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科洛·马基雅维利

尼科洛·迪·贝尔纳多·代·马基雅维利（意大利语：Niccolò di Bernardo dei Machiavelli；1469年5月3日—1527年6月21日），意大利政治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外交官。他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人物，被称为“近代政治学之父”，在政治哲学领域具代表性，他所著的《君主论》（又作《君主论》）一书提出了现实主义的政治理论，其中“政治无道德”的权术思想，被人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另一著作《论李维》则提及了共和主义理论。他的《战争艺术》一书，则讨论了兵役制度、练兵之法、行军、宿营、作战、工程等军事问题。

生涯

早年与教育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于1469年5月3日出生在佛罗伦萨的一个家境并不富裕的家庭。父亲贝尔纳多是法律博士，曾任教宗财政官；母亲巴托洛梅娅·内利出身佛罗伦萨商人家庭。他是家中第三个孩子，家中有两姊一弟。马基雅维利接受了人文主义教育，主要以拉丁文阅读古希腊哲学家和罗马作家的著作；他不懂古希腊语，但熟悉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普鲁塔克、波利比乌斯、修昔底德、西塞罗、塞涅卡、李维、塔西佗等人的作品。有关他1489年至1498年间生活的记载不多，这段时期佛罗伦萨经历了意大利战争、比萨脱离佛罗伦萨以及萨沃纳罗拉统治下的宗教政治变局。

佛罗伦萨共和国任职（1498—1512）

1498年，马基雅维利先后被任命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二国务厅秘书，以及自由与和平十人委员会秘书，负责外交和军事事务。此后十四年间，他代表共和国执行多次外交和行政任务。他曾前往法国宫廷与路易十二的大臣交涉，也曾被派往罗马涅观察切萨雷·博吉亚的行动。他从博吉亚身上注意到果断与审慎、武力与欺诈并用，以及迅速控制新征服地区的做法；这些经历后来成为《君主论》讨论新君主和权力巩固的重要背景。马基雅维利并非正式大使，而是承担需要收集情报、判断统治者意图的特别任务。

佛罗伦萨的雇佣军既昂贵又不可靠，马基雅维利主张建立由本地公民组成的民兵。1505年共和国批准征募公民军，马基雅维利参与组织和训练；1509年，这支军队协助佛罗伦萨重新征服比萨。此后，他在共和国政府中逐渐失去支持。1511年教宗儒略二世组织神圣同盟对抗法国，佛罗伦萨因与法国结盟而陷入不利局面。1512年，西班牙军队协助美第奇家族重返佛罗伦萨，共和国政权瓦解；马基雅维利被解除职务，并被要求缴纳保证金、接受财务审查。

下台、监禁与退隐（1512—1520）

1513年，马基雅维利因涉嫌参与反对美第奇家族的阴谋而被捕、监禁并遭受酷刑。同年3月，教宗利奥十世即位后颁布大赦，他获释并退居圣安德烈亚因佩尔库西纳。退隐期间，他继续关注佛罗伦萨和意大利的政治局势，与弗朗切斯科·韦托里等人通信，并在阅读古典著作和回顾从政经验的基础上写作。《君主论》约于1513年完成，献给洛伦佐二世·德·美第奇，希望借此重新进入佛罗伦萨政界；与此同时，他也撰写《论李维》，并在此后的交往中发展这部作品。他在写给弗朗切斯科·韦托里的信中，描述自己夜间换上宫廷服，在书房与古代思想家“交谈”数小时，并把阅读和历史经验视为政治知识的来源。

马基雅维利还在退隐时期写作《战争艺术》、喜剧《曼陀罗》以及讽刺和寓言作品《金驴记》《贝尔法哥》。这些作品显示，他的创作并不限于政治理论，也包括历史、军事、戏剧和诗歌。

晚年（1520—1527）

1520年，红衣主教朱利奥·德·美第奇（后来的教宗克莱孟七世）委托马基雅维利撰写《佛罗伦萨史》。克莱孟七世于1523年当选教宗后继续重用他；马基雅维利将《佛罗伦萨史》献给教宗，获得120金币酬劳，并继续承担佛罗伦萨的行政和军事咨询工作。他还为利奥十世撰写《佛罗伦萨国家改革论》。1526年，他受命就佛罗伦萨的城防和征兵提出建议。1527年，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的军队洗劫罗马，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再次失势，共和政体恢复。马基雅维利希望重新为共和国效力，却未获任用。同年6月21日，他因腹膜炎在佛罗伦萨去世，后葬于圣十字圣殿。

著作

君主论

《君主论》约于1513年写成，共分26章，讨论不同类型君主国的取得、维持与丧失，也涉及军队、统治者的声誉、臣民与权臣关系，以及政治行动与命运的关系。全书最后转向意大利的政治危机，呼吁一位新君主承担统一和解放意大利的事业。该书并未描绘一个抽象的理想国家，而是以历史案例和马基雅维利的外交经验分析政治权力如何形成和延续。

《君主论》是马基雅维利最知名的著作，但克里斯汀·高斯（Christian Gauss）在引言中认为本书并不能使人了解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的全部，又言“对于马基雅维利可谓不幸，因为这本书迅速地压倒了其他所有著作，而使他的大名完全依赖在这一本书上。”

在此书中马基雅维利阐述了一个君主（统治者）应该采用怎样的统治手段才能保住自己的政权。书中人性本恶的部分类似中国荀子、先秦法家思想，尤其在论证“君主应该不择手段达到目的”这一命题时，和韩非子继承申不害提出的“重术”观点不谋而合。马基雅维利所假设的人性本恶也反映出他认为必须使用残忍权力才能达成实际目标的主张。君主不该对于其臣民抱有完全的信赖和信任。对君主而言，受人畏惧比受人爱戴更为有利，因为前者可以凭借对惩罚的恐惧来维系权力，而后者的权威只能依赖于臣民的义务感。 作为一名政治理论家，马基雅维利强调“必要手段”（necessità），即有条不紊地运用武力或欺诈，包括彻底消灭整个贵族家族，以杜绝任何可能对君主权威构成挑战的威胁。

然而此书中马基雅维利更具开创性的部分，在于他对“新君主”（principe nuovo）现象的关注和论述，认为因世袭而来的君主由于人民已经习惯了旧政权，统治困难比新君主要来的少，世袭君主要做的只是小心维持其既有的制度；而新君主为了维持其夺取的土地，建构一套新的而恒久的权力架构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马基雅维利对此总结，为了稳定政权，君主在公众上必须保持完美的名声，但在私底下则必须采取许多本质邪恶的政治手段。

与其他著作不同的是，《君主论》并没有告诉读者一个理想的君主或王国应该是什么样子。马基雅维利透过众多例子解释了哪些君主得以成功取得统治并保持权力，这些例子来自于他在担任佛罗伦萨外交官时对各国政局的观察和对古代历史的研究。他的著作也代表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高潮，他在书中大量采用来自古代文献的历史例子。

如是不谨慎研读马基雅维利的论点，读者经常会以为《君主论》一书的中心思想是“为达目的而可以不择手段”—这其实是一种目的论的哲学观点，亦即只要目的正当，所有的邪恶手段也都是正当的。然而这只是对于马基雅维利的误读，因为马基雅维利也指出了邪恶手段的一些限制，首先，他指出只有维持稳定和繁荣才是国家可以追求的正当目标，个人为了其利益而不择手段则不是正当的目标，而且也不能正当化邪恶的手段。再者，马基雅维利并没有完全否定道德的存在，也并非鼓吹完全的自私或堕落。马基雅维利也说明了他所讨论的政治手段及其限制（必须要快速、有效、而且短期）。尽管如此，天主教会仍将《君主论》一书列入禁书名单，后来一些人道主义者如伊拉斯谟也大力批评这本书。

《君主论》一书在政治思想史上的主要贡献是彻底分割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虽然马基雅维利也强调道德的重要性，但君主所应该做的是将善良与邪恶作为一种夺取权力的手段，而不是目标本身。一个聪明的君主会妥善的平衡善良与邪恶。

实用主义是马基雅维利在整本著作中所遵循的主要原则，一个君主应该将其作为夺取和维持权力的方针指引。不同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理想的社会”并不是马基雅维利的目标。事实上，马基雅维利强调应该在必要时使用残忍的权力或奖赏，以维持统治的现状。

马基雅维利对于政治家如此评论：他背信弃义，掩盖真相，文过饰非，歪曲事实，以维持正义的表象，正义尽管没有实现，但永远是他矢言争取的目标。

马基雅维利之前以及之后许多思想家其实都对于国家有相同的认知：国家不是不道德，而是非道德；它有一半是在道德范围之外的！

论李维

《论李维》以罗马史学家李维《罗马史》前十卷为讨论基础，通常被视为马基雅维利最集中阐述共和主义思想的著作。全书分为三卷，借罗马历史探讨共和国的建立、法律与制度、军事力量、政治自由以及国家兴衰。马基雅维利强调，政治自由需要公民参与公共事务，也需要有能力自卫的公民军队；共和国内部的社会冲突若能经由法律和制度表达，也可能推动自由制度的形成。这部作品也常被视为《君主论》的姊妹篇。

《论李维》是对李维《罗马史》前十卷的研析，马基雅维利总结了一系列的历史教训，描述了共和国应该如何成立、架构，涵盖了对权力制衡、政治权力分立的好处、以及共和国比君主国优秀之处。例如，为了拯救一个腐败的共和国，必须通过暴力手段将其“复归为君主体制”。 他为罗慕路斯杀死兄弟雷穆斯及共治者提图斯·塔提乌斯辩护，认为罗慕路斯的行为是为了建立“文明的生活方式”，即一个拥有共和国法律基础的王国。

学者们对《论李维》与《君主论》之间的一致程度存在分歧，因为马基雅维利经常将共和国的领导者称作“君主”。 他甚至有时似乎以顾问的身份为暴君提供建议。 其他学者指出，马基雅维利笔下的共和国具有扩张性和帝国主义特征。在《论李维》一书中，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哲学初露端倪，对之后法国的卢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民约论》中，卢梭就多次引用了马基雅维利的著作。

《战争艺术》于1521年出版，以对话形式分为七卷，讨论征兵、军队编制、训练、行军和作战。马基雅维利反对把国家防务长期交给雇佣军，主张以本国公民组成的军队作为共和国和国家安全的基础。

《佛罗伦萨史》受命于1520年，叙述佛罗伦萨的历史至1492年。马基雅维利将派系斗争和社会冲突视为理解佛罗伦萨政治发展的重要线索，并讨论贵族、平民、军事制度与政治腐败之间的关系。他批评当时佛罗伦萨人过度追求衣着、娱乐和机智言辞，并把伤害他人的本领误当成才能。

其他的著作

《战争艺术》 （Dell'arte della guerra） 1519-1520

《关于日耳曼国家的报告》 （Ritratti delle cose dell'Alemagna） 1508-1512

《关于法国的报告》 （Ritratti delle cose di Francia） 1510

《佛罗伦萨史》 （Istorie fiorentine） 1521-1525

《阴谋论》

剧本

《曼陀罗》 （La Mandragola） 1518

《克丽齐娅》 （Clizia） 1525

诗歌

《十年记》 （Decennali） 1504

《金驴记》 （L'asino） 1517-1518

《歌四章》 （I capitoli）

《狂欢节之歌》（Canti carnascialeschi） 1502-1524

散文

《贝尔法哥》 （Belfagor arcidiavolo） 1518-1527

《玩乐协会章程》 （Capitoli per una compagnia di piacere）

《劝忏悔》 （Esortazione alla penitenza）

《非洲迫害史》 （Libro delle presecutione d' Africa）

《佛罗伦萨人物品格》 （Nature di uomini fiorentini） 1520

《杂谚》 （Sentenze diverse）

《关于语言的对话》 （Discorso o dialogo intorno alla nostra lingua） 1515-1516

《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传》 （Vita di Castruccio Castracani）

政治哲学

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有多种解释：有人把他视为将政治与传统道德标准分离的现实主义者，也有人强调他在《论李维》中对公民自由和共和制度的支持。讨论其思想时，需要同时考察《君主论》和《论李维》，而不能只凭《君主论》推断他主张一套适用于所有情境的统治术。

与传统政治哲学的分歧

马基雅维利从实际政治中的权力关系、战争、制度和行动后果出发，与把政治主要理解为培养统治者德性、追求理想生活的传统形成张力。列奥·施特劳斯认为，他使政治哲学与传统道德目标发生根本分离；在施特劳斯的叙述中，霍布斯后来把这种转向系统化。另一些解释则强调，马基雅维利不是简单否定道德，而是指出统治者在国家存亡、公共秩序与个人德性相冲突时必须作出选择。

《君主论》讨论的重点不是抽象的理想君主，而是权力如何取得、维持和失去。马基雅维利认为，判断政治行动时，不能只看行动者是否遵守私人生活中的常规道德，还要考察行动的必要性、后果及其对共同体安全的影响。由此产生的争论，既涉及政治与道德的边界，也涉及现实主义究竟是在描述政治，还是在为某种政治伦理辩护。

政治是科学、技艺还是修辞实践

马基雅维利以外交经历和古代历史案例为政治判断的依据。他反复比较不同统治者在相似处境中的做法，尝试从历史中辨认政治行动的条件；这使一些读者把他视为经验政治研究的先驱。不过，他的著作并非以实验或形式化演绎建立一套普遍定律。政治判断仍须解释具体情境、预估后果，并在变化中选择行动。另一种解释把他的写作视为政治技艺和修辞实践：历史事例既用来说明权力如何运作，也用来劝说读者采取行动。因此，他的政治分析既重视事实，也围绕公共目标和行动选择展开。

国家概念

《君主论》使用的意大利语“国家”（stato）逐渐指向取得和运用政治权力的领土与政权。学者对马基雅维利是否已经提出现代意义上非人格化国家的概念仍有分歧：一种解释强调他把国家看作在一定领土上拥有权威的制度；另一种解释指出，在他所处的时代，“国家”仍可能指某位统治者或家族对城市机构的控制。较明确的是，马基雅维利把独立的军事力量、法律和政治制度视为国家安全的重要条件，并反对把防务完全交给雇佣军。

人性、宗教与政治

马基雅维利从人的欲望、野心、恐惧和对安全的追求分析政治，不把秩序寄托在统治者或公民始终无私的假设上。法律和制度的作用，正是在这些动机彼此冲突时安排权力、约束行动并维持共同生活。他也把宗教视为影响公共生活的力量：《论李维》讨论古罗马仪式和信仰如何支持法律权威、公民纪律与军事行动；他同时批评某些基督教解释容易使人把注意力转向来世，从而削弱对现世荣誉和公共事务的投入。研究者对他与宗教的关系有不同判断：有的强调政治摆脱了宗教权威，有的则指出他关心的是如何把宗教组织成服务共同体的力量。

政治思想的主要主题

社会冲突、法律与自由

马基雅维利认为，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冲突是城市政治中持续存在的张力。《君主论》把这种差异概括为：平民不愿受压迫，权贵则希望发号施令。冲突可能导致君主制、自由或失序，关键在于政治制度如何处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