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兹·鲍亚士

弗朗茨·博厄斯（德语：Franz Boas，1858年7月9日—1942年12月21日），是德国裔美国人类学家，现代人类学的先驱之一，享有“美国人类学之父”的名号；他也是语言学家，美国语言学研究的先驱。他开创了人类学的四大分支：体质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以及文化人类学。如同许多当年的先驱者，博厄斯的学科训练来自其他学科；他获得物理学博士，并从事地理学的博士后研究。他将科学研究方法运用于人类文化与社会的研究，这个领域先前根植于围绕着奇闻轶事的巨型理论论述。

早年生活与教育

弗朗茨·博厄斯生于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明登市。虽然他的祖父母是不折不扣的犹太人，其双亲却如同大多数的德籍犹太人，依循着启蒙时代的价值观，其中包括与现代德国社会同化。博厄斯对其犹太背景十分敏感，虽然他口头上驳斥反犹太主义，并拒绝改信基督教，但他从不认同自己是犹太人；事实上，依据他的传记作者所言：“他是一个‘族群定义上’的德国人，在美国保存并提倡德国文化与价值”。在一篇简短自传中，博厄斯写道：

我早年的思想背景来自一个德国家庭，其中1848年革命的理想是一股活跃动力。我的父亲是自由主义者，但并不热衷于公众事务；我的母亲是理想主义者，对公众议题非常感兴趣；他们在1854年于我的家乡创立了幼稚园，致力于科学。我的父母砸碎了教条的枷锁。我父亲对他双亲的家庭礼仪，依然保持着一份情感，但并不允许这份情感影响他的知识自由。

博厄斯从早年在明登市福禄贝尔幼稚园的经历，到他在文理中学的学习中，接触了博物学并对它产生兴趣。在他在“文理中学”的工作中，他最感兴趣与自豪的是植物地理分布研究。然而，在博厄斯就读大学后，起先在海德堡大学，后来到波恩大学──他在波恩加入Burschenschaft Alemannia兄弟会，并终身参与它的活动──他关注的却是数学和物理学（尽管他也选修一些地理学课程）。他当时有意前往柏林学习物理学，但为了更亲近家人而选择基尔大学，他在那里向卡思登学习物理学。博厄斯希望从事有关常态分布的高斯定理研究，而卡思登却引导他研究水的光学特性；该研究成为他博士论文的基础。

1881年，博厄斯在基尔大学获颁物理学博士学位；他对他的论文并不满意，反而对从事研究期间深感困扰的感知问题产生了兴趣。当博厄斯在海德堡修习库诺·费雪的美学课程时，以及在波恩修习首屈一指的康德主义哲学家班诺·厄德曼（Benno Erdmann）的课程时，他已对康德学派思想产生兴趣。该兴趣促使他转向“精神物理学”，关注物理学之中的心理学和认识论问题的一门学问。他再度考虑前往柏林向赫尔曼·冯·亥姆霍兹学习精神物理学，但是精神物理学在当时的地位并不确定，而且博厄斯并未受过心理学训练。

毕业后的研究

巧合的是，提欧伯·费雪（Theobald Fischer）已移居到基尔，且博厄斯已将地理学视为一条途径，用以探索他对介于主观经验与客观世界间的关系，所逐渐增长的兴趣。在当时，德国地理学家们在讨论文化变异的原因这个议题上，分为两派。许多人主张，自然环境是主要决定因素；但其他人（特别是瑞特佐Friedrich Ratzel）试图证明，思想透过人类迁移而传播是更重要的。1883年博厄斯前往巴芬岛从事地理学研究，探讨自然环境对于当地因纽特人迁移的影响。这是博厄斯的许多民族志田野工作的第一个，他摘录田野笔记，撰写他第一本专著：《中央爱斯基摩人》（The Central Eskimo，1888）。

博厄斯与巴芬岛的因纽特人共同生活并从事研究，而且他对于探讨人们的生活方式，发展出终生的研究兴趣。

博厄斯记述，在北极圈冬季的永夜期间，他与旅行同伴迷路，被迫继续驾着雪橇达26小时之久，穿越冰层、软雪、以及降到零下四十六度的低温。后来，他们安全到达一处遮蔽处休息，并从“饥寒交迫”中恢复过来。第二天，博厄斯在他的信函日记中写下：

我经常自问，我们的完善社会胜过于这些“野蛮人”的优点是什么，而且发现，当我越是看到他们的风俗，越觉得我们没有权利鄙视他们......。没有权利因为他们的生活形式与迷信，在我们看来似乎相当可笑，而责怪他们。相对来说，我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糟糕...。

博厄斯在同一封信继续解释：“因此，个人可为人类提供的所有贡献，必须用在提倡事实”。他被迫依赖不同的因纽特群体来取得所需的一切，从方位与食物到遮蔽处与友谊。这是艰困的一年，充满着许多极大的困难，包括受到一次又一次疾病、不信任、黑死病与危险等等的袭击。博厄斯成功探索了许多未曾调查的区域，并发现独特的民族志事实，但漫长冬季与寂寞的越过危险地形的长途跋涉，迫使他探索他的灵魂，为他做为科学家与公民的生命找寻方向。

博厄斯对于原住民社群的兴趣，在他任职于柏林皇家民族学博物馆（今柏林民族博物馆）时逐渐增长。他在柏林经过介绍而结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Nuxálk族的成员，触发他与太平洋西北海岸第一民族建立终生的关系。博厄斯回到柏林以完成其研究，在1886年（在亥姆霍兹的支持下）成功地对其大学任教资格论文《巴芬陆地》（Baffin Land）进行答辩，并被任命为地理学“无薪大学教师”（privatdozent）。

当博厄斯在巴芬岛时，他开始发展对于非西方文化研究的兴趣，更进一步于1885年前往位在柏林的皇家民族学博物馆，与体质人类学家鲁道夫·菲尔绍和民族学家阿道夫·巴斯蒂安共同工作。两年前（1883年），博厄斯为了准备前往巴芬岛探险，曾向菲尔绍学习解剖学。当时，菲尔绍卷入一场与他昔日学生恩斯特·海克尔之间对于演化的喧嚣争论。海克尔在阅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后，决定放弃他的医生职涯，改而研究比较解剖学，而且不遗余力地在德国推广达尔文的思想。然而，如同其他大多数在1900年重新发现孟德尔遗传学以及1918年现代综合理论发展之前的自然科学家，菲尔绍觉得达尔文的理论很薄弱，因为他们缺乏一套细胞突变的理论；因此，菲尔绍偏爱拉马克学派的演化模型。该争论在地理学家中引起共鸣，拉马克论者相信环境力量可以促成有机体快速与持久的变化，该变化并没有遗传原因；因此拉马克论者和环境决定论者时常发现他们处在争论的同一方。

而博厄斯与巴斯典更为密集地工作，后者以其对环境决定论的反感而著名。取而代之的，他试图证明“人类心智一致性”，这是一个信念，所有的人类都具有相同的知识能力，以及所有文化都基于相同的基本心智法则。他试图证明，习惯与信仰的变异是历史偶然事件的结果；该观点呼应博厄斯在巴芬岛的经历，并吸引他转向人类学。

在获得大学任教资格后，博厄斯经由美国纽约前往加拿大不列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旅程。1887年1月，他在纽约获得《科学》杂志的助理编辑一职，为了远离德国愈演愈烈的反犹太主义与民族主义，以及对地理学家而言极其有限的学术机会，他决定留在美国。

除了在《科学》杂志的编辑工作，博厄斯还在1888年获得了美国克拉克大学人类学讲师（dozent）的职位，但他在克拉克大学的机会有限，因为这所大学并未设立人类学系；而且，他担心校长斯坦利·霍尔对其研究的干涉。1892年，博厄斯加入了大批其他克拉克大学教师的辞职行列，以抗议霍尔侵犯学术自由；此后他于1893年被任命为芝加哥哥伦布纪念博览会人类学首席助理。

十九世纪末论辩

科学对立于历史

某些学者，如博厄斯的学生阿尔弗雷德·路易斯·克鲁伯，认为博厄斯运用其物理学研究模式，做为进行人类学研究的方针。但其他许多人，如博厄斯的学生亚历山大·莱瑟（Alexander Lesser），以及后来的研究者如玛丽安·史密斯（Marian W. Smith）、赫伯特·刘易斯（Herbert S. Lewis）和马蒂·班佐（Matti Bunzl），指出博厄斯明确拒绝物理学，而是支持以历史学做为他的人类学研究模式。

此种科学与历史间的差别源自于19世纪的德国学术界，他们区分Naturwissenschaften（科学）与Geisteswissenschaften（人文学），或区分Gesetzwissenschaften（提出定律的科学）与Geschichteswissenschaften（历史学）。一般而言，在这两组术语之中，前者指涉对于受客观自然法则支配之现象的研究，后者指涉那些只有从人类感知或经验的角度来看，才会具有意义的现象。在1884年，康德哲学学派哲学家威廉·文德尔班创造了律则式（nomothetic）和个殊式（idiographic）这两个名词，以描述这两个方向殊异的方法。他观察到多数科学家混合使用此两种方法，但比例各不相同；他将物理学视为律则式解释的绝佳范例，而历史学则是个殊式解释学科。而且，他主张这两者每个都源自于康德对于理性的两种“兴趣”之一，这是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到的──其一为“归纳”（generalizing），其二为“详细说明”（specifying）。（文德尔班的学生海因里希·李凯尔特在〈自然科学概念形成的限制：对历史科学的逻辑性介绍〉一文中，阐述了这个差别；博厄斯的学生阿尔弗雷德·路易斯·克鲁伯和爱德华·萨丕尔大量依赖这篇文章来界定他们的人类学方法。）

尽管康德认为对理性的这两种兴趣是客观与普遍的，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区别已在德国被制度化，这是透过在启蒙运动之后的学术研究与教学组织。在德国，启蒙运动由康德本人所主导，他试图建立一些植基于普遍理性的法则。在对康德的回应中，德国学者如赫尔德主张人类的创造力，必然采取不可预测与高度变异的形式，而且与人类的理性同样重要。1795年，伟大的探险家与博物学家威廉·冯·洪堡呼吁建立一套人类学，结合康德与赫德的兴趣。洪堡于1809年创立柏林大学，他的地理学、历史学与心理学著作，也提供博厄斯赖以使其知识倾向趋于成熟的环境。

在洪堡学派传统下从事研究的历史学家，发展了一些概念，成为博厄斯学派人类学的核心思想。兰克将历史学家的任务界定为“全然如实呈现历史确实的样貌”，这是博厄斯经验论的基石。威廉·狄尔泰强调了“理解”在人类知识的中心地位，并强调一个历史学家的经历可提供一个基础，用于对一位历史行动者的处境，产生一种感同身受的理解。对博厄斯而言，两者的价值可引述歌德的话而完美表达：“一个个别行动或事件是令人感到有兴趣的，这不是因为它是可解释的，而是因为它是真实的。”

这些思想对博厄斯的影响，显现于他1887年的短文〈地理学研究〉（"The Study of Geography"），其中他区别了自然科学(试图探索决定现象的某些法则)与历史科学(寻求从现象自身的角度，对现象产生一个彻底理解)。博厄斯主张，就这个意义来说，地理学确实是而且必须是历史的。1887年，在他的巴芬岛探险之后，博厄斯写下了《民族学分类的原则》（"The Principles of Ethnological Classification"），在文中他发展了这一论点，运用于人类学：

民族学现象是人类的体质与心灵特质的产物，也是这个特质在周遭环境影响下发展的产物……“环境”是国家的外在条件，也是社会学现象，换言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对现有环境的研究是不够充分的：人群的历史，透过人群的迁移而传递的这些区域的影响力，以及他们所接触的人群，都必须纳入考虑。

这个陈述呼应了瑞特佐对于人类迁移和文化接触的历史过程的关注，以及巴斯典对环境决定论的拒斥。它也强调了文化如同一个脉络(context)（“环境 (surroundings)”），以及历史的重要性。这些是博厄斯学派人类学（马文·哈里斯后来称之为“历史特殊论”）的注册商标。引导了博厄斯往后十年的研究，以及他对往后学生的指导。（参阅[Lewis 2001b]有别于哈里斯的观点。）

虽然脉络和历史是博厄斯将人类学理解为“Geisteswissenschaften”（人文学）和“Geschichtswissenschaften”（历史学）的基本要素，博厄斯学派人类学仍与“Naturwissenschaften”（科学）具有一个共同的基本要素：经验论。在1949年，博厄斯的学生阿尔弗雷德·路易斯·克鲁伯总结了一些经验论法则，这将博厄斯学派人类学界定为一门科学：

科学方法是始于问题，而不是始于答案，至少对所有的价值判断而言。

科学是不带感情的研究，也因此不能完全取代任何一种“已在日常生活中明确表述的”意识型态，因为这些意识形态本身不免在传统上或规范上，带有情绪成见的色彩。

彻底的全有或全无、黑与白的判断方式是极权主义态度的特征，而且在科学之中不具任何地位，科学的本质是推论与公正的。

直生论对立于达尔文进化论

博厄斯及其学生的最伟大成就之一，是他们对当时的体制、社会与文化的演化理论潮流的批判。这一批判是博厄斯在博物馆工作和他在人类学四大分支工作的核心。

基于这项理由，某些人主张博厄斯派人类学与达尔文的进化论相冲突。这个论点是没有根据的，且错误地设想人们经常使用“演化”一词来指称同一事物。实际上，博厄斯支持达尔文的理论，尽管他并不认为它可以自然而然地适用于文化和历史现象。博厄斯学派所嘲笑与拒斥的是当时盛行的直生论。直生论是一个确定的或目的论的演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变异是向前推进的，而与自然选择无关。鲍亚士拒斥这套由爱德华·伯内特·泰勒、路易斯·亨利·摩尔根以及赫伯特·斯宾塞所发展的盛极一时的社会文化进化论，并不是因为他反对“演化”概念本身，而是他赞同达尔文的演化观而反对直生论的演化观。

这些盛行的文化演化理论与达尔文的理论之间的差异不能被夸大：这些理论家主张，所有社会的进步都历经以一套相同次序中的几个相同阶段。因此，尽管博厄斯在巴芬岛所研究的因纽特人，与他在担任大学研究生时所研究的德国人，两者是同时代的，但演化论者主张因纽特人处于他们演化的早期阶段，而德国人在晚期阶段。这呼应着一个流行的对达尔文的误读，人类是源自于黑猩猩。实际上，达尔文主张黑猩猩和人类同样是演化而来的。足以描写达尔文理论的特性的是，它关注某个物种转变成另一个物种的“过程”；“适应”是解释某一物种及其环境间关系的关键法则；以及“自然选择”做为一个转变机制。相对地，摩尔根、斯宾塞与泰勒极少提及转变的过程和机制。

除此以外，达尔文透过对大量经验资料的谨慎检视而建立其理论。博厄斯学派研究显示，事实上文化演化论者的每个主张都与资料相矛盾，或反映了对资料的深刻误解。正如博厄斯的学生罗伯特·罗维所评述的：“与某些关于这项主题令人误解的陈述相反的是，并没有任何可信赖的反对演化观念的论点，是经过科学方法证实的，尽管仍有一些对于演化形而上学的坚强敌意，扭曲了确立的事实。”

在一份未出版的讲稿中，博厄斯描述了他归功于达尔文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