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斯·施蒂纳

约翰·卡斯巴·施密特（德语：Johann Kaspar Schmidt；1806年10月25日—1856年6月26日），笔名麦克斯·施蒂纳（德语：Max Stirner），德国后黑格尔主义哲学家，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主要研究异化论与自我概念。施蒂纳与蒲鲁东并列为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其亦被视作虚无主义、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理论、后现代主义与利己主义的先驱。

1816年，施蒂纳生于巴伐利亚的拜罗伊特。而后，施蒂纳就读于柏林大学与爱尔朗根大学，后担任柏林一家女子中学的教师。1840年代，深受黑格尔影响的施蒂纳积极参与青年黑格尔派运动，成为柏林“自由人”小组的主要成员。期间，他于1842年为马克思主编的《莱茵报》撰稿，创作了《我们教育的错误原则》、《艺术与宗教》等论文，表露其个人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倾向。1844年，施蒂纳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出版，进一步发展出利己无政府主义理论，轰动了德国思想界。马克思、恩格斯为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开辟“圣麦克斯”章，全面批判了施蒂纳的理论。晚年的施蒂纳曾做牛奶生意，后来破产，陷入贫困之中。1856年，由于昆虫叮咬后的感染，施蒂纳病逝，终年49岁。

生平

早年生涯（1806年-1826年）

1806年10月25日，麦克斯·施蒂纳生于巴伐利亚拜罗伊特的一个市民家庭，其原名为约翰·卡斯巴·施密特。由于其前额较宽，他在中学时期获得了“施蒂纳”的绰号，这一绰号后来被他用作笔名，从而为人熟知。有关施蒂纳的生平记述甚少，为数不多的资料大多来自-德国作家英国约翰·亨利·马凯的《麦克斯·施蒂纳的生平和著作》（Max Stirner – sein Leben und sein Werk）一书。约翰·亨利·马凯是支持利己无政府主义的作家，其花费近三十年时间研究施蒂纳，并向施蒂纳的故交广泛征集一手材料，因此此书的叙述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麦克斯·施蒂纳是两位路德宗信徒阿尔贝特·克里斯蒂安·海因里希·施密特（1769年-1807年）与索菲娅·埃莱诺拉·赖因莱因（1778年–1839年）的独生子 。他的父亲阿尔贝特是一位制笛工匠与肖像画家，在施蒂纳不到七个月大的时候，即因结核病病逝。1809年，施蒂纳的母亲索菲娅与经营药房的海因里希·巴勒施泰特再婚，并携施蒂纳迁往西普鲁士的库尔姆（今属波兰）定居。同年，施蒂纳同母异父的妹妹约翰娜·弗里德里卡于库尔姆出生，但她只活到了3岁。1818年，12岁的施蒂纳回到故乡拜罗伊特读书。并由姑母照管。他进入克里斯蒂安-埃内斯廷文理中学就读七年，学习成绩常居班级前六名。中学毕业考试时，施蒂纳排名第三，获得“非常优秀”（Sehr würdig）的评语 。

求学与就业（1826年-1839年）

1826年秋，施蒂纳进入柏林大学攻读哲学专业。在柏林大学的两年时间里，施蒂纳积极学习，每周听课时长达到22小时。此外，他兴趣颇广，对逻辑学、神学、希腊文学、地理学等学科均有涉猎。施蒂纳接受过著名哲学家施莱尔马赫与黑格尔的直接教诲，且多次参与黑格尔的讲座，听黑格尔讲授哲学史、宗教哲学、精神哲学等方面的知识。1828年，施蒂纳转往爱尔朗根大学就读，学习神学、逻辑学与形而上学，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为同期校友。1829年，施蒂纳进入柯尼斯堡大学就读。由于家庭问题，他不得不照看精神日渐失常的母亲，实际上中断了学业。1832年10月后，施蒂纳回到柏林完成学业，并打算考取教师资格证。

然而。施蒂纳的学业并不顺利：因为自身疾病的缘故，他未能认真准备几门必考课程。另外，施蒂纳的母亲完全陷入精神失常，前去柏林住院治疗，耽搁了他的备考计划。虽然施蒂纳在1834年3月正式结束了学习，但直到同年11月，他才交出考试要求的一篇论文与一篇译作。施蒂纳提交的论文是《论校规》，这是他现存最早的哲学作品。由于全文体现了一种极为抽象的黑格尔主义观点，因而论文并未获得考官的好评。1835年4月，施蒂纳参与面试，成绩不佳。主考官称：施蒂纳虽然具有思辨能力，但他对《圣经》缺乏准确的理解，且不具备历史学、哲学与语文学所必需的基本逻辑素养。最终，施蒂纳仅获得在中学任教的有限教师资格。施蒂纳向皇家勃兰登堡学校委员会申请正式的教职任命，但遭拒绝。无奈之下，施蒂纳只能在柏林的一所皇家实科中学，担任为期18个月的无薪实习教师，教授拉丁文。

1837年，施蒂纳因继父逝世，获得一笔微薄的遗产。同年12月12日，施蒂纳与女房东的女儿阿格内斯·布茨（1815年-1838年）完婚。布茨没有受过太多教育，仅是一位普通的妇女，她在次年8月29日逝于分娩后的并发症。施蒂纳虽然失去了妻子与孩子，但对他而言，这件事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事业有成（1839年-1844年）

1839年，33岁的施蒂纳终于获得正式的教职任命。他在柏林的一所私立女子中学（由格罗皮乌斯夫人所有）担任教师，讲授文学与历史。施蒂纳在女子中学任教的五年，是他人生中最平稳、最有成就的时期。他的薪资虽不算高，但收入稳定，且受到同事与友人的尊敬。每天下午与晚上，施蒂纳都有足够的时间供他自由支配，这也使得他能够频繁地去啤酒馆参与聚会。

1840年代初，在柏林城内，一些对现状不满的知识分子经常在咖啡馆、啤酒馆与俱乐部聚会，对社会议题进行批判与辩论。其中最为活跃的小组自称为“自由人”，这一小组以20-30岁的记者、编辑、教师、学生与军官为主，固定在腓特烈大街的希佩尔啤酒馆聚会。许多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都参与过“自由人”小组的聚会，包括该小组的“思想领袖”布鲁诺·鲍威尔、阿尔诺德·卢格、恩格斯和马克思。1841年末起，施蒂纳开始参与“自由人”小组的聚会，他虽为“自由人”小组的常客，但很少参与讨论，而是抽着雪茄，默默地在一旁倾听，偶尔才向旁边的人发表几句讽刺性的评价。由于马克思在1841年7月离开柏林，因此施蒂纳与马克思并没有直接往来。不过施蒂纳曾多次与恩格斯交流。

晚年的恩格斯曾在1889年《致麦克斯·希尔德布兰德》中回忆道：“我同施蒂纳很熟，我们是好朋友。他是一个善良的人，远非像他在自己的《唯一者》一书中对自己所描写的那样坏，不过多少带点学究气，这是他在教书的年代里养成的。我们对黑格尔的哲学进行了很多辩论……我在柏林居住的后期同施蒂纳见面少了……当他的书出版时，我们已经是分道扬镳了”。

施蒂纳在自由人小组的聚会上认识了玛丽·德哈尔特。玛丽是一位样貌娇小、优雅的金发美女。她大胆泼辣，拥护新式思想，且有数万塔勒的遗产，但她在自由人小组的聚会辩论中并没有任何突出表现。施蒂纳爱上了这位女子，并于1843年10月21日举行婚礼。这场婚礼后来被地方报纸刊登，以表明“自由人”小组成员的狂放不羁、不拘小节。

二人的婚礼在施蒂纳的公寓举行，整场婚礼都相当随意。当婚礼司仪马洛特牧师到达现场时，他并没有发现新娘的身影，而新郎施蒂纳却与他的两位证婚人布鲁诺·鲍威尔与路德维希·卡尔玩牌，后来新娘才穿着日常的便服，来到婚礼现场。马洛特临时要取用《圣经》，却怎么也找不到。当马洛特要求新郎与新娘戴上结婚戒指的时候，他却发现二人并未事先准备结婚戒指。布鲁诺·鲍威尔趁机从钱袋里掏出两个黄铜戒指，将其当作金质的结婚戒指，交由马洛特使用。事后，马洛特礼貌地拒绝了晚宴邀请，并离开婚礼现场。

1844年11月，施蒂纳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由维干德出版。施蒂纳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与费尔巴哈和鲍威尔论战，但施蒂纳在这本书中同样反对威廉·魏特林等共产主义者和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等无政府主义者的理念。

晚年生涯（1844年-1856年）

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出版后不久，施蒂纳辞去了教职，而后转入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与让-巴蒂斯特·萨伊的著作翻译工作。由于卸职的施蒂纳没有稳定收入，他的生活陷入了拮据之中。为了维系生活，没有从商经验的施蒂纳居然拿着妻子玛丽的钱，在1845年开了一家牛奶铺，从事乳品生意。然而，由于没有找到销路，施蒂纳的牛奶铺经营不善，以至于在数天内，牛奶铺所在的伯恩布格街都充斥着酸牛奶的味道，牛奶铺不得不倒闭。施蒂纳与玛丽的婚姻关系自此破裂，玛丽指责施蒂纳“过于自私”，并称他既无能又爱虚荣。1846年底，玛丽离开了施蒂纳，独自前往英国伦敦。1850年，玛丽正式办了离婚手续。在玛丽晚年的时候，施蒂纳的传记作家约翰·亨利·马凯亲赴伦敦，打算采访这位施蒂纳的遗孀。可玛丽却不想与马凯会面，也不想向马凯回忆这段她试图忘却的婚姻经历。玛丽仅给马凯写了一封信，表明她对施蒂纳从来没有爱过，也从来没有尊敬过。

施蒂纳的晚年是孤独且凄凉的。1853年至1854年，穷困潦倒的施蒂纳两次因债务入狱，为期56天。才思几近枯竭的施蒂纳并没有任何创作，他仅在1852年编写了《反动史》，对埃德蒙·伯克与奥古斯特·孔德的著述进行摘译与少数评述。1856年5月，施蒂纳的脖子被有毒的飞虫叮咬，随后便发高烧。高烧延续数周后，因血液受到感染，施蒂纳于1856年6月26日病逝，终年49岁。他简陋的葬礼在柏林索菲恩格德二号公墓举办，来者寥寥，不过施蒂纳的两位证婚人布鲁诺·鲍威尔与路德维希·卡尔参与了葬礼。当时只有一两家报纸在葬礼结束后之间简短地一手报导了“《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作者”死讯外。

哲学思想

施蒂纳的哲学主要体现于其主要的哲学作品《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他的哲学观被认为对虚无主义、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及个人无政府主义、后无政府主义和后左派无政府主义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施蒂纳本人反对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人文主义、自由主义、财产权和民族主义，他认为这些都是权威支配个人的不同形式，进而无法与他的个人主义哲学调和，他的这一观点影响了许多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和后左翼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常见问答》的作者们称“在苏格兰格拉斯哥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中，许多人接受了施蒂纳的‘利己主义者的联盟’，并将其作为他们在1940年代及以后所传播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根基”。同样，著名的无政府主义历史学家麦克斯·奈特劳称：“在阅读施蒂纳的著作时，我认为只能在社会主义的层面上对他的著作进行诠释”。施蒂纳是个反资本主义者，同时也是亲劳工运动者，施蒂纳曾抨击道“私有财产造成的劳动分工使工人的自我和个性逐渐消亡”，并且称“自由竞争并不是‘自由的’，因为我没有进行竞争的实物。[……]在市民等级的统治下，劳动者经常落入有产者的手中，即落入那些掌握任何国家财产的人的手里，特别是落入掌握货币和财产者，即资本家手里[……]。工人不能按照他的劳动对于享受者所占价值的程度来取得等价报酬。[……]国家建立在对劳动的奴役基础之上。如果劳动自由了，那么，国家就将消失”。施蒂纳认为，“劳动有利己主义的特点，工人是利己主义者”。

施蒂纳本人并不反对某些意识形态所进行的斗争，例如社会主义、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人文主义以及对人权的拥护。不过，他反对他们的法律抽象性和理想抽象性，这一点使他既不同于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者（如无政府资本主义和右派自由意志主义），也不同于法西斯主义的超人说理论，因为施蒂纳仍然将个人置于中心，而不是神圣的集体。至于社会主义，施蒂纳曾经给莫泽斯·赫斯写过一封信，信中称“我一点也不反对社会主义，但我反对神圣化的社会主义；我的自私并不反对爱[……]亦并不反对牺牲或自我否定[……]尤其不是社会主义的反对理论[……]——简而言之，它不仇视真正爱好；它不反对爱，但反对神圣化的爱，它不反对思想，但反对神圣化的思想，不反对社会主义者，但反对神圣化的社会主义”。

利己主义

施蒂纳的利己主义是纯粹描述性的内容，这些内容试图超越“应该”这一概念本身。如果试图将施蒂纳纳入当代人的思维模式中，就会忽视这一点。施蒂纳认为，个人是不可能被完全理解的。所有单纯的自我概念总会不足以完全描述我们经验的本质。施蒂纳的思想被广泛地认为是对心理利己主义和理性利己主义的描述。因此，尽管施蒂纳曾写道“我的自私并不反对爱[……]亦并不反对牺牲或自我否定[……]”，但这种私利必然是主观的，允许包括自私和利他的规范性要求。

这里的私利亦不同于“安·兰德等人的狭隘的、自我否定的‘利己主义’”，因为施蒂纳“没有规定什么符合人的私利。他没有因为他喜欢某种方式就说你应该以某种方式行事，他没有重新定义自私，这让大部分资产阶级的道德保持不变。他敦促每个人为自己思考，寻找属于自己的道路。对于施蒂纳来说，自私地、丧气地过着由某个大师决定的、某个权威人物认可的生活绝对不符合他口中的‘利己主义’。真正的利己主义不是鹦鹉学舌般地同意他所阐述的一切。没有什么比创立‘施蒂纳主义’更不符合施蒂纳著作宗旨的事了”。在这种意义上，将施蒂纳和无政府共产主义结合起来的唐纳德·鲁姆曾写道“我很高兴能被称为施蒂纳式的无政府主义者，但前提是‘施蒂纳式的’是指赞同施蒂纳总体的理论倾向，而不是赞同施蒂纳的每句话。请根据我论点本身，而非根据施蒂纳的论点，也非根据我的论点是否符合施蒂纳的思想，来评判我的论点”。

个人的自我实现依赖于个人实现其利己主义的意愿。被强迫的利己主义者和自愿的利己主义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会被一种“空想”所占有，进而认为他在实现某种崇高的事业，而通常不知道他只是在实现自己的欲望，追求快乐感或安全感。而自愿的利己主义者将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且能充分意识到他只是在满足施蒂纳所说的个人欲望：

有这样一种尚没有认识自己的利己主义者，这是“非本意的利己主义者”[……]简言之，这种利己主义者不愿意成为利己主义者。他还贬低自己，即与他的利己主义作斗争；同时，他之所以要自我贬低，恰恰是为了使自己“变得崇高”，即为了满足他自己的利己主义。只有对这样的利己主义者来说，才存在神圣的东西。因为他想要自戒，不做利己主义者，他在天上地下四处搜索他为之效劳、并为之牺牲的更为崇高的本质；然而尽管他自己感到震惊并束身修行，最终他的所作所为却均是为他自己[……]为此我把他称为非自愿的利己主义者[……]你作为非本意的利己主义者恰恰没有认识到高于你的你，即你并不只是创造物，而同样是你的创造者；因而“更高的本质”对你来说是一个外来之物。[……]外来性是“神圣物”的一个标志。