对于奢华（或自由）品味，以及对于满足需求的口味，这两种展现方式揭示了社会阶级之间的一种区别。

社会出身影响这些偏好，其程度同时超越了教育和经济资本。显而易见的是，在具有同等水平的教育资本的情况下，社会出身依然是决定这些意向的一个影响因素。人们如何去描述某个人的社会环境，密切关连到社会出身，因为这种本能性的论述方式，源自于早期的发展阶段。此外，横跨劳力分工体系“经济条件限制往往没有根本改变消费模式”这项观察强化了一个想法，社会出身产生了审美偏好，其重要性超过经济资本，因为无论经济能力为何，消费模式依然保持稳定。

布迪厄的权力与实践理论

布迪厄社会学著作的核心概念是一套实践逻辑，强调在社会生活中身体与实践的重要性。布迪厄反对主智论的传统，转而强调社会宰制与文化再生产的机制，主要聚焦于在社会世界中身体的实际知识和能力实践。布迪厄强烈反对理性选择理论，由于它的立论基础建立在关于社会能动者如何运作的错误理解。根据布迪厄，社会能动者并不会依据明确的理性和经济标准不断进行计算。相反地，社会能动者的运作是依据一个隐而未见的实践逻辑——一种实践感觉——以及身体意向。社会能动者按照自己“对赛局的感觉”来行事（大略来说，“感觉”就是惯习，以及在场域之中的“赛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