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

马克西米利安·卡尔·埃米尔·韦伯（德语：Maximilian Karl Emil Weber，发音：[ˈveːbɐ] ；1864年4月21日—1920年6月14日），小名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法学家及政治经济学家，是社会学与社会科学发展史上的核心人物之一。他的思想至今仍对社会理论和研究有重要影响。

韦伯1864年出生于爱尔福特，曾先后在柏林大学、哥廷根大学和海德堡大学学习法学与历史。1889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891年取得教授资格，之后在柏林大学、弗赖堡大学和海德堡大学任教。两年后，他与远亲玛丽安妮·施尼特格尔成婚。1897年父亲去世后，韦伯一度精神崩溃，遂而停止教学，周游四方，直至20世纪初才逐渐康复。康复后，他撰写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战期间，韦伯起初支持德国参战，但随后转而批评战争并支持德国的民主化。他还发表了《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两篇著名演讲。战后，韦伯参与组建德国民主党，但竞选公职未果，转而为《魏玛宪法》的起草提供建议。由于对政治感到失望，他重返学界，在维也纳大学和慕尼黑大学执教。1920年，韦伯因肺炎病逝，享年56岁，可能是战后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所致。遗著《经济与社会》未能完篇。

与倡导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追求实证主义的涂尔干不同，韦伯更强调主观意志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韦伯在经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以及宗教社会学等领域有诸多贡献。韦伯旨在理解理性化、世俗化与祛魅等社会进程，认为这些进程与资本主义和现代性密切相关。韦伯还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韦伯随后在《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中探讨了儒教与道教、印度教与佛教，以及古犹太教等宗教。在政府理论方面，韦伯主张，国家的本质在于对暴力的垄断。他同时将社会权威划分为三种类型——魅力型、传统型和法理型。在方法论上，韦伯还是反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与传统的经验主义理路不同，他主张将诠释学引入社会科学研究。

韦伯于1920年去世后，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动荡以及纳粹德国的崛起，导致韦伯学派的发展一度受阻。直到二战后，以塔尔科特·帕森斯为先导，学术界才逐步开展对韦伯学术思想的系统研究。其他美国及英国学者亦有所贡献。随着其著作在20世纪被不断译介，以及相关研究的展开，马克斯·韦伯逐渐被视为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与卡尔·马克思和埃米尔·涂尔干齐名，被广泛认为是社会科学发展史上的核心人物之一。

生平

早年经历（1864—1882）

1864年4月21日，韦伯出生在普鲁士王国萨克森省的爱尔福特市，后于1869年随家迁居柏林。韦伯的父亲老马克斯·韦伯与母亲海伦妮·法伦施泰因（Helene Fallenstein）共育有八个子女，韦伯是其中的长子。父亲老韦伯一生中担任过律师、公务员。他又是一位政治家，是普鲁士议会及德意志帝国议会的民族自由党议员。

父亲积极参与公共生活，使得韦伯的家庭充满政治与学术氛围。韦伯家常常举办沙龙接待知名学者与公众人物，如哲学家威廉·狄尔泰、法学家莱文·戈尔德施密特以及历史学家特奥多尔·蒙森。年轻的马克斯·韦伯和弟弟阿尔弗雷德·韦伯（后亦成为社会学家）在这种浓厚的知识氛围中度过了他们的成长岁月。

与此同时，韦伯的母亲海伦妮·法伦施泰因有法国胡格诺派苏谢家族的部分血统，该家族通过国际贸易和纺织业积累了丰厚财富。随着时间推移，父母间性格的分歧与婚姻关系的紧张不断影响着韦伯：父亲偏好物质享受，较少关注宗教与慈善事业；母亲则是虔诚的加尔文派信徒和慈善活动者。

1870年，韦伯进入夏洛滕堡的多贝林私立学校（Doebbelinsche Privatschule），后于1872年至1882年就读于奥古斯塔皇后文理中学。在学校，韦伯对老师的乏味授课提不起兴趣，便借课堂时间偷偷阅读了作家歌德的全部四十卷作品。歌德对韦伯的思想与方法论产生了深远影响。进入大学之前，韦伯已经阅读了大量经典著作，包括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的作品。

1877年圣诞节，年仅13岁的韦伯撰写了两篇历史论文献给父母：《论德国历史的发展以及皇帝和教宗的角色》以及《论罗马帝国从君士坦丁至民族大迁徙的历史》。两年后的圣诞节，他又创作了一篇题为《对印欧民族的种族特性、发展与历史的观察》的历史论文。这三篇论文都是韦伯的原创作品，根柢自他广博的阅读面。

初入学界（1882—1897）

1882年，18岁的韦伯进入海德堡大学法律系深造，之后又就读于柏林大学和哥廷根大学。在求学期间，韦伯一边从事法律工作，一边担任讲师。1886年，他通过了法律实习生考试，这一考试相当于英美法律体系中的律师资格考试。1880年代后期，韦伯继续学习法律和历史。

在莱文·戈尔德施密特与鲁道夫·冯·格耐斯特的指导下，韦伯于1889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其学位论文题为《意大利城市中家庭共同体与商业协会中共同责任原则与独立资金的发展》，探讨法律史问题。这篇论文是他更大规模著作《中世纪商业合伙制度史——基于南欧文献的研究》的一部分，后者于同年出版。这一年，韦伯开始与统计学家奥古斯特·迈岑合作，准备完成自己的教授资格论文——即德国学术体系中的博士后资格论文。

1891年，这篇论文顺利写成，题为《罗马土地制度史及其对公法与私法的意义》，主要研究罗马测量制度与本国土地法之间的关系。获得私人讲师资格后，韦伯加入柏林大学的教员队伍，从事授课、科研及政府顾问工作。

韦伯在大学生涯中曾多次服兵役，其中最长的一次从1883年10月持续至1884年9月。在此期间，他驻扎于斯特拉斯堡，借机在斯特拉斯堡大学旁听其叔父、历史学家赫尔曼·鲍姆加滕的课程。韦伯与鲍姆加滕关系密切，这位叔父对韦伯心中日益生发的自由主义思想以及批评俾斯麦专断统治的政治态度产生了深刻影响。

韦伯曾加入海德堡德国学生同盟（一个学生兄弟会组织）。在大学的前几年，他酷爱啤酒，又热衷于学院击剑。因为决斗，韦伯的左脸留下了几道伤疤。母亲对他这些行为非常不满，1883年他第三学期结束回家时甚至扇了他一巴掌。然而，韦伯逐渐成熟，他在家庭争执中愈发支持母亲，与父亲的关系日益疏远。

自1887年起，马克斯·韦伯与赫尔曼·鲍姆加滕的女儿埃米·鲍姆加滕（Emmy Baumgarten）保持着恋爱关系，并处于半订婚状态。五年后，由于埃米的精神状况日益恶化，韦伯不得不终止了这段感情。随后，韦伯于1893年与远房表亲玛丽安妮·施尼特格尔交往，同年9月20日成婚。这段婚姻使得韦伯在经济上独立，他搬离父母，自己成家。两人婚后未育。玛丽安妮本人是一位女性主义活动家，也是一位作家。

在完成博士论文与教授资格论文期间，韦伯的学术兴趣转向了当代学术政策。他于1888年加入“社会政策协会”，这是一个以改革派思想家为主体的组织，成员多为经济历史学派学者。韦伯还积极参与政治，1890年参与创立了左翼倾向的新教社会大会，该组织以新教的视角切入有关社会问题的辩论。同年，社会政策协会发起了一项研究计划，调查“东部移民问题”（Ostflucht），即德国东部的日耳曼裔农业工人向西迁移、波兰裔农工则大量涌入德国东部的情况。韦伯被任命为该项目的负责人，最终报告的大部分内容都出自他的手笔。这份报告引发了广泛关注与争议，标志着韦伯作为社会科学家初露锋芒。

从1893年到1899年，韦伯是泛德意志同盟的成员，该组织反对波兰劳工涌入德国。关于韦伯是否支持将波兰人日耳曼化或者类似的民族主义政策，学界至今仍有争议。1894年，韦伯与妻子搬至弗赖堡，他被聘用为弗赖堡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任教期间，韦伯于1895年发表了一篇颇具煽动性的演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在演讲中，他抨击波兰移民，同时指责容克贵族为了自身经济利益支持斯拉夫移民，不顾德国民族的整体利益。这次演讲影响了政治人物弗里德里希·瑙曼，瑙曼之后创立了民族社会协会——一个基督教社会主义兼民族主义的政治组织。韦伯本人对该协会的前景持悲观态度，协会最终仅在1903年德国联邦选举中赢获一个议席后便宣告解散。1896年，韦伯获聘成为其母校海德堡大学的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在那里，夫妇两人成为了“韦伯圈”的核心人物，圈内成员包括格奥尔格·耶利内克、恩斯特·特勒尔奇和维尔纳·桑巴特。一些青年学者，如卢卡奇·捷尔吉与罗伯特·米契尔斯，亦加入其中。

精神崩溃（1897—1904）

1897年，33岁的韦伯与父亲爆发激烈争吵。然而父亲在两个月后去世，断送了和解的机会。此后，韦伯的精神状态每下愈况，越发容易受到抑郁、精神紧张与失眠的侵扰，逐渐无法胜任教授职务。他被迫申请解除教职，1899年获得批准。1898年，他曾在康斯坦茨神经病疗养院（Heilanstalt für Nervenkranke Konstanzer Hof）接受治疗，1900年又在巴特乌拉赫的另一所疗养院休养。1899年至1903年间，韦伯还前往科西嘉岛与意大利旅行，以缓解病情。1903年，韦伯彻底退出教职，直至1918年方才重返讲坛。关于韦伯与精神疾病斗争的细节，他自己曾以编年自传的形式详细记录，但遗孀玛丽安妮后来将手稿销毁。有学者认为，玛丽安妮是担心如果韦伯的精神疾病经历广为人知，会招致纳粹党的抹黑，因而才决定销毁文稿。

重返学界（1904—1914）

病情有所恢复后，40岁的韦伯于1904年应聘成为《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档案》的副主编，与埃德加·雅费、维尔纳·桑巴特共事。这次受聘促使他重返学界。在他的努力下，该期刊成为当时最重要的社会科学期刊之一。韦伯在上面发表了一些开创性著作，包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部专著是他最负盛名的作品，并为他日后有关宗教对经济体系影响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同年，韦伯夫妇与维尔纳·桑巴特、恩斯特·特勒尔奇等德国学者一同受邀前往美国圣路易斯，出席在路易斯安那购地博览会举办期间召开的“艺术与科学大会”。韦伯夫妇借此机会在美国展开了一场为期近三个月的旅行，行程以纽约市为起点和终点，途经新英格兰与美国深南部各地，足迹遍布美国。他们走访了多个社区，包括德国移民聚居区和非裔美国人社区。韦伯还访问了北卡罗来纳州，因为母亲法伦施泰因家族的部分亲戚曾在当地定居。韦伯利用此次旅行进一步了解了美国的社会、经济与宗教情况，并将这些观察同他的学术研究紧密联系起来。尽管如此，韦伯仍觉得自己难以回归正常的教学工作，于是继续以自由学者的身份从事研究。1907年，他继承了一笔遗产，得到了经济支持。回国后不久，韦伯将注意力转向了不久前爆发的1905年俄国革命。他在几个月内自学了俄语，订阅俄文报纸，同定居海德堡的俄国流亡知识分子进行深入交流，探讨俄国的政治与社会问题。韦伯在这个群体中颇受欢迎，曾两度考虑亲赴俄国考察，但由于事务繁忙未能成行。虽然韦伯对革命能否成功持怀疑态度，但他支持俄国建立一套自由民主制度。他为此撰写了两篇论文，发表在期刊《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档案》上。韦伯认为，1905年革命的根源在于农民对土地的强烈诉求。他特别讨论了俄罗斯村社对俄国政治的影响。韦伯指出，这些村社制度根植于自然法，且被新兴的富农阶级操纵以谋取私立，使得自由主义主导的土地改革难以推行。韦伯认为，1905年俄国革命总体上缺乏明确的领导者，它不是由知识分子自觉发动的，而是农民一时冲动的产物。

1909年，韦伯日益对社会政策协会秉持的政治保守主义与方法论规范的缺乏感到不满，于是参与创立了德国社会学协会，当职首任司库。不过，韦伯认为，两个协会应该是互补关系，而不是相互竞争。他试图引导新协会的发展方向，但未能成功。在这一过程中，韦伯曾试图使《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档案》成为新协会的官方期刊。

1912年，由于意见分歧，他辞去司库之职。这是因为韦伯在社会科学领域坚持价值中立的主张，该立场在协会内部颇具争议。韦伯与齐美尔、维尔纳·桑巴特、滕尼斯一道，将简化后的价值中立原则写进了协会章程，引发其他会员的强烈批评。同年，韦伯夫妇结识了他之前的学生埃尔泽·冯·里希特霍芬以及钢琴家米娜·托布勒。韦伯一度追求里希特霍芬未果，1911年又与托布勒展开了一段恋情。

1913年春，韦伯前往瑞士阿斯科纳的韦里塔山社区度假。在此期间，他帮助弗里达·格罗斯（Frieda Gross）争取子女监护权，为她提供咨询；又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埃里希·米萨姆介入该案，认为这类事务理应由“不出格”的资产阶级改革者处理，而非激进分子。一年后的1914年春，韦伯再次前往阿斯科纳度假。韦里塔山社区是当时各种激进主义与生活方式改革运动的聚集地，其中包括天然主义、自由恋爱主义、西方秘契主义等思潮。韦伯对社区中无政府主义与情色自由相结合的思潮持批评态度，认为这种融合在政治上是荒谬而不切实际的。

一战期间（1914—1918）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50岁的韦伯志愿参军，被分配为预备役军官，负责组建海德堡的陆军医院，直至1915年底。随着战争持续，韦伯对德国参战行为与帝国扩张政策的看法发生了显著变化。战争初期，虽然稍有保留，他总体上仍然支持德国的战争行为，认为这是德国作为欧洲主导国家履行其职责的必要之举。然而，随着时间推移，韦伯逐渐成为德意志扩张主义和德皇战争政策最著名的批评者之一。韦伯公开反对德国吞并比利时的觊觎之心与无限制潜艇战策略，之后又呼吁宪政改革、民主化与普选权。1915年，韦伯的建筑师弟弟卡尔·韦伯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附近阵亡。韦伯曾对其弟卡尔持负面看法，但卡尔的去世却使他愈发意识到与这位弟弟之间的羁绊。

1917年，韦伯夫妇出席了在巴伐利亚劳恩施泰因城堡举办的劳恩施泰因会议。会议由出版商欧根·迪德里希斯策划，旨在集结知识分子探讨德国的未来，与会者包括特奥多尔·豪斯、恩斯特·托勒尔和维尔纳·桑巴特。韦伯的出席提升了他在德国的知名度，并在一定程度上驱散了会议的浪漫气氛。在首场会议上发言后，他参与了第二场会议的筹备工作，因为主办方认为需要一个“反对派”来平衡意见。在会议上，韦伯反对前神学家马克斯·毛伦布雷歇尔所主张的政治浪漫主义。他还批评与会青年团体与民族主义者言过其实，并针对性地支持民主化。对韦伯和年轻与会者来说，会议中的浪漫情调并不重要，真正关键的是决定德国未来的政治走向。同年11月，第二次劳恩施泰因会议后不久，韦伯应“自由学生青年团”的邀请在慕尼黑发表演讲，这便是著名的《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他在演讲中指出，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学者，必须具备一种内在的使命感与专业化素养。

1918年，韦伯又与里希特霍芬发展出一段虐恋倾向的感情。同时，里希特霍芬又同韦伯的弟弟阿尔弗雷德保持恋爱关系。韦伯与里希特霍芬以及米娜·托布勒的多边恋情一直持续到他1920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