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希·尼采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德语：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发音：[ˈfʁiːdʁɪç ˈvɪlhɛlm ˈniːtʃə, - ˈniːtsʃə] ；1844年10月15日—1900年8月25日），德国哲学家、诗人、文化批评家、古典语言学家和作曲人，其著作对现代哲学影响深远。转向研究哲学前尼采是古典语文学家，他也以创作诗歌和音乐为副业。

24岁时，在完成学业后，他被任命为巴塞尔大学古典语文学副教授。1879 年，他因健康原因辞去教职。此后，他开始四处旅行，以寻找适合其健康状态的环境，主要是在意大利和瑞士。在随后的十几年里，他完成了他的主要著作中的大部分。1889年起，尼采已精神失常，他在余生中接受母亲及妹妹的照护，最后于1900年去世。

尼采的作品涵盖了哲学论战、诗歌创作、文化批评及小说等领域，他表现出对格言体和反讽的喜爱。他的哲学思想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对真理的强烈批判和支持观点主义。他批判宗教和基督教道德并提出主奴道德。他对生命以一种美学式的肯定来回应“上帝已死”和虚无主义危机。他将人类描述为竞争意志的表达，并将其总体理解为权力意志。他还提出了一些有影响力的概念，如超人和永恒轮回。在他晚期的作品中，他越来越关注个体的创造力以克服传统文化和道德，以追求新的价值和审美健康。他的作品涉及广泛的主题，包括艺术、语言学、历史、音乐、宗教、悲剧、文化、科学。

叔本华的哲学给年轻的尼采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他后来摆脱了悲观主义。他的作品包含对道德、宗教、哲学、科学和艺术形式的严厉批评。在他看来，当代文化比古希腊文化还要弱。他一再攻击的目标首先是基督教道德以及基督教和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学。他质疑一般真理的价值，从而成为后现代哲学途径的先驱。

尼采的思想在20世纪60年代重新流行起来，他的思想对20世纪和21世纪早期的哲学思想家有着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欧陆哲学流派。

生平

早年（1844—1869）

尼采在1844年10月15日生于接近莱比锡的勒肯小镇，当时那里隶属普鲁士的萨克森省管辖。他的名字来自于当时正值49岁生日的腓特烈·威廉四世国王，这个巧合被他的父母视为是好预兆，不过后来尼采放弃了“威廉”这个名字。尼采的父亲卡尔·路德维希（1813－1849年）是路德教派的牧师和教师，母亲是法兰齐斯卡娜·奥勒尔（1826－1897年），双亲在1843年结婚。他的妹妹伊丽莎白·弗尔斯特尔·尼采在1846年出生，小弟路德维希·约瑟夫则在1848年出生。尼采的父亲因脑软化症而在1849年去世，两年后他的弟弟也去世了。1850年尼采全家搬迁到萨勒（Saale）河畔的瑙姆堡，与尼采的祖母和父亲的两名未婚姊妹共同生活，由于他的母亲终身未改嫁，因此尼采几乎在充满女性的环境中成长。在祖母于1856年去世之后，尼采全家搬了出来。

尼采就读于私立的男子学校，在那里他认识来自显赫家庭的古斯塔夫·克鲁格和威廉·皮德尔，与他们结为至交。这时的尼采希望以父亲为榜样也成为牧师，因此他时常给伙伴们朗诵圣经里某些章节，为此他获得小牧师的称谓。他也认识了一些当地的音乐家，开始他对音乐的爱好。14岁时他进入普夫达（Pforta）中学，课程以古典教育为主，且以训练严格出名，开始让尼采很不适应。尼采在学校里也认识保罗·杜森和卡尔·冯·格尔斯多夫。尼采在这段时间也专注于撰写诗赋和音乐。在普夫达中学里尼采接受希腊和罗马古文学的训练，这也是他首次接触到与家中基督教教育完全不同的环境。

于1864年毕业后，尼采进入波恩大学，开始对神学和古典语文学进行研究，并在此期间做了大量有关于荷马与古典语文的演讲。在经过一学期的研究后（也是出于对他母亲的不满）尼采失去对基督教的信念，停止对宗教的研究。尼采转变的缘故可能为阅读神学家大卫·斯特劳斯所著的《耶稣的生平》一书，这对当时年轻的尼采产生极大震撼。尼采接着将心力放在研究哲学上，不久受到弗里德里希·威廉·里奇尔（Friedrich Wilhelm Ritschl）教授的赏识，并且在隔年追随他前往莱比锡大学就读。在那里他也认识后来成为古典学家的同学欧文·罗德，并且发表了第一份文字学的研究。

在1865年尼采研读了许多亚瑟·叔本华的著作，并在1866年读了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朗格所著的《唯物主义之历史》一书。他很快便迷上两本书里的哲学观，这促使他将他的研究领域扩展至文字学以外，并且决定继续深入学习。1867年尼采自愿入普鲁士军队于瑙姆堡的炮兵部队服役一年，然而在1868年3月发生的车祸却使他无法继续服役。尼采于是继续他的研究，在他研究暂停的那年他也认识了理察·瓦格纳。

教授生涯（1869—1879）

在里奇尔教授的帮助下，尼采得以轻易获得瑞士巴塞尔大学提供的古典哲学教授职位，而无需先取得博士学位或教学的证书。在搬至巴塞尔后，尼采宣布放弃他的普鲁士公民权，从此保持无国籍人士的身份到去世。尽管如此，他仍在1870年至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参军，担任医护兵职务。短暂的军旅生涯带给他极大的震撼，让他见识到战争带来的毁灭，同时萌发日后“权力意志”思想的雏形。在从军期间他也染上痢疾和白喉。

在1870年回到巴塞尔后，尼采以旁观者的身份见证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以及接下来奥托·冯·俾斯麦执政的年代。尼采以“荷马与古典哲学”作为他教授教职演说的主题。在大学里他认识神学教授弗朗茨·奥韦尔贝克，两人从此成为终身至交。尼采也认识没没无闻的俄国哲学家阿夫里坎·斯皮尔以及他的同事—历史学家雅各·布克哈特（代表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尼采还经常前往聆听布克哈特的授课，两人对尼采都产生极大影响。尼采也长期与在莱比锡认识的理察·瓦格纳和他的妻子柯西玛保持联系，尼采相当欣赏瓦格纳夫妻，经常前往瓦格纳在卢塞恩州的住所拜访。瓦格纳夫妻将尼采引入他们的社交圈子，还邀请他共同出席拜罗伊特节日剧院的开幕演奏。

尼采在1870年他还将《悲剧的诞生》一书的手稿送给柯西玛作为生日礼物，后在在1872年正式出版《悲剧的诞生》一书。然而，其他的古典语文学教授包括里奇尔在内都对尼采的新书不感兴趣，甚至还表露极大的失望，认为尼采抛弃了“他的母亲”，即古典语文学。因为尼采在这本书里放弃精确的语言学研究方式，而是改用哲学的演绎方式进行论述。另语言学家乌尔里希·冯·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则发表了篇严厉的批判文章，虽然其默默无闻（此前他对尼采十分恭敬），但他的观点代表语文学界对于尼采这本书的主要看法。尼采青年时期的好友欧文·罗德（这时已在基尔担任教授）以及瓦格纳则挺身替他辩护。尼采坦承他在古典语文学界被孤立的处境，以至于曾经人头攒动的尼采先生的课堂变得冷清，到了来年，只有两个外来系的学生。这是令人苦恼的，对于尼采更是如此。

在1873年至1876年之间，尼采陆续发表四篇长篇论文：《大卫·斯特劳斯：自白者和作家》、《历史对生命的利与弊》、《教育家叔本华》、和《理察·瓦格纳在拜鲁特》（这四篇论文后来被收录以《不合时宜的考察》为名出版）。四篇论文都带有文化批判的色彩，吸纳叔本华和瓦格纳的思想（但在第四篇《理查德.瓦格纳在拜罗伊特》中隐隐表露与瓦格纳之间的矛盾），挑战当时正快速发展中的德国文化。从1873年开始尼采也陆续撰写短文，这些短文在他死后以《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为名出版。在这段时间里尼采活跃于瓦格纳的社交圈中，认识玛毕达·莫森布（Malwida Von Meysenbug）女士和汉斯·冯·彪罗，也认识道德学家保罗·雷（Paul Rée代表作《论道德感的起源》），雷在1876年对于尼采产生极大影响，使他脱离早期著作中的悲观写作风格。然而，1876年的拜鲁特音乐会却使尼采大为失望，他被演奏的平庸和大众的粗俗反应所震怒，从此开始与瓦格纳保持距离。

尼采接着在1878年出版《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以格言方式讨论从形而上学到宗教乃至于性别等各种议题，也是在这本书里尼采明确的抛弃瓦格纳和叔本华的哲学。尼采与欧文·罗德等人的交谊也在这时开始冷淡。尼采在这段时期在寻找合适的婚姻对象，却始终没有着落。自从幼年时期开始便为许多慢性疾病所苦的尼采，健康状况亦越来越差。严重的近视使他近乎丧失视力、偏头痛的疾病、以及剧烈的胃部疾病。1868年的车祸和1870年的大病也进一步恶化了他的健康状况，迫使他在巴塞尔任教期间必须申请越来越长的病假。终于在1879年，尼采不得不辞去他在巴塞尔的教授职位，正常教学活动完全中止。

孤独的哲学家（1879—1888）

由于饱受疾病煎熬，尼采开始四处旅游以寻找气候较为理想的地区定居，从此到1889年为止以私人身份游遍许多城市。他多年在瑞士的格劳邦顿州地区度夏，并多年在意大利的热那亚、都灵以及法国的尼斯等地过冬。在1881年当法国占领突尼斯时，他曾计划前往突尼斯以观赏从非洲眺望欧洲大陆的风景，但后来打消这个主意（或许是因为健康原因）。尼采偶而会返回瑙姆堡探望他的亲人，在这段时期尼采与他的妹妹也经常爆发争执、但通常到最后都得以和解。尼采依靠他从巴塞尔大学获得的退休金生活，但也获得一些朋友的资助。曾是尼采学生的彼得·加斯特（Peter Gast）也自愿担任尼采的个人秘书。直到尼采去世为止弗朗茨·奥韦尔贝克和彼得·加斯特两人始终与尼采保持紧密关系。即使已经脱离瓦格纳的圈子，玛毕达·莫森布女士仍在尼采生活中扮演着类似母亲一般的角色。不久后尼采开始与音乐评论家卡尔·富克斯接触。这段时期是尼采创作的黄金时期，从1878年出版的《人性，太人性的》一书开始，尼采在接下来每年都会出版一本书（或文集）直到1888年为止，在最后一年里尼采完成了五本书。

在1882年尼采出版《快乐的科学》的第一部分，他在那年也透过玛毕达·莫森布和保罗·雷认识女作家露·莎乐美。尼采和莎乐美在图林根一同度夏，妹妹伊丽莎白也经常陪伴他们。尼采最后深深爱上莎乐美，在保罗·雷的协助下开始追求她，但当尼采向她求婚时，莎乐美拒绝了他。尼采与莎乐美和雷两人的亲密关系最终在1882年/1883年的冬季破裂，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出自妹妹伊丽莎白的从中阻挠和离间。在失恋的痛苦下尼采的病情再度复发，他与母亲与妹妹的关系也由于莎乐美而几近破裂，更数度萌生自杀的念头。尼采接着躲至意大利的利古里亚，在那里他仅花了十日的时间，写下第一部分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在彻底切断他与叔本华的哲学联系、以及与瓦格纳的友谊后，尼采的朋友所剩无几。他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风格之独特使他更被当时的主流所疏离，著作的卖出量也少得可怜。尼采对此无动于衷，继续保持他孤独的生活，尽管他经常对此抱怨。尼采的书籍都是自费出版，且大多仅卖出几百本，最多也不到两千本。在1885年他只印出40本《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只将其分送给他的亲密朋友们阅读。

在1886年尼采与他的助理编辑恩斯特·施梅茨断绝合作关系，对其保持的反犹太思想感到厌恶。尼采写道他的著作被“完全埋在反犹太的垃圾堆中”，甚至将他与那些“应该被所有理智人类所瞧不起的活动”连结在一起。他接着自费出版《善恶的彼岸》，并在1886~1887年再版了他之前的几本著作（《悲剧的诞生》、《人性，太人性的》、《朝霞》、以及《快乐的科学》），附上新的引言，重新解释这些早期的著作。这时尼采认为他的著作已经大致完成，并期望可以吸引新的读者群。事实上，对于尼采思想的兴趣在这段时期的确有所提升，即使尼采本人并没有发现。也是在这些年里尼采认识作家卡尔·施皮特勒等人。1886年，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与一名反犹太主义者结婚，并前往巴拉圭企图创建纯种的“德意志人”殖民地，她们的计划则被尼采大肆嘲笑。长年下来尼采与伊丽莎白兄妹两人冲突不断，最后大多是以和解告终，但这次的分离之后，要到尼采发疯后两人才得以再次团聚了。这时尼采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使得他根本无法进行较长期的写作计划。在1887年尼采发表《道德谱系学》一书，引发相当的争议。

在这几年里尼采持续接触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他很快便受之影响。他也与依波利特·阿道尔夫·丹纳保持书信联系，后来也认识丹麦文学家布兰德斯。在1870年代以讲授克尔凯郭尔哲学思想为主的布兰德斯曾邀请尼采同去研读克尔凯郭尔的作品，尼采在回信中承诺会抽空前往哥本哈根拜访他，但在他来得及实现这个承诺前自己便已经被病魔缠身。在1888年初，布兰德斯于哥本哈根大学首次正式讲授尼采的哲学思想，不过这已是他发疯前夕了。

虽然尼采在1886年曾宣布（在《善恶的彼岸》的结语中）他会着手撰写名为《权力意志》的新书，他最后放弃这个计划，并且以其中未完成的文稿汇编另外两本著作：《偶像的黄昏》与《反基督》（两本书都在1888年完成）。

这时尼采的健康状况稍有改善，1888年的夏季里他都保持旺盛的写作精力。当年秋季的著作和书信中显示他已经开始对自己的地位和“命运”抱持更高的期望，他开始高估社会上对于他的著作的名声和肯定，尤其是在当时引起相当争议的《瓦格纳事件》一书。在完成《偶像的黄昏》与《反基督》两本书后，尼采在他44岁生日时决定替自己写下一本自传《瞧！这个人》，尼采在这本自传中希望读者认识到自己独特的一面：“听我说啊！我是这样独特而又这样杰出的人。不要把我与任何其他人混淆。”（考夫曼的英文译本）。在12月，尼采开始与剧作家奥古斯特·斯特灵堡通信，由于觉得自己的作品在国际上缺乏重视，尼采向一些以前的出版商买回自己作品的版权，企图将它们翻至其他的欧洲语言在国外出版。除此之外他还开始撰写《尼采反对瓦格纳》一书。

发疯和去世（1889—1900）

在1889年1月3日，尼采开始显露出精神状况不稳的征兆。有日在意大利都灵街上引起公众骚动后，尼采被意大利警方带回。当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至今已无从得知，经常流传的一说是尼采在卡罗·阿尔伯托广场看见一匹马被马夫鞭打，突然上前抱住马的脖子痛哭道：“我受苦受难的兄弟啊！”，接着便瘫倒在地上（巧合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有幕是主角拉斯柯尔尼科夫看见马遭到鞭打的场景。尼采曾称赞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唯一让我受益良多的心理学家”）。

在接下来几日里尼采寄出几封短信给他的几名朋友（包括布克哈特以及瓦格纳的妻子柯西玛在内）—这些信被称为“Wahnbriefe”（“发疯的信件”）。

在给布克哈特的信中尼采写道：“我已经被该亚法（新约圣经中陷害耶稣基督的祭司）套上脚镣了。去年我还被那些德国医师长期折磨。威廉皇帝、俾斯麦、还有那些反犹太主义者都被废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